打开世界地图，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笼罩在腐败之中。拉丁美洲、亚洲、非洲，贫穷的国家，人民衣不遮体，食不裹腹，而国家的权贵们则花天酒地，住的是洋楼别墅，开的是奔驰宝马；在那些经济已经走上起飞阶段的国家，国民饱尝失业和通胀之苦，权贵们则把权力当筹码，地位当印钞机，怀揣美国绿卡，手拿瑞士银行帐号。马科斯有几十亿存款，蒙博托的私有财产是全国 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中国则在十年前就流行了“大倒作报告，中倒睡大觉，小倒到处逃”的民谣。
从中国的历史看，腐败不是近代所特有的现象。考察中国的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始，都是吏治比较清明的。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无论是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还是马背得天下的努尔哈赤、皇太极。但到了中后期，腐败之风便如席卷朝庭，天子面对现实也只有无奈的份。东汉灵帝时，朝政昏暗，宦官擅权，公开卖官鬻爵，上自公卿，下至县令，按职论价，都在拍卖之列。一时求官者竞相奔走，俨如负贩。到了清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是当时社会真 实的写照。连清廉的官吏尚且如此，在乾隆朝出了富可敌国的和便不足为怪了。当年雍正执政，行事严厉刻板，对办事不力，假公济私的官吏动辄以入狱流放相挟，吏治还算清明。但自雍正离奇暴亡，乾隆接过权杖时，便一改其父严厉冷峻的处事行为，开创了平和放任的风范，一时为官者购地置屋、嫖娼押妓、截留公款成风。尽管乾隆朝也算是中国历史的盛世，但因为腐败之风由此而起腐败，对历史来说是个摆脱不了的情结。
中国历朝历代频频出现腐败风，无非由于这样一些原因：
一，封建政治是腐败的本源。
中国是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 家，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实行的是封建政治，长期的皇权思想使中国人习惯于将自己的一切寄托在一个伟人的身上，而不是依靠制度或体制来规范人的行为。在中国，人治往往比法制更有市场，年长者可以一言九鼎，有威望者可以力排从议。皇帝就是天子，他说的话胜过任何一部法典。遇到开明的皇帝，就遇到了公正和真理，而遇到一个昏庸的皇帝时，谬误也是真理。
在中国，不把一个人逼到绝路是不会反抗的。陈胜吴广起义是这样，高迎祥李自成也如此。然而，起义者的人生终极目标并不是为了世界大同，寰球同此凉热，而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刘邦得了天下便将刘姓子弟分封为诸王，一千年后的朱元璋也未能免俗，结果朱姓各王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火并，叔叔夺了侄儿的天下。成者为王败为寇，从那些失败者和不成气候者的身上，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刘宗敏协助李自成攻入北京，逼得崇祯 上了吊，便自以为“革命”告成，为了个陈园园不惜与吴三桂兵戎相 见，结果把起义的燎原之火变成了九宫山的星星之火，且很快被民团扑灭。土匪座山雕按说在历史上还算不上个角色，但他也喊出了“封你个师长旅长干干”。可见，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大多是谋利，能力大者得天下得皇位，能力中者谋个封疆大臣，能力小者，便只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以这样的人治理天下，其属下之所为自 然是见利忘义，为利是图了，腐败之风便也难免。其实这也正符合人之本性，“食色性也”。在封建政治制度下，这种人之本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找不到合理的机制，无法对官吏进行约束，是腐败在重要因素。
吏治清明，是中国历朝历代开明的皇帝、正直的大臣、平民百姓追求的目标。但正如上面所说的，在皇权思想支配下，人们只能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皇帝、青天身上，而根本不懂得如何从机制上寻找杜绝腐败的钥匙。包公得以名垂千史，于化龙被人奉若神明，只因他们铁面无私，廉洁清正。但他们只是整个封建社会千年淘出的两粒金子。不幸的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机制可以从砂中淘出金子，却无法铸出金山。
尽管元朝设立了督察院，清朝有密折制，但都不能阻止整个社会和官僚机构的腐败成风。中国的科举制度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裙带风。李白要出人头地，首先得拜见张九龄，如果不是欧阳修的提携，苏荀终身都是一介草民。“同学同乡同进士”这句诗是当时社交场真实的写照。于是，每一个官吏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裙带集团，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一个腐败者在皇帝面前被人参了一本，立刻便会有其他人出面担保，而参本者，绝不会是本集团的成员。当然，的确也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铮铮铁汉，但更多的人包括包公等人在内，其实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名节，而远不是意识到了这个制度的不对，他们试图以自身的行为为社会树立一个榜样，却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机制，用制度保证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清廉。
更为可怕的是，有的当朝皇帝把腐败看成是讨好和利用官员的手段，身边的人给的是物品赏赐，远的人给的是肥缺，对那些举足轻重人物不合朝纲的行为听之任之，参本也来个“留中不发”。在太平天国年代，咸丰帝让曾国藩的湘军去为了对付洪秀全的太平军，为了让湘军卖命，允许他们攻下一座城池后劫掠三日。每一场胜战打完，湘江弟子都要满载而归，长江之上随时可见沉重的船只逆流而上把战利品运? 中国历史上还有的皇帝以卖官筹集各项费用。乾隆为了筹措治淮经费，便是一例。这些买官者即无才又无德，大多数凭有财有势有关系网，便骤得美任，戴上乌纱。当然，花钱得官者还必须补了实缺才能 捞回本钱，而一但他们真的补了实缺，便会变本加厉，近乎疯狂地腐败。
