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建國有功」嗎？（三）：3700萬人餓死和「世界領袖夢」(組圖)
毛和中共奪取政權帶來的後果之二
「大躍進」及其帶來的一系列慘重後果和造成3700～4500萬人餓死，都是「毛要爭當世界「偉大領袖」惹的禍」。（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大躍進與民生災難的開端
毛為實現其充當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和世界共產主義體系的「偉大領袖」的夢想，而發動的脫離科學實際、脫離現實可能的瘋狂的、異想天開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鋼產量翻一番的全民大煉鋼鐵、大修水利……等一系列運動，很快就給國家和大陸民眾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性的後果。這種災難性的後果早在一九五八年就顯現出來了。筆者當年正上高三，學校食堂糧食雖未定量，但已由原來一日三餐乾飯，改為早餐稀飯，中晚餐乾飯。早餐的稀飯還要摻麥麩，原來早餐提供的豆漿也取消了。
學校為實現毛和中共提出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指示，組織學生到城郊去開荒種地，因勞動強度大，學生食量大增，數量有限的糧食令學生吃不飽肚子，學校只好在大米裡加上蘿蔔、白菜煮成菜粥以使學生能找到吃飽的感覺，不過這種吃飽的感覺經過一、兩個小時，在尿了幾泡尿之後便蕩然無存了。
就在一九五八年不少地方糧食供應已趨緊張之時，各地競相放出的糧食高產「衛星」和頻頻傳來的「超產捷報」，已讓頭腦昏匱處於忘乎所以的癲狂狀態下的毛和劉少奇……等人，居然在為糧食多了怎麼辦而發愁。
物資匱乏、票證制度與饑荒擴大
由於各行各業的人都丟下自己的本職工作去修水利、去煉鋼鐵、去抓糧食高產，幾乎所有的物資、交通運輸和人力資源都白白地投入到幾乎沒有產生任何效益的(有的甚至是負效益)大修水利、大煉鋼鐵和糧食高產運動和其他許多毫無實際意義和效果的「躍進」項目中去。致使整個國民經濟嚴重失調，民眾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輕工業產品、日用百貨、副食品的生產，因原材料、交通運輸和人力的嚴重短缺而陷入萎縮，產量急劇下降，已無法滿足民眾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毛和中共當局不得不採取計畫供應的辦法加以應對。於是種類繁多的各種票證應運而生。繼糧、油、布票之後，糖票、餻點票、煙票、酒票、煤油票(煤油燈是當時鄉村、小城鎮居民最主要的照明工具)、豆製品票、肉票、火柴票(那時打火機是奢侈品，火柴是主要的取火工具)、肥皂票、煤票(煤是當時城鎮居民做飯、取暖的最主要的燃料)……相繼發行使用，由於民眾生活日用物資的極度匱乏，這些票證的供應量遠不能滿足民眾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至於當時被視為奢侈品的收音機、縫紉機、手錶、自行車更是一票難求，許多單位一年都只能分到一兩張票。
日常生活物資的嚴重不足、憑票供應量遠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導致一種新行業誕生，那就是倒賣各種日常生活物資、食品和各種票證。當局把這種行為稱之為「投機倒把」。一旦被當局查獲，除沒收其物資、票證和所得金錢外，還要對當事人判處徒刑。儘管當局對「投機倒把」嚴厲打擊，但在生存物資極度匱乏的情況之下，這種行業是不可能禁止得了的，不僅是因為生存物資極度匱乏的民眾有著不可扼制的需求，還因為這個行業為那些因逃避饑荒而流落各地的農民(當局稱之為「外流人口」)和城鎮失業人員(當局稱之為「無業人員」、「社會閒散人員」，他們大多為社會最底層人員，諸如：勞改、勞教釋放人員、摘帽右派、「五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子女……等)提供了一線謀生的機會。
對外援助、糧食出口與拒絕救援
自從全國實現嚴重打擊農民從事農副業生產的積極性的農業合作化之後，農副業生產日漸萎縮，到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全國糧食和副食品的供應已顯緊張，如果是一個民選的、對選民負責任的政府，此時理應竭盡全力進口糧食和副食品以滿足民眾的需要，然而毛和中共當局在這兩年不僅沒有進口糧食和副食品，反而在這兩年總共淨出口了七百萬噸糧食和大量副食品。在全國已大量餓死人的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毛和中共當局不顧民眾的死活仍然分別淨出口了二百五十萬噸和一百萬噸糧食。
