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一代唐愷專訪(圖)

2026年5月30日晚，多倫多支聯會在北約克賴士民廣場舉辦六四37週年音樂會。（看中國攝）

開場白：

唐先生，您好！

我是《八九一代》雜誌的編輯紫璿。很冒昧地聯絡您，實在打擾了！

我受龍蒙大哥特別託付，希望能為您做一次具有深度的專訪。龍蒙大哥一直非常牽掛我們八九一代同學的故事，他說和您是多年好友，還特別稱讚您為人老實、非常有擔當講道義。還表示：

「唐愷的故事，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我從他那裡聽說您的經歷後，也深受感動，覺得您這段人生既沈重又充滿力量，非常值得被好好記錄下來。

如果您願意，我會用最真心、最尊重的態度，慢慢聽您把這些年走過的路、看過的景、受過的苦，一點一點講出來。我們不急，就當是兩個老朋友在聊天可以嘛？

問答環節：

問題一：聽聞您出生在廣州一個老共產黨員兼老軍人的幹部家庭，父親是那樣的「紅色背景」，卻在1989年以深圳大學大二學生的身份，偷偷募捐幾千塊錢北上天安門支持學生。當年您做出這個決定時，家裡是什麼樣的反應？現在回頭看，那個「紅色家庭」出身的自己，和後來走上的這條路，您心裏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回答一：

我父親確實是共產黨的軍人。他大學期間十幾歲就參加了川東遊擊隊的外圍組織，做一些送信之類的活動。解放軍到來後，他就加入了共產黨的軍隊，當時不到二十歲。他參加了部分解放戰爭，隨後參加朝鮮戰爭，韓戰結束後到西藏、海南島等地。他的部隊屬於四野四十二軍。

我出生在廣東羅浮山，位於廣東博羅縣，那是四十二軍軍部駐地。我父親不算什麼高官，我與北京的紅二代相比微不足道，父親轉業後，在羅浮山附近一個部隊農場工作。

我小時候確實是「又紅又專」，可以說「生在紅旗下、長在甜水裡」，因為父親是小幹部，家裡條件比周圍同學好很多。我母親是總場醫院婦產科醫生，1979年後父母調入廣州一所學院任教。

我們家的讀書氛圍比較濃厚，家裡很重視讀書。記得我小時候就能看到許多其他人接觸不到的書籍或報刊，譬如只有幹部才能訂閱的《參考消息》。通過它，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資訊。

此外，我母親的同事中有不少是從廣州等大城市下放的右派醫生，他們常來我家聊天；還有許多各地知青也經常來家裡聚會。還有我父親戰友聚會時，也能聽到很多與社會宣傳不一樣的故事及言論。記得有幾件事對我影響特別大：

第一件事是小時候，我父親分管一個分場，我放暑假就住在這裡，每星期父親騎自行車載著我回總場家，會經過隸屬廣東省的一所對外稱「孤兒老人院」，奇怪的是，這個地方前後大門都有軍人持槍把守，而我們農場總廠大門都沒有軍人把守。我問父親為何如此，他告訴我，裡面關押的大多是國民黨起義部隊投誠的軍官。對外它被稱為福利機構，但實際上是關押場所，裡面有稻田、果園、菜地等，住的是一排排的大房間睡大通鋪，幾十號人一個大房間。這件事讓我第一次意識到，黨也會講假話，用這種方式矇蔽大眾。

第二件事發生在我小學一二年級時，那時「四人幫」已被打倒。農場舉辦的一場公審大會，整整一面山坡前面是中、小學生，後面是職工黑壓壓的人群，一個年輕人被綁跪在山下的竹子搭建的審判臺前新挖的土坑裡槍斃。場面極其恐怖，第一槍打歪了，法警還從民兵手中奪過刺刀，在他胸口補了兩刀。那人姓李，叫李某躍吧！著白色的的確良襯衣，據說他是國民黨軍長的後代，家裡人可能是在農場裡。後來1979年，此案被平反，確認是誤殺。這件事讓我當時非常震撼，長大後來也強烈感受到這國家犯下的許多荒唐的錯誤。

第三件事是母親醫院的書記，原是東北軍人，但有個毛病，喜好女色，經常在深夜兩三點跑到單身女護士或女職工宿舍敲⑤敲門，護士們常跑到我母親面前抱怨，我也因此知情。當時我還以為宿舍區有鬼，因為半夜常被拍門拍的聲音吵醒。這件事讓我從小就對共產黨的書記產生強烈反感，那些書記的權威在我心裏徹底崩塌。

中學時我讀了幾本對我影響深遠的書，其中如托爾斯泰的《復活》和盧梭的《懺悔錄》，後來的《人啊人》這些書讓我意識到，體制是可以改變的，社會有其演進過程，許多不合理的現象都源於體制問題，而非單純的某個領導或個人的問題。

