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個人分紅免稅終結：一紙新稅令背後的財政焦慮(圖)
新規發布即實施，同時廢止1994年起沿用的免稅條款。（圖片來源：rabbit75_fot/stock.adobe.com）
中國近年口口聲聲說要「穩外資」，但9月1日出臺的一項新規，卻讓人看到另一幅圖景。9月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宣布，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自9月1日起不再免徵個人所得稅，統一按20%稅率徵收。企業在向外籍個人支付分紅時，還必須代扣代繳，並於次月15日前申報。這項新規發布即實施，同時廢止1994年起沿用的免稅條款。
這不是一項無關痛癢的技術性調整。它結束的是一項延續32年的制度安排，也反映出當局在外資下滑、地方財政吃緊、資金外流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正在重新盤算如何先把能徵到的稅收留下來。
一邊喊「穩外資」 一邊取消免稅
這幾年，中國官方不斷提出要穩定外資，改善營商環境，放寬市場准入，也多次承諾讓外資企業享有「國民待遇」。政策方向似乎是希望外資留下來、繼續投資。但現實數字並不樂觀。
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6年1月至7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為4383.3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6.2%。雖然同期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增加4.4%，但真正落地的外資金額仍在下滑。這說明外資企業登記註冊的狀況，未必能掩蓋資金投入放緩的趨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取消外籍個人股息紅利免稅，便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如果政府最在意的是外資信心，通常會避免在稅務上增加投資者的不確定性；更何況，新規不是設定較長的過渡期，而是9月1日發布、9月1日生效。對已經安排分紅、正在進行股權激勵、或準備調整資金回流的企業與個人而言，這種突然生效的方式，很難不增加心理壓力。
稅率本身未必是外資是否撤離的唯一原因，但政策能否預測，往往比一項稅率更能影響長期判斷。企業可以把20%的稅率算進成本，卻很難預先計算下一項會突然變動的規則。
三十二年前的承諾 如今被收回
這項免稅安排，要從1994年說起。
那時候的中國，仍處於改革開放後大力吸引外資的階段。資金不足、外匯不足、技術不足，地方政府和中央都把外資看得很重。外商投資企業可享有較低稅率、減免期、土地與進出口便利；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股息紅利免徵個人所得稅，也是同一時代的產物。
這是一份很清楚的交換：外國資本願意把錢帶進來，中國便提供比本土企業和本國居民更有吸引力的條件。
中國希望藉由外資接上世界市場，獲得外匯、訂單、技術和管理經驗。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從加工貿易到出口製造業，外資確實在中國經濟起飛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今天回頭看，這套制度也留下了另一面。只要內外資待遇差別足夠大，就會有人想辦法把自己搖身一變，成為「外資」。
一些本來在中國境內經營的企業主，可能先設立境外公司、取得境外居留身分甚至外國國籍，再將原本的內資企業改造成外商投資企業。如此一來，除了公司架構上的便利外，個人分紅也可能因外籍身分而享有免稅待遇。
這就是常被稱為「假外資」或「返程投資」的現象。原本為吸引境外資本而設的制度，被部分本土資本反過來利用了。
新規瞄準的是誰？
從政策文字看，新規針對的是外籍個人。但若從實際利益格局看，它真正碰到的，未必只是普通外籍人士。
一般跨國公司的中國業務，多數由境外法人公司持股，例如透過香港、新加坡、日本、荷蘭或美國的公司投資中國子公司。這類企業的股息安排，通常牽涉企業所得稅、股息預提稅及雙邊稅收協定，並不完全等於外籍人直接從中國公司領取分紅。
真正受衝擊較大的，是那些以外籍個人身分直接持股的人：在中國經營企業的外籍創業者、中小企業主、持有股權的外籍高管，以及透過外籍身分或境外身分持有中國企業股權的人。
例如，一名外籍個人直接持有一家外商投資企業，企業決定向他分紅100萬元人民幣。過去，這筆收入在符合原有規定的情況下可以免繳中國個人所得稅；現在，原則上要先繳20萬元，到手只剩80萬元。
這個變化把一條原本存在多年的資金通道重新加上閘門。對真正依賴個人持股、並透過分紅取得投資回報的人來說，成本增加立竿見影。