毛這樣做的原因是用這些與民眾性命相關的糧食和大量副食品、日用品、礦物原料去換取外匯，以進口發展軍事工業(核武器、導彈、核潛艇……等)和作為軍事工業基礎的重工業所需的設備、儀器、原料、技術。毛把這些武器視為他在全世界推進共產主義革命、實現自已充當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偉大領袖」夢想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
為了和以赫魯曉夫以及後來的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爭奪國際共產革命運動的領袖地位，毛和中共不顧中國民眾的死活一方面出錢出物(主要為金錢、武器以及國內極為短的缺糧食、副食品、日用品、原料……等)，大力支援拉攏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羅馬尼亞、古巴、蒙古等社會會主義國家，和亞非的一些所謂民族主義國家諸如：印尼、斯裡蘭卡、尼泊爾、緬甸、柬埔寨、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埃及、剛果、馬裡、烏干達、喀麥隆……等。
據統計從一九五0年到一九六0年六月底中國向這些些國家提供的無償援助和貸款高達40.28億元，這還不包括無償提供的武器和以糧食和副食品為主的實物在內。40.28億元現在看來數字好像不大，但在大米只有0.08元一斤、工人一般幹部平均月工資只有二十幾到四十元左右的當時卻是一筆巨資。
毛經常對那些建議他在大饑荒時期適當減少外援的手下說：「手裡沒有一把米，雞都逗不來」。在毛的授意之下，在國內已大量餓死人的一九六0年一月成立了「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專門負責向外國(主要是前面所列各國)贈送現款(外匯)、食品和其他物資，致使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年份對外援助激增，使因饑餓而死亡的人數也劇增。這年十一月為拉攏古巴給古巴六千萬美元貸款，並告知對方可以經過談判不還；次年元月為拉攏阿爾巴尼亞給了五億戶布；在餓死人最多的一九六O年，為拉攏北朝鮮還為其提供23萬噸糧食。此外，毛和中共還出錢扶持各國共產黨內極少數毛派分裂分子另組X共(馬列)小黨辦刊物，為毛和中共的世界共產主義武裝革命理論搖旗吶喊、對毛和中共加以吹捧。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不斷有X共(馬列)的所謂代表團頻繁到訪中國。一是來接受毛和中共的指示，更主要的是來向毛和中共領取數額不菲的津貼。毛和中共對這些被他們豢養的走狗一貫是來者不拒慷概解囊。我記得來得最多的是澳(大利亞)共(馬列)的主席(書記？)威爾科克斯先生，他有時一年都要來好幾次，所以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仍未忘記他的大名。
1962年5月的照片顯示，中國難民在香港排隊領餐。在由中共「大躍進」政策引發的饑荒期間，有14萬至20萬人進入香港。（圖片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這三年之中據國內外統計研究公布的資料中國大陸總共餓死了三千七百萬至四千五百萬人，其中主要是農民。造成這一場和平時期、正常年景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和三、四千萬無辜民眾因饑餓而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大喜功的毛為實現其要充當世界共產革命運動的「偉大領袖」的夢想、試圖創造罕世奇功，「一夜之間」將貧窮落後的中國大陸變成世界超一流的先進大國，而發動的「總路線」、「大躍進」、「大煉鋼鐵」、「大修水利」、「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社食堂」……等一系列運動。
