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危險信號出現 中共「閉關鎖國」是為這目地(圖)
2015年11月15日,中國北京,空氣污染造成的霧氣籠罩故宮上空。(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9月8日訊】近日,一篇文章驚現中國網路,它的標題雖然只有五個字---《人民公社好》,卻足以讓無數人感到震驚。這篇公開為中共「人民公社」招魂的文章,在文革爆發整整六十年之後,在無數人的擔心之中,真的出現了。
截圖顯示,這篇文章的作者名為於德寬,發表於9月4日,全文近3000字,通篇是對中共人民公社的吹捧。截圖上方標注著「遼河文苑」。
剛剛開始第一眼的時候,人民公社好!
— Finding (@Finding8964) September 7, 2026
我還以為是幾十年前的報紙,再仔細看,感覺眼睛花了,瞪大眼睛再看,2026年9月4日,我的天啊,倒反天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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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網路資料,於德寬出生於1960年代,長期在遼寧省鞍山市下轄的臺安縣大張鎮任職。1990年前後,他調入鞍鋼民政企業集團公司,歷任黨委宣傳部部長、黨委工作部部長,筆名「北方三月」。
在中國網路上曾經有文章分析於德寬的這篇《人民公社好》,目前已經被刪除。
文章裡吹捧說,「人民公社徹底打破了延續千年的鄉村治理格局,國家方針部署沿著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層級,穩穩落地到每一處村落。」
然而,楊繼繩曾經在他的《墓碑》一書中,對此做出截然不同的評判,他說,
「人民公社這個全能組織是實現極權主義最為有效的工具。而在極權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隨意被統治者魚肉。」
人民公社是中共奴役人們的工具這一說法,從中共黨魁1958年的一段話可以得到證實。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在與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等人談話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中共為什麼認為「便於領導」呢?《墓碑》中說,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經濟,既管生產,又管生活,還強化了對農民思想的控制。這使得中央政權的末梢,不僅深入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還深入了每一個家庭。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他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這段話此後成為中共的一大政治口號,即「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在文革中被中共大肆宣傳。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上臺之初,在201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重新強調了共產黨的這一原則。
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這段話被習近平寫入中共黨章。
一切已是山雨欲來。
習近平當局的目地就是要重新加固這個「共產主義大監獄」,而「閉關鎖國」只不過是整個恐怖計畫裡的小小一環。
2024年12月6日,斯坦福大學許成鋼教授在東京大學發表演講時談到了這段話,他說,「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全面地概括了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性質:全面控制中國社會的所有的角落和力量。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脫離它的控制。當一個黨全面掌控社會的所有方面時,就符合了政治學對極權社會的嚴格定義。極權主義,極權制「totalitarianism」的詞根是「total」。我這裡引用的是弗裡德裡希和布熱津斯基1956年的著作中的定義。馬克思開創了共產極權制度的理論,而列寧奠定了共產極權制度。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影響。有些人非常糊塗,認為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為什麼說中共沒有放棄,因為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馬克思和列寧的基本理論。按照布熱津斯基等人對極權主義的定義,極權主義是以意識形態組成的黨,黨政不分,黨壟斷意識形態和媒體、司法警察、一切武裝力量,以及所有的組織和所有的社會資源。這個定義和中共的黨章高度一致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實質。
那麼,在歷史的今天,習近平當局真的能重新將人們關進這座「大監獄」嗎?讓我們來看看歷史發生了什麼。
在共產黨在蘇聯和中國強行推行這套極權體制時,都遇到了來自民間的自發的反抗,甚至是起義。僅在1930年初,蘇聯參與反抗的農民就達70萬人。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社時,他們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
秦暉教授曾經在他的文章裡寫到,中國農民抵制集體化的高潮則發生在1956年的「高級社」時期。
當年在廣東、浙江與江蘇等東南沿海省份的風潮最劇。廣東靈山縣有7個區、20多個鄉,因退社而發生多起怒揍鄉幹部和社主任事件;中山縣16個鄉六百多名農民到廣州向省政府請願;還發生了抬菩薩遊行、怒揍幹部的「永寧、曹址事件」。
江蘇泰縣農潮「在幾個鄉的範圍內成片發生」,兩千多人到縣裡請願,有的地方自髮結盟,「提出‘有馬同騎,有禍同當’,訂出退社後互助互濟解決困難的辦法」。該次農潮較有組織,許多退社「有黨員和幹部參與領導」。
浙江是全國農潮最嚴重的省份,寧波專區有5%社員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達20%,為全國之冠。
據當時趕往處置的中央農工部二處處長霍泛回憶:「我們到蕭山縣和上虞縣的公路上,就遇到數百人的農民隊伍迎面而來。省裡的人說,這就是去鬧退社的,我們的車躲開點,免生麻煩,……到了上虞縣委,得知不久前縣領導機關受農民隊伍衝擊,……全縣農業社的生產多數暫時處於渙散狀態。」
在「接近於農民暴動」的「仙居縣事件」中,數千農民進城「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打爛了,呼喊著退社、退回耕畜、農具和土地」,全縣「在群眾鬧事中合作社一轟而散,入社農戶由佔總農戶百分之九十一退到了百分之十九」。
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曾經評價人民公社的最終瓦解。
他說,這瓦解,不靠(共產)黨的領導;相反,靠的是不願意服從(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開始時只有一個村,村民們背著中共,冒著生命危險,自作主張決定,秘密分田到戶(當時叫做「包產到戶」);後來全國農民紛起,風起雲湧,勢不可擋。
在人們紛紛覺醒的今天,在白紙革命的示範鼓勵下,習近平當局要想把人們再次關進三年封控那樣的「大監獄」,必將激發民間積蓄已久的怒火,重演蘇共垮臺的歷史時刻。
被中共所深恨的戈爾巴喬夫的核心智囊,有著「開放政策之父」稱呼的雅科夫列夫2005年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裡面很多話就像在說今天的中共國一樣。
雅科夫列夫說,「全盤的無所不包的國家軍國主義化,結果是人民徹底貧困化,社會的發展陷於災難性的停滯。」
「20世紀已經結束。對俄羅斯來說,這是最可怕、最血腥、極度充滿仇恨和偏執的世紀。看來,是時候了,應當醒悟和懺悔,應當向倖存下來的被迫害者請求寬恕,應當跪倒在千百萬被處決、死於飢餓的人們面前,應當喚醒熟睡的良知並且最終承認,是我們自己幫助體制奴役我們----奴役我們大家的每一個人。」
「為了拯救國家和整個世界,必須來一場堅決而徹底的國家和社會的非布爾什維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