1979年，父母調到廣州。那時我每次看新聞聯播，都會和父親辯論，父親非常生氣，後來我才明白，父親不是不清楚，而是出於保護我的需要。

問題二：1989年6月3日晚到6月4日清晨，您在天安門廣場和六部口親眼看到解放軍開槍、坦克衝撞人群、血肉橫飛的那一刻……我知道這段記憶對您來說非常痛苦，甚至到現在還會反覆出現在夢裡。可以請您用最真實、最細膩的方式，告訴我們當時您看到的、聽到的、聞到的，以及心裏的感受嗎？我想讓大家真正感受到那份恐怖與無助。

回答二：

我每次想起這段經歷都會非常痛苦。而且好多年來，我還經常做噩夢，夢到當時的情景。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從天安門廣場被趕出來後，就沿著一條街道往前走，前面有人帶隊。因為我是外地來的，不知道具體路線，說要去一個學校暫避。大家開始還群情激憤，一邊走一邊喊口號，馬路兩邊很多市民為我們鼓掌。馬路不寬，我們轉來轉去，大概走了一個多小時。和我一起走的有幾個外地來的糾察隊同學。我們覺得累了，就在一個大樓下面休息了一下。本來我們走在隊伍前面，這次休息卻救了我們的命。

繼續往前走後，很快就到了一個路口，前面就是長安街。有戒嚴線，不能過馬路。我們站在馬路邊，大家議論紛紛，有人想衝過過馬路，有人說不行，因為聽說昨天凌晨在這個路口打死了很多人。我個子比較高，這時看到天安門

廣場方向有三輛坦克往這邊行駛，越來越近發出震天動地的聲響，地面好像都在顫抖。我當時以為坦克會走在長安街馬路中央，不會往人群裡撞。但接著我看到坦克炮口突然轉向人群方向沖。站在前面的人發出驚恐的叫聲，人就往後擠。大家都往後跑。我站在人群中間位置，站在前面的人往後擠，後麵人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看到坦克炮往人群後轉身就擠，向後跑，往後狂奔。大概跑了一百多米，我停下來往後看。原來那坦克走了一個U字形，本來走在馬路中間，突然拐向馬路邊撞向人群，然後又拐回馬路中央。壓死了很多人。這時我看到前面坦克頂蓋子打開，一個軍人伸出身子，伸手掏出一個像手榴彈的東西，在坦克面上敲了一下，就扔向人群。那東西帶著煙掉在地上打幾個滾，然後砰的一聲爆出很大一團煙霧。原來是垂淚彈（毒氣彈）。

我以前常看香港電視新聞裡韓國學生抗議的畫面，知道這種情況。垂淚彈在地上還沒爆開打轉時，可以撿起來扔回去或踢走。我當時不知哪來的勇氣，看到一個毒氣彈滾到附近，就衝上去一腳踢到馬路中央我好像還踢了兩個。

踢完後，煙霧淡了，馬路上一片血肉模糊。尤其是路口中部，及路口右手邊特別多，場面特別血腥恐怖，血肉混著衣褲和壓爛的自行車。我清點了一下，大概有十二具屍體。

回過神來後，我們就開始救人搬運會動傷者。後面來了板車、農機貨車和救護車過來，我們把傷者抬上車。我記得其中一個傷者兩條腿被壓斷，還吊著，與褲子混在一起，血肉模糊。被幾個人抬著他痛得哼哼叫，沒人敢碰，我衝上去抱起那兩條腿，把他放到車上拉走了。

（後來我在深圳還見過一個北鋼學院的學生，他說是在六部口被子彈打穿腳，成了殘廢。到美國後，我又聽說當時六部口被壓斷傷殘者有六人。）

當時，我親眼看到有些學生嚇瘋了，哇哇亂叫，被幾個學生架著，完全失態，後來看到軍人還從坦克里拿出一支槍。我們糾察隊的學生把我拽著，說不能停，軍人要開槍了。我們就走了。轉退到巷子裡。

當時看到有人在旁邊拍照。

吸了那氣體後，我們同行幾個人不斷咳嗽，咳得特別難受，甚至咳出血絲。肺部如著火一般，我覺得那可能不是一般的催淚彈。除了流眼淚，還讓人拚命咳嗽。

後來我們在一條小巷裡，一位市民收留了我們，到他家喝了粥、喝了水、洗了臉，才慢慢緩過來。他告訴我們道路，我們就去了附近的北京音樂學院。學院學生收留了我們，我們在那裡住了三個晚上。