儘管這一系列運動造成糧食減產、生態環境慘遭不可逆轉的破壞、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生活日常用品、糧食和副食品的嚴重匱乏、生產力慘遭破壞、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等一系列嚴重後果。然而只要毛和中共當局稍微有一點人性、對他治下的民眾的生命稍微有一點尊重、對民眾的苦難稍微有一點點憐憫之心，放下面子(毛和中共一直不敢對外承認中國發生了大饑荒、大量人口餓死這一事實，以維護其一貫正確、英明、偉大的虛假「光輝形象」)及時採取必要措施，削減外援、進口糧食、打開貯備糧倉(據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報告：到一九六0年全國還有一年零七個月的貯備糧)、接受外國的糧食援助，則完全可以做到不餓死一個人，更不用說餓死3700萬～4500萬人了。
簡單的算一算便可證明這一論斷：在這大饑荒的三年之中每一噸糧食可以在一年之內至少挽救10個人的生命，一年內這10個人平均每人可分到200斤糧食；平均每天每人可得0.548斤糧食，再加上饑民們原有的每天0.4～0.5斤口糧，則饑民們每天的口糧可達到0.948斤～1.048斤足可維持生存的需要。即便對每天口糧只有0.3斤的饑民加上這0.548斤糧食，每天的口糧也有0.848斤，也可維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照此計算一九五九年只要把淨出口的250萬噸糧食不出口，用來供國內饑民之需要，則這一年便可挽救2500萬饑民的生命；如果一九六0年淨出口的100萬噸糧食不出口、援助古巴的6000萬美元用來從國外購買糧食(按當時的糧價可購買87萬噸糧食)、援助北朝鮮的23萬噸糧食用來供應國內的饑民，那麼這一年將有210萬噸糧食供國內饑民提高口糧標準，這將使2100萬饑民免於餓死；一九六一年如果把給阿爾巴尼亞的5億盧布(當年盧布與美元的比價約為1比1，這是蘇聯官方自定的匯率，高於盧布的實際價值)用來買糧食，按保守的估算可從國外購得300萬噸以上的糧食，如果再加上被打腫臉充胖子的毛斷然拒絕的蘇聯願意提供的100萬噸糧食援助，那麼這一年總共將有400萬噸以上的糧食供饑民們食用，這將拯救4000萬人免於餓死。由此看來，如果這三年停止出口和外援糧食、同意接受蘇聯的100萬噸糧食、把對外援助的資金用來進口糧食。如能這樣，那麼1959～1961這三年一個人也不會餓死！據此可以說「大躍進」及其帶來的一系列慘重後果和造成3700～4500萬人餓死，套用一句當下流行的話來說：「這都是毛要爭當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惹的禍」。
責任轉嫁、個人奢靡與政治清洗
在大饑荒期間，毛生怕外國知道中國發生了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的真相，影響他自封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對外拒不承認中國大陸發生了大饑荒、餓死了大量人口的事實。為掩蓋中國大陸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大量餓死人的真相，毛和中共不顧民眾死活頑固地拒絕一切國際援助，這種死要面子的做法大大加劇了饑荒的程度，使本來可以因國際援助的糧食而得救的數以千萬計的饑民最終未能逃脫餓死的厄運。
在斷然拒絕了蘇聯提供的糧食援助之後，毛居然宣稱：「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指赫魯暁夫)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為維護毛和中共的這種莫名其妙的所謂「志氣」，數以千萬計的饑民因未能吃上蘇聯援助的糧食而死於非命。
此後毛還對他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和秘書田家英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讓婦女敞開肚子生，死的幾千萬人，過幾年不又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
面對被自己弄得千瘡百孔、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和因他的胡作非為而餓死數千萬人的慘狀，毛和中共不僅沒有任何反省、內疚、自責反而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他們憑空捏造出來的三年自然災害、蘇修逼債、許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許多基層政權被階級敵人所控制。
