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外語的風險

【看中國2026年10月2日訊】1973年，我還在讀小學三年級時，聽說外省有一位老師因虐待女學生而被捕。據傳，那是一位英語老師，當時正在課堂上進行測驗。那個女孩因一道題也答不上來，便在試捲上寫下了一首短詩：

我是中國人，

何必學外文？

不學ABC，

照樣做革命接班人！

老師和校長嚴厲訓斥了那個女孩，並勒令她寫一份正式的檢討書，否則就開除學籍。由於無法承受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壓力，她不久後投河自盡。她死後，全國各地的學校掀起了一場激烈的辯論：「我們到底該不該學外語？」最終的結論是外語毫無必要，於是全國範圍內隨即禁止了外語教學。

「文革」結束後，隨著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學校恢復了外語教學，社會上也掀起了一股學習英語的熱潮。我一直懷揣著出國深造的夢想，渴望學習英語，卻苦於找不到有效的練習途徑。

一天，我在牆上看到一張小海報，上面預告說錦江河畔將舉辦一個非正式的英語交流聚會。我前去一探究竟，發現那裡聚集了許多人用英語交談。這個活動是由一群自稱「英語愛好者」的人組織的，他們把聚會稱為「英語角」。儘管我研習英語課本裡的語法多年，卻從未開口說過一個單詞，因此我只敢站在人群外圍，因膽怯而不敢出聲。

看到我猶豫不決的樣子，一位年輕的大學生走過來向我打招呼，並試著用英語與我攀談。我用中文緊張地解釋說，我不會說英語。

「沒關係，」那年輕人寬慰道，「只要你開口就行。」受到鼓舞後，我磕磕絆絆地用英語說了幾句，我們便開始聊起日常生活。每當我一時語塞、想不起某個詞時，他總會適時地幫我補上。令我驚訝的是，他提示的那些詞其實我早就背過——只是在開口說話時，我一時想不起來罷了。那天傍晚晚些時候，一位年長的先生走過來，說他正打算去錦江賓館找外國人聊天；錦江賓館是成都首屈一指的涉外酒店，就在「英語角」馬路對面。

我跟著他走進了酒店大堂的咖啡廳。他隨口向一位外籍客人問好，對方也熱情地回應。兩人攀談起來，我也偶爾插上幾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親耳聽到母語人士說話，更別提嘗試與他們交談了。當晚離開酒店時，我感到一種令人振奮的激動，並下定決心要全身心投入到英語學習中。

從那以後，我成了「英語角」的常客，每週二、週四晚上都會去。我經常鼓勵其他人一起去酒店那邊練習口語，或者與沿著河岸漫步的外國遊客聊天。他們往往和我們一樣渴望交流，對當地的日常生活充滿著真誠的好奇。

然而，由於「英語角」是在公共場所自發定期聚會，沒有官方背景，加上又有外國人聚集於此，當局便產生了疑慮，並安插了監視人員。一天晚上，一個陌生男子在人群中穿梭，特意逐一給在場的每個人拍照。

儘管面臨監視，我還是在那裡結識了許多朋友。每當在街上看到外國人，我們都會自然地向他們打招呼。一天下午，我和兩個朋友路過人民南路廣場時，看到一位外國男子騎著自行車，從毛主席巨型雕像後方的展覽中心出來。我們大聲向他問好，他便調轉車頭，向我們騎了過來。

「你好！」他微笑著說道。

「我們是英語愛好者，」我說，「能和您聊聊嗎？」

「當然可以！」他回答道。「聽你的口音，我覺得你應該是美國人吧？」我試探著問道。此時，我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練習經驗，不再需要像「你從哪裡來？」這類教科書式的開場白，而是能更自然地展開對話了。

「其實不是，」他說，「我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我們有些意外；我們從未見過加拿大人，對這個稱呼也感到有些陌生。