海外政論人士王赫在文章《中共為何終止外籍個人股息紅利免稅》中認為，當局此舉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堵住「外籍身分—外商投資企業—免稅分紅」這條路。官方公告沒有明說要打擊「假外資」，但從政策效果看，這個空間確實被大幅壓縮。
財政缺口下的「跨境補血」
那麼若只把新規理解成「稅制公平」，恐怕還是太過表面。
中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中，利息、股息、紅利所得本就適用20%稅率。那麼，為什麼偏偏在外資承壓的時候，選擇取消外籍個人的特殊免稅？
一個很現實的答案是：這筆錢容易收。
對稅務機關而言，股息紅利是相對理想的稅源。企業發放分紅時，金額、收款人、支付時間都明確，企業又在中國境內，稅務部門可以直接要求其代扣代繳。新規正是這樣設計的：企業支付股息紅利時負責扣稅；如果企業沒有扣，外籍個人仍須在取得收入的次年6月30日前繳納。
這比向居民個人追查境外投資收入容易得多。境外收入涉及海外券商、銀行帳戶、資產信託、不同稅收居民身分，以及跨境資訊交換，核查成本高，執行也更複雜。相比之下，分紅從境內企業帳上支付，企業端就是現成的徵管入口。
今年以來，中國也在加強對居民個人境外所得的補稅工作。據報導，2026年1月至5月，有境外收入的納稅人累計補繳稅款130億元人民幣。這項數字本身，已可看出在稅收壓力下，跨境收入正成為稅務部門更重視的來源。
王赫將這類政策概括為「跨境補血」：一面加強追徵中國居民的海外所得，一面取消外籍個人在中國分紅的免稅。兩條線的共同點，是都瞄準了過去較難掌握、或享有特殊待遇的跨境財富流動。
至於新規每年能帶來多少稅收，目前沒有公開的官方預測。有人提出每年可能達到200億至500億元人民幣。
不分紅 錢留在境內
新規還有另一層效果：提高把利潤分給外籍個人的成本。
一家企業賺到錢後，可以把利潤分給股東，也可以暫時留在企業內，用來擴建工廠、添置設備、還債、補充現金流或再投資。如果直接分給外籍個人股東，就要面對20%的個人所得稅；如果不分紅，個人層面的稅就暫時不會發生。
這自然會使一部分股東重新計算：是把錢拿走，承擔稅賦；還是把錢繼續留在中國企業裡？
王赫認為，這正是新規的一項深層目的，即以稅收壓力延緩外資企業利潤匯出，讓更多資金停留在中國境內。這種做法未必等於法律上的資本管制，但效果上確實會改變資金流出的成本。
對當局而言，外資企業累積的未分配利潤，是一筆值得爭取的資源。若企業選擇將利潤留在境內，對地方投資、就業、產能和外匯穩定都有好處；若企業選擇大量分紅並匯出，則意味著境內資金和外匯壓力可能同步上升。
問題是，把錢留在境內，未必等於企業就會真正擴大投資。
企業願不願意投資，最終還是看市場有沒有需求、經營是否賺錢、法規是否穩定、資金能否自由安排，以及未來是否看得清楚。若企業對前景缺乏信心，它即使暫時不分紅，也可能採取縮減投資、減少招聘、降低庫存或透過其他方式調整資產配置。
因此，稅收可以改變企業分紅的時間表，卻很難替代市場信心。
稅收究竟留給誰？
在全球稅收制度下，不少國家會對本國稅收居民的全球收入徵稅。也就是說，一名美國、日本、英國或其他國家的稅收居民，即使在中國取得分紅，回到本國後也可能需要申報。中國過去若不徵這筆個人所得稅，並不表示分紅完全沒有稅賦，而可能意味著這部分稅收由投資者所在國取得。
現在中國開徵20%的個人所得稅後，外籍個人在其居住國申報時，視雙邊協定和當地法律而定，可能可申請外國稅額抵免。對部分投資者來說，最終總稅賦未必增加同樣的幅度；但對中國而言，至少有一部分稅收會先留在本國財政體系內。
這樣的盤算，從財政角度並不難理解；但從外資觀感來說，問題也很現實。當一個市場一面承諾改善外資環境，一面又在外資金額下降時取消長期優惠，投資者自然會追問：這是走向公平一致，還是在財政吃緊時優先尋找新的收入口？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對外資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
早期的中國需要外資，因此願意以土地、稅收和市場准入換取資金與技術。1990年代，外資是地方招商引資的重要指標；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供應鏈，外資企業成為出口、製造和就業的重要力量。
到了2008年，企業所得稅實現「內外資並軌」，外資企業長期享有的普遍低稅率開始被取消。這標誌著中國不再把「外資」本身視為理所當然應獲優惠的身分。
今天，新的外籍個人股息紅利稅，則代表另一層並軌：過去僅憑外籍身分就可享有的個人分紅免稅，也被正式收回。
在外資持續承壓、財政收入需要補強的時刻，這項政策很難完全脫離現實政治經濟環境來理解。它至少顯示，中共當局正在把政策重點從「給外資優惠」轉向「要求外資承擔更多成本」，並希望以稅制把一部分跨境收益、境內利潤和資金流動重新納入掌控。
對外資而言，真正引起擔心的未必只有20%的稅率，而是政策邏輯的改變：過去的承諾可以在一天之內撤回，那麼未來還有哪些成本、限制或規則，會在企業尚未準備好時突然出現？
這正是外資最難用財務模型計算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