真實的情況是：近年許多氣象學家和水文學家在仔細研究了「解放」以來歷年全國各地記錄的氣象和水文資料之後，得出的結論是：一九五九、一九六0、一九六一這三年全國沒有發生重大的自然災害。這三年基本可以算得上風調雨順；被毛稱之為「蘇修」的前蘇聯在中國大陸發生人為的大饑荒期間，不僅沒有逼債，反而主動提出鑒於中國目前的困難，可推遲五年償還中國所欠蘇聯的債務，而且這五年不計利息，被毛和中共斷然拒絕。尤其不可思議的是毛和中共在每年餓死上千萬人的困境之下，居然提出要提前還清所欠蘇聯的債務，於是毛和中共不顧民眾的死活，動員一切力量從全國捜刮一切可以捜刮到的可供出口抵債的副食品、農付產品、日用工業品和工礦原料……等物資運交蘇聯還債，這種愚不可及的做法不僅使更多的人餓死，還大大加劇了國內物資供應緊張的程度。蘇聯還提出要對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50萬噸古巴糖的援助。毛和中共僅接受了50萬噸古巴糖(毛之所以接受古巴糖，是以這種方式間接擴大古巴的出口，以此作為拉攏古巴的一種手斷，而不是出於考慮到滿足國內民眾的需要)，而毫無人性、不可理解地拒絕接受那100萬噸可以挽救一千萬人生命的糧食援助；至於把責任推給全國各地民主革命不徹底、基層政權被階級敵人所掌控，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報復，那就更是無稽之談。眾所周知，自「解放」以來歷經「土改」、「土改複查」、「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運動，毛和中共的所謂「民主革命」早就徹底得過了頭。所有的真正的、莫須有的所謂「階級敵人」都被殺的殺、關的關、戴帽的戴帽、管制的管制，包括他們的家屬，都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打倒在地，並踏上了一隻腳」。他們連做人的起碼資格都沒有，哪裡還有什麼基層政權會被他們所掌握？他們在這個政權之下能點頭哈腰、逆來順受，能苟延殘喘地活下去就算萬幸了，哪裡還有可能對貧下中農進行階級報復？自「解放」以後，各級基層政權早已牢牢地掌握在那些革命最徹底、最堅決的以流氓、地痞、懶漢、二流子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手中，已是不爭的事實。毛和中共把責任推給「階級敵人」的階級報復實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拙劣藉口。
即使在大饑荒時期，被中共宣傳機構和無恥御用文人們吹捧為「生活簡樸」、「與人民同甘共苦」的毛，仍然過著封建帝王般的奢糜生活。據毛在大饑荒時代的御廚透露，在大饑荒時代毛的一份菜譜計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菜湯十六、七種；僅魚蝦就有蒸魚卜丁、鐵扒桂(鱖，以下同)魚、煎桂魚、軟炸桂魚、烤青魚、吉士百烤魚、波蘭煮魚、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十七種做法。
不僅如此，在大饑荒年代窮奢極侈的毛，還在全國花費數以億計的巨資為自己建造行宮，計有：韶山滴水洞、廬山蘆林一號別墅山莊、長沙蓉園、武漢東湖梅嶺一號別墅、咸寧131工程特一號別墅、北戴河蓮花山別墅、北京宻雲水庫湖心島別墅、北京香山雙清別墅、北京玉泉山別墅……等。
其中僅滴水洞別墅及其附屬工程總造價已超過億元，這樣一筆錢如用來進口糧食，按當時的糧價可購買62.5萬噸糧食，這麼多的糧食可以挽救625萬饑民的生命。「解放」後毛在全國各地先後為自己修建了61處別墅，其中有許多處毛從來沒有入住過，就連耗資過億元的韶山滴水洞別墅，毛也僅在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十七日至卄八日在那裡住了十二天，相對於它的造價，毛在那裡每住一天就花費了將近一千萬元。毛建造的這六十一處別墅不僅耗費了國家寶貴的建設資金，其中有許多是大饑荒時代饑民們指望用它來進口糧食以挽救自己性命的資金。