這就是我在六部口看到的景象。可能還不夠完善，那種場面真的很恐怖。我小時候在醫院看過各種死人，也看過槍斃人，但六部口那個血肉模糊的場面確實把我驚呆了。

後來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每看到穿制服當兵的，我的手就控制不住地顫抖。那是一種心理創傷。直到我從秦城出來一兩年後，才慢慢改變這種狀況。

問題三：唐先生，您的入獄經歷，是這整段人生中最讓人心疼、也最震撼的部分。我知道這對您來說可能很不容易，但我希望能聽您親口、用三次不同的階段，慢慢、詳細地說出來，好讓大家真正走進那段日子。每一次講述時，都請您清楚告訴我們當時涉及的人物、地點、事件，還有具體時間，好嗎？

第一階段：1989年7月9日在深圳被捕的那一刻（包括地點、抓捕您的人、當時的對話與毆打）；第二階段被押送北京、關進秦城監獄204區的轉移與剛入獄時的日子（包括押送人員、監獄環境、隔壁江青關押區以及您見到的其他政治犯）；

第三次：在秦城關押約9個月後獲釋的那一天，以及警方給您的警告（包括釋放時的人物、對話，和「夾著尾巴做人」的那種具體感受）。

回答三：

第一次：1989年7月9日在深圳被捕：

我從北京回到廣州後，在家裡住了大約半個多月，心神不寧，之後才返回深圳大學。回到學校後，一開始生活似乎恢復正常。7月9日晚，我到學校圖書館自習。路上就有一個民工打扮、穿得破破爛爛的人一路跟著我。他手上拿著一頂草帽，草帽裡藏著對講機。我在圖書館看書時，他一直站在大玻璃⑤外與另一個人指指點點。

我覺得不對勁，決定提前回宿舍。從圖書館出來下樓梯時，又看到那兩個人。走到教學樓和宿舍之間的小路時，那裡樹木茂密，路燈昏暗，路邊停著兩輛白色麵包車，其中側門車門打開著，幾個人似乎在聊天把路堵住。我想從中間穿過去。當我走到他們面前時，一個五十多歲、年紀較大的人突然叫了一聲：「噯！唐愷！」

我本能地答應了：「啊？」就在那一瞬間，後面一個身高至少一米八幾、又高又壯的人從後面把我牢牢抱住，整個人被架空提起來，往麵包車裡塞。我拚命掙扎，手撐住、腳頂住門，又用手肘往後打、用腳往後踹。這時前面兩個人衝過來，對著我的肋骨和小腹狠狠打了兩拳。這一下去，我瞬間眼冒金星、天旋地轉，整個人癱軟了。他們隨即把我塞進車裡，兩邊有人夾住我，車門「咣」的一聲關上，兩輛車迅速開走，前後應該不到一兩分鐘。他們手法非常專業，直接把我送到深圳第一看守所，也叫梅林看守所。

第二階段：被押送北京與關進秦城監獄

我在梅林看守所關押了大約一個星期。其中有一天深夜兩點多，看守所副所長突然提審我。牢友們都很緊張，以為我要被秘密處決了，還跟我握手告別。結果他把我帶到一間昏暗的小黑屋，裡面坐著五六個老人（後來我才知道是深圳市的一些領導）。他們讓我保證不把當晚談話告訴任何人，然後問我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死了多少人。我如實告訴他們天安門廣場和六部口的真實情況，他們聽後非常震驚，不停驚嘆。

不久後，我先被送到廣東省公安廳，當天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車。押送人員包括兩名深圳公安局的警察和一名北京公安局的人，我們坐火車包廂直達北京。到站後，我被換戴上手銬，上了一輛四面蒙著黑布的麵包車，開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晚上抵達監獄。

剛開始我們被關在一樓，一個房間關七八個到十個學生，睡大通鋪。同房的包括清華大學的熊偉（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之一）、北大的王樹東、河南學校的陳戈等人。開始提審第一個問

題竟是問我在深圳看守所有沒有被人提審過、問過北京的事，可見北京當局想掩蓋真相。

監獄的環境極其森嚴。我們每天早上晚上都能聽到很遠處武警的操練喊的口號。有一個瘦瘦的、五十多歲的管教經常找我聊天。有一次他指著⑤外一個高高的炮樓對我說：「你看看那邊那個哨樓。（關押學生的是個四面高牆的院子，四角和電影裡日本鬼子的哨樓一樣，圓圓的，很高，是兩邊圍牆的結合部，上面站著武警。）他說：那炮樓的另一邊、牆的另一邊，是江青住的地方」。我回到號子告訴熊偉後，他臉色大變，眼淚都要掉出來了，說：「完了完了完了，我們被關到秦城監獄裡來了，這是中國最高級的政治犯監獄。這次不是死刑也是無期，最好結果也要關幾十年。」知道這狀況後我們整個號子的人心情都很沈重。