三，权力集中，缺少制衡，是腐败的温床。
在中国，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下面，无论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还是明清的内阁六部制，军政大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上。各部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中下级官吏，都是集政法于一身的，任用罢免都要经过皇帝。这种政治体制，使得中央及地方官吏的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少对他们权力的制衡，更便于他们的为所欲为。
和坤敛财有术，但他敛财之时，决不会技术高超到旁人一无所知的程度，只是他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谁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中国文人墨客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到了这个境界后，自然是名利双收。其实，敛财有术者也不仅是和一人，否则也就不能在三年之内得到十万雪花银了。《红楼梦》上的贾家，用今天的话说也就贾政一人有工作，却养了一大家子一百多口 人，如果仅靠贾政一个人的俸碌，贾宝玉是再也不会有与姐妹们饮酒 赋诗的闲情逸致的。管盐的吃官盐与私盐的差价；管税的吃银子的火 耗；管水的每年在水利工程上刮一层油，就够本了；至于带兵的，更 有“穷文富武”给予佐证他们的富裕程度。吏、户、礼、兵、刑、 工，算下来谁都不是清水衙门。他们能这样做，是除了皇帝外谁也管 不了他们。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从历史长河看，中国的现代是过去的延续。一个从封建社会改朝而来的社会，很难真正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尽管从制度上说，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一个初级阶段，便为我们的现实定下了基调。从许多方面看，我们都没有摆脱封建的残余。 中国的政治还不是民主政治，如果说我们的父辈在夺取江山的时候还满含了一腔热血，还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到了今天的这一辈，热血已经冷却，激情已经淡化。现实代替了理想，物欲代替了理智。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解放了人们压抑多年的欲望，正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人们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成了经济利益行为。
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政治应当以公民权利的自由和平等为核心原则。任何公民不管其个体差异如何，在政治生活中都应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事实是，权贵阶层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广泛开展谋利行为。有权阶层和无权阶层毫无平等可言。价格双轨制时，掌握一纸批文便可以日进斗金；一身制服便成了权力的象征，不留下买路钱休得过关。活脱脱一个“剪径大盗”的行径；法官一方面向你宣传说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方面却干着吃了被告吃原告的勾当。
在今天的中国，权力还是那样集中，民主政治还要求以多数决定作为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我说了算的事比比皆是。这与“朕即真理” 是何其相似。一个工程大家认为应当给甲干，因为甲有资质。但领导说给乙干，就给乙干了。因为他们是同乡，或给了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处；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本来是赢利的，来了位新厂长后，却亏损了，因为他把技术和业务交给了一个乡镇企业，结果全厂职工下岗回家；“别看厂子小，厂长坐蓝鸟；别看厂子差，书记坐皇冠”不是个别现象。一如封建制度下中国的权贵无人管束一样，今天的权力阶层也难有实质的管束。
如今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机制，主要来源是纪委和反贪局。但奇怪的是，每一个单位的纪委，恰恰是人们最不愿去的地方，因为纪委听命于党委，党委书记说这个人是能人，给我们企业带来许多实际利益，不能查。纪委书记只有照办的份。更要命的是，到了纪委，无形中是给减了工资，因为别人本来想贿赂一下的，现在也不敢了。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到下面去打打秋风，纪委来了，最多只能享受到四菜一汤的待遇。收入的含金量一低，实际就等于减了工资。而反贪局同样不是一个独立办案的机构，它的上面有检察长，检察长上面有区委市委省委。大老虎不敢抓，小老虎又抓不了。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把北京处以上的干部全部抓起来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抓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把各级干部都抓了，工作谁来做，社会还怎么稳定？某地抓了个副市级干部，在坦白交待时，他把检察长和市委书 记也咬了出来，你叫反贪局长咋办，当真乌纱帽不要了？只好拖下去。治理腐败，当然得狠下猛药，但首先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治标先得 治本。吏治清明，是中国几十代人为之向往追求的目标；根除腐败， 是中国人最强烈的呼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中国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还得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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