一貫善於在他人面前做秀、做假事、說假話的毛。一邊罔顧民眾的死活過著窮奢極侈的封建帝王般的生活；一邊在手下工作人員、民眾代表、「民主黨派」人士甚至外賓面前穿上打過補丁的襯衫、睡衣、鞋襪，故意顯示其「艱苦樸素」。還曾在大饑荒時，向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宣稱要幾十天不吃豬肉。毛主要是想通過這些工作人員、民眾代表、「民主黨派」人士和外賓把這些事向外傳揚，以顯示他生活簡樸與全國民眾同甘共苦。不想至今毛左分子、「五毛」黨們、「烏有之鄉」的鄉民們仍在津津樂道毛這些做秀的「光輝事跡」。
實際情況是：據原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透露：毛為維護保養這些毛用來顯示其艱苦樸素作風的道具，每當這些衣、被、鞋、襪發生破損時，毛手下的工作人員都要派專人用飛機送到上海，由那裡的高級技師精心織補、修理後，再用飛機運回北京，以供毛在面對國內外「觀眾」演出其「艱苦樸素醜劇」時繼續使用。
實際上毛修補這些用作道具的衣、被、鞋、襪所花的費用不知道要比買新的衣、被、鞋、襪的費用要高出幾十、幾百甚至上千倍。毛這樣做實在沒有必要，毛如果不是在外人、外賓面前故意穿上這些打過補丁的衣、被、鞋、襪，而是在自已家裡穿、破了就請身旁的工作人員縫補一下，接見各級官員、友人、民眾代表和外賓時穿著整潔一點，不僅無可厚非，反而是一種真正節儉的表現，毛不需要貪污、也不需要使用任何特權，僅憑他那一月四、五百元的工資就可使自己在接見他人和外賓時穿著整潔一點。更何況接見他人、外賓時，自己衣冠整潔也是對他人和外賓的一種起碼的尊重。
至於毛的手下和無恥文人們大肆宣揚的，在大饑荒期間毛為了與民眾同甘共苦共度時艱，宣告幾十天不吃肉的真相是：毛在健康檢查時發現膽固醇過高，保健醫生們建議毛少吃豬肉(毛嗜好吃紅燒豬肉)，於是御廚們在醫生的建議之下，把菜裡面凡用豬肉的地方都改成麵筋(麵筋的價格和營養價值實際上都比豬肉要高許多)，這怎麼扯得上是與民眾同甘共苦呢？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聯想起一件往事，大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還是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份湖南出版的雜誌上看到一篇紀念毛誕生多少週年的文章。是大饑荒時期，長沙的一位漁場陳姓黨支部書記，以一種十分「自豪」的口氣，回憶當年如何為毛養魚的經歷。據這位書記回憶：在大饑荒開始不久的一天，上級領導突然找他談話，交給他一項要嚴格保宻的重大「政治任務」，即在長沙烈士公園東北方一處因修京廣復線截斷瀏陽河而形成的U形月牙湖上建一個養魚場，專門為「偉大領袖」毛主席養殖毛所鍾愛的瀏陽河白鰱魚。
據這位陳書記介紹，在北京已吃懨各種山珍海味的毛，有一天突發奇想，回憶起年輕時在長沙求學和鬧革命時，吃過一種瀏陽河長沙段捕撈起來的白鰱魚，毛當時覺得非常好吃。毛對手下人說，瀏陽河流經長沙段有一處急灣，此處水流湍急，河裡的白鰱魚在這裡的激流裡奮力爭游，魚肚皮在河底的沙灘上摩娑，使得這裡的白鰱魚肚皮異常肥厚鮮嫩。毛對手下人流露出想吃瀏陽河白鰱魚的意思，善於逢迎拍馬的毛的「大內總管」，馬上心領神會，並及時把毛的「聖意」告知湖南省委。由於瀏陽河流經長沙的那段急彎，已在一九五八年被新修的京廣復線所截斷，形成了一個月牙湖，而改道後的瀏陽河裡的魚蝦早已被饑不擇食的饑民們幾乎撈捕殆盡，哪裡還能捕到「當今聖上」朝思暮想的瀏陽河白鰱？
為不違聖意，省委立即下達政治任務，責成水產部門在瀏陽河截流形成的月牙湖成立一個漁場。選擇祖宗三代都是貧雇農出身、有養魚經驗的黨員專門為毛養殖瀏陽河白鰱。據這位漁場書記回憶，大饑荒期間，他們每星期撈捕兩次每條兩斤左右不大不小的活白鰱魚數條，用可充氧氣的專用運魚魚箱在專人押運之下，用汽車運到長沙南郊的大托舖軍用機場，再用專機運到北京供毛享用(一九六一年暑假筆者想為久未食過魚的父母改善一下生活。曾與友人試圖到位於長沙烈士公園內的這個月牙湖去釣魚，不料竟遭到好幾個便衣巡邏人員的驅趕與呵斥，連釣具也被沒收。當時都不知道這裡已闢為毛的「御用」養魚場)。
毛左分子們、五毛黨們、「烏有之鄉」的鄉民們，你們想過沒有？你們心中的紅太陽、你們那位「生活簡樸」、常穿著打補丁的衣裳接見國內外賓客、並聲稱「為與民同甘共苦數十天不吃肉」的「偉大領袖」在大饑荒時，在北京所吃的每一條白鰱魚要花多少錢？
其實白鰱魚在河鮮中根本算不上什麼美味，只是毛當年混跡長沙時，因囊中羞澀，常只能以粗茶淡飯裹腹，偶爾能吃上一頓白鰱魚當然會倍感鮮美，因此而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毛「功成名就」，成為當今「聖上」之後，仍想重溫當年的這一美味。
毛的私人生活也極其腐敗、淫亂，即使與封建帝王相比也有過之無不及。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毛在長沙活動期間與毛的第二任妻子楊開慧結婚之後(毛在老家由父母做主曾為毛娶了一位比毛大四歲羅姓姑娘為妻，婚後一年多羅氏就去世了)，毛即與楊開慧的表妹和一位叫陶斯詠的寡婦在一起鬼混，引起楊開慧的不滿。一九二一年毛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後，懷揣著共產國際提供的大洋，還專門跑到南京與移居在那裡的陶斯詠重敘舊情。
一九二七年毛發動的秋收起義失敗後，逃竄至井崗山投靠在那裡佔山為王的王佐、袁文才的土匪部隊。在那裡毛看上了比楊開慧更年輕漂亮的賀子珍。經王、袁撮合，毛置與自已共患難的妻子和三個親生兒子的安危於不顧，在沒有和楊開慧離婚的情況下，毛毫不猶豫地拋棄作丈夫、做父親的職責，又於一九二八年與賀子珍結婚。
此時，毛的合法妻子楊開慧正帶著她和毛所生的三個兒子在長沙清水塘和老家板倉，一面艱難度日；一面翹首企盼毛的歸來。對毛一往情深的楊哪裡知道，她們母子四人早已被毛拋棄。毛早已在井崗山另結新歡。從一九二七年毛離開楊開慧母子上井崗山，到一九三0年楊在長沙被何健處決的這三年多的時間內，毛明明知道楊開慧母子在長沙清水塘和老家板倉生活非常危險，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殺身之禍。毛如果對自已的妻子和兒子稍微懷有一點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毛完全有辦法通過中共地下黨，把楊開慧母子接到井崗山和中央蘇區和毛一起生活，以使她們脫離危險。然而毛不僅沒有這樣做，就連毛率紅軍奉命攻打長沙，從板倉附近經過。毛都沒有順便去看一下自已的妻子和親生兒子。毛怕楊和自已的兒子回到他身邊，妨礙他和賀子珍的幸(性)福生活。毛對親人的冷漠無情、不負責任和自私在此暴露無遺。
當毛和中共打著北上抗日的招牌流竄到陝北後，在毛和中共的欺騙宣傳之下，一大批懷抱抗日救國理想的青年學生、文化人被誘騙到陝北。毛所在的延安，一下子出現了許多衣著打扮時髦的女性，令賀子珍等中共領導人的老婆們相形見絀。其中一名演員出身名叫吳莉莉的女士更是美貌時髦出眾，立刻被毛看上。毛找各種藉口與吳交往、鬼混。一次毛正與吳鬼混時被賀子珍發現，賀與毛、吳又打又鬧，吵得盡人皆知，吳無臉再在延安混下去，只好離去。毛還與女作家丁玲也常在一起鬼混，還揚言要封丁為妃子。
賀子珍性情剛烈，無法容忍毛的淫亂，終至以到蘇聯療傷為由離開了毛，遠去蘇聯療傷。賀離毛而去不久，毛又和從上海來的電影演員江青鬼混在一起(江在來延安之前曾與四個男人結過婚或同居過)，不久毛便決定與江結婚(此時毛尚未與賀子珍離婚)，因江的歷史過於醜陋，毛的這一決定引起中共上下一片反對之聲。他們擔心江的醜聞會給毛和中共臉上抹黑。然而毛不顧中共上下的反對，堅持與江舉行了婚禮。直到兩年後，賀從新聞報導中才得知毛已與江結婚，賀此時給毛寫過多次信均未得到毛的回信，最後毛回信告訴賀：我們以後就是同志了(意即夫妻關係結束了)。此後毛一直設法阻止賀回國，以免賀妨礙她與江的幸(性)福生活。賀遭此打擊，終至精神錯亂，在蘇聯被關進精神病院強制治療。
「解放」後毛已成為中國大陸貨真價實的封建帝王，與被他看中的女人滛亂就更加肆無忌憚。為滿足毛和中共領導人的荒滛慾望，毛手下專門為毛和中共高級領導人在中南海組織舞會，每週一次，後改為每週兩次，專門從中南海女工作人員和部隊女文工團員中選取年輕漂亮的姑娘為毛伴舞，兼供毛挑選作為陪寢對象。毛的手下還秉承毛的旨意，把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改成「118會議室」，據知情人士透露，裡面的裝潢、傢俱、陳設、吊燈等都遠勝於克裡姆林宮。這裡是專供毛與大會堂年輕貌美的女服務員滛樂的場所。
此外，毛還利用外出巡視的機會，每到一處便要手下召集當地女文藝演員、年輕漂亮的女服務員為其伴舞、供其滛樂。其中最有名的當數張玉風，此人原在毛的專列上當服務員，被毛看中後，被毛調到中南海為毛服務、供其滛樂。近來網上爆料：張有一兒子長像酷似毛，也模仿毛梳了個大背頭，人們懷疑是張與毛所生。又有傳言：毛死後張曾找中共中央要求為兒子認祖歸宗，中央領導雖明知是事實(張大概提供了不容否定的證據)仍然告知張，為維護偉大領袖和中共的光輝形象，不可能讓張的兒子認祖歸宗。最後中央答應張享受副部級待遇退休，以對其進行安撫。按張以一毛身邊服務員兼秘書身份退休，能享受付部級待遇可算是沒有先例的，從這一點考慮，此事恐非空穴來風。
對於毛私生活荒滛無恥的程度，由於當局的欺騙隱瞞，國人以前知之甚少，包括