「你是說加拿大（Canada）嗎？」我問道。

「對，加拿大。」他點點頭。

「哦，加拿大！」我回應道，「那是個偉大的國家，我們也都很熟悉。」每一位中國公民都知道加拿大，這多虧了諾爾曼．白求恩醫生——他在抗日戰爭期間支援了共產黨軍隊，毛澤東還曾專門撰文紀念他，那篇文章廣為流傳，許多人都耳熟能詳。

我們相談甚歡，便邀請他到我的公寓去坐坐。他叫加里（Gary），在加拿大的一所學院教授計算機科學。作為一項雙邊經濟合作計畫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在中國資助了現代管理培訓項目，並派遣了講師前來任教；加里當時被派往成都的一所經濟幹部培訓學院，執行為期三個月的教學任務。

在我家閒聊一番後，我邀請加里幾天後再來家裡吃頓家常便飯，他欣然應允。由於我住的小區地形複雜，初來乍到者很難找路，我們便陪他步行回到人民南路廣場，並約定在毛主席像下會合。

加里講了一個關於這座雕像的趣聞。雕像底座上的毛主席，右手五指張開向前伸出，宛如正在揮手致意，而左手則背在身後。加里的一位中國朋友——曾在「文革」期間下鄉插隊——告訴他：「毛主席右手伸出五根手指，是告訴年輕人他們要下鄉五年；但他把左手藏在身後，隱瞞了他們還得再待五年的事實。」實際上，大多數年輕人的「流放」生涯長達整整十年。我們聽後相視大笑，給這座雕像起了個「五年」的綽號，並把它定為我們固定的會合地點。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四恰逢端午節。我從小就在當地餐館的後廚裡轉悠，不僅學會了外婆傳授的拿手菜，還從專業廚師那裡掌握了傳統烹飪的基本功。為了款待加里，我準備了一桌豐盛的佳餚。他盡情享用了這頓大餐，還開玩笑說，因為我幾乎每道菜都用了大量的蒜，所以他要叫我「大蒜」（Garlic）——這個綽號對他來說，可比我的中文名字好發音多了。

我們的友誼日益深厚，加里成了我家餐桌上的常客。作為回請，他也經常邀請我們去他在經干院的住處做客；那裡的加拿大教職員工都住在專門的外籍專家宿舍樓裡。去探望他可不是件簡單的事：我們必須在校門口登記並填寫繁瑣的行政表格，才能獲准進入校園。學院設有一個內部外事辦公室，名義上是為了照顧外籍教師，但實際上工作人員大多是國家安全人員。每當我們坐在加里（Gary）的公寓裡聊天時，總會有個官員不請自來，藉口是普通訪客而逗留不去。我們對此並不在意，談話內容僅限於日常生活瑣事，因為我們確信自己問心無愧。

一個週末，加里提到他計畫去峨眉山——一座距離成都約兩百公里的著名佛教名山——並問我是否願意同行。我告訴他，只要能從單位請到四天假，我很樂意一起去。

不久後，我得知公司正在組織員工去峨眉山團建。發現行程撞期後，我便去加里的房間告訴他，他或許可以跟我們的團隊一起去。我進屋時，一位名叫劉林的外事官員正坐在裡面。我沒理會他，興致勃勃地向加里介紹了這次出遊的計畫，加里聽後也很高興。

第二天下午，我遲到了，回到辦公室發現桌上有一張科長洪（Hong）留的緊急便條，讓我等他。我心裏頓時一緊，預感到有麻煩上門，儘管我問心無愧。

那天晚些時候，洪走了進來，厲聲問道：「你最近在搞什麼名堂？」

「沒做什麼啊，」我平靜地回答。

「經干院對你提出了正式投訴，」洪慢條斯理地說，「你應該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我沒做錯任何事。他們憑什麼指控我？」

我立刻意識到這事與我和加里的交情有關，但我拒絕表現出心虛的樣子。當時黑市外匯兌換非常猖獗，雖然加里偶爾問過我想不想溢價兌換外匯券，但我總是拒絕，以保持我們關係的清白。我也很不信任洪；像許多官僚小吏一樣，他似乎很享受利用行政權力把下屬逼入困境。「有人舉報說你試圖帶個外國人去峨眉山，」洪脫口而出。