後來我被調到二樓，與北大的楊濤、北航的鄧良平等四個人同房。我還看到院子裡有一些穿藍色布棉襖的老人，由武警帶著給蘋果樹剪枝，管教告訴我那是林彪集團的人。當時已是八十年代末，他們卻還關在裡面，讓我非常震撼。

第三：關押9個月後獲釋與警方警告

我在秦城關押了約九個多月。東歐劇變後，我們的住宿條件和伙食都有所改善，原來暗示要把我們發配新疆的說法也消失了。後來我又被調到三樓，據說那是準備釋放的人住的區域。我們號最後走的是我，因為我們學校來接的人晚到了。釋放前北京公安局的一名提審員找我最後一次談話。他先讓我在一份具結悔過書上簽字，然後非常嚴厲地對我說了「約法三章」：

第一，你要記住，現在是給你出去，不是給你自由。

第二，你出去以後要像狗一樣，夾著尾巴老老實實做人。

第三，在北京看到的、聽到的任何事情，都不准告訴任何人。

他最後警告說，如果你違反了哪一條，我們隨時可以把你抓回來。

走出秦城的那一刻，我雖然獲得了人身自由，但心裏充滿沈重壓力。那種「夾著尾巴做人」的屈辱感和隨時可能被再次抓回的恐懼，深深地留在了心裏。

問題四：出獄後的三十年，您因為接濟其他八九難友，長期被國保每月1到5次地「關心」，那種壓力甚至讓您的第一段婚姻破碎，也讓您陷入長久的抑鬱。我能感受到那種無處可逃的煎熬……2019年反送中期間，您在微信發文支持香港，國保又找上門，最後在2019年9月決定帶著家人逃離中國。那個下定決心的瞬間，是什麼讓您終於說

「我受夠了」？逃亡路上，有沒有哪一刻讓您覺得特別驚險、或者特別溫暖？

回答四：

我回到南方後，開始回到學校，幾個月後只能回廣州家裡，那時還沒有「國保局」這個說法，只有公安局一處（政治保衛處），我們家住在廣州市天河區，天河區公安局一處派了一個我初中和高中時要好的同學來接近我。

這個同學經常來找我接觸我。後來我才知道，他所在的科室雖然名義上負責抓走私，但實際上，因為我是廣東省唯一一個被關進秦城監獄的人，廣州市公安局對我非常重視，特意把他從看守所調到一處，專門負責跟蹤和接近我。

回到廣州後，由於我是唯一住過秦城的人，很多秦城獄友以及聽到消息的朋友，都陸續按照我們在監獄裡留下的家庭地址前來找我。當時廣州正值改革開放的熱土，因此公安局對我高度重視。那個天河區一科的同學和他科長，經常隔一段時間就來找我，開始是吃飯、喝酒。後來就旁敲側擊的詢問我周圍人情況。

後來我實在被他們煩得受不了，沒辦法，就想還是到深圳去，可能會好一點。誰知道後來是深圳一處的來找。

問題五：現在您在加州當亞馬遜送貨員，每天開車穿梭在美國街頭，終於不用再擔心國保的電話。您曾說「來到美國才知道沒有了國保好舒服……我都後悔離開得太晚了」。聽到這句話，我心裏其實很酸，也很替您高興。如果能穿越回去，對1989年那個剛募捐完北上的年輕自己，您最想說什麼？另外，對現在的中國年輕人、還有香港和臺灣追求民主的年輕朋友，您心裏最想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回答五：

我並不後悔當初自己的選擇，對自己在年青時期敢於不顧一切的追求國家的改變，希望實現一個自由、民主的體制而感到自豪，代價是必需的。一系列的體驗說明這個共產專制的邪惡性殘暴性，這更意識到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確的。對於現在的年青人而言，我想告訴他們的是，第一隨著文化科學發展，人類自由意識的提高科學技術進步，中共的專制政體一定長久不了。第二對中共的邪惡性要有充分認識，這是一個為達目的沒有任何底線的人類有史以來最強的的黑社會組織。第三黑暗過後一定出現光明，自由民主實現後的中國將會是人人富裕安居樂業的強大國家。第四參加到推翻中共專制的運動將會是人生中最自豪最值得稱讚的事情。

結束語：

非常感謝您願意把這段珍貴的經歷分享給我們，也謝謝龍蒙大哥的牽線搭橋，讓我有機會坐在這裡聽您親口說出這些故事。您的故事不只是您一個人的，它會被更多人聽見、被記住，也會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繼續往前走的力量。希望您在美國的生活越來越平靜、越來越幸福，如果以後有什麼想補充或想聊的，隨時歡迎聯絡我。再次由衷地感謝您！祝您一切安好，我們後會有期。

轉載《八九一代》雜誌第二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