「邀請外國人去峨眉山遊覽，這有什麼問題嗎？」我反駁道。

「你當初是怎麼跟那個外國人搭上關係的？」

「這有什麼難的？街上每天都有外國人走動，誰都可以上去搭話。」

「你為什麼不匯報這層關係？」

「我為什麼要匯報？這是私事。」

「他們聲稱你有自己的名片，還把名片遞給了外國人。」

這事兒確實不假：因為結識的外國朋友常遞給我們印好的名片，為了方便交換聯繫方式，我和幾個朋友便把姓名、家庭住址和電話號碼列印在空白卡片上，以此作為名片使用。

「那不是正式的名片，」我解釋道，「我們只是把個人聯繫方式打在普通​​卡片上，方便朋友間保持聯繫。」

「拿一張給我看看，」洪要求道。

我從包裡拿出一張樣卡遞給他。

「印這些東西，你們為什麼不匯報？」他追問道。

「匯報什麼？這事兒跟別人沒關係。」

「你不明白，」洪終於把事情的原委說了出來，「經干院的領導給公司總部打了電話，氣勢洶洶地質問：為什麼我們企業在未經他們許可的情況下，邀請他們的外籍人員去峨眉山？公司高層對此一頭霧水，而學院方面要求給個正式說法。」

事情的來龍去脈顯而易見。當時靜靜坐在加里宿舍裡的劉林警官，心裏很清楚我們週末的出行計畫純屬非正式的私人安排，但他卻故意小題大做，藉此找我們的麻煩。

見我既不退讓也不承認有錯，洪便去請示許經理。過了一會兒，他回來問我，在促成這次接觸的過程中，是否使用過公司的正式介紹信。

「私人朋友間的交往，我怎麼可能動用公司的正式介紹信呢？」我回答道。洪心裏很清楚，沒有他的明確簽字，任何信函都不可能從部門發出去。

許經理最終務實地處理了這件事：「如果他沒用公司的信箋或正式介紹信，那就是他個人的私事，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經理的定論讓我鬆了一口氣。第二天一早，我囑咐公司前臺，如果經干院再有電話打來，直接轉接給我。但電話始終沒來。國安部門意識到找不到可利用的官方藉口後，便不再追究此事；他們當初的介入，純粹是出於猜忌和狹隘的嫉妒心理，看不慣普通公民與外籍人士自由交往。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四，加里和他的加拿大同事艾爾（Al）應邀前往我朋友張先生家中聚餐。席間，我問加里，是否把那張印有聯繫方式的卡片交給了劉林。「是的，」加里承認道，「他盤問起你的情況，所以我把你的名片給他看了。」

當我向加里和艾爾說明瞭那場盤問及其引發的官僚麻煩後，兩人都感到憤慨不已。他們本是懷著善意來華交流教育專長的，不料自己的人際交往竟遭到了那些卑劣告密者的監視。我不得不告訴加里，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再陪他去峨眉山了。

加里提出要聘請翻譯，就劉林的行徑正式提出投訴，但我勸他息事寧人。然而，騷擾並未就此停止：張先生因做東請客，隨後也在自己的工作單位遭到了安全部門人員的盤問。

面對這種持續不斷的恐嚇，加里和艾爾深感厭惡，不久便徹底禁止劉林進入他們的宿舍，並拒絕與他交談。一天晚上，正當艾爾出門去拜訪校內的一位中國同事時，劉林在宿舍大門口攔住了他。

「今晚去哪兒啊？」劉林探詢地問道。

「我要去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艾爾冷冷地回敬道。

劉林一心想抓到他的把柄，便急切地湊上前問：「我能一起去嗎？」

「不行，」艾爾說著，從他身邊走入夜色之中，「你最好留下來。那地方對你來說可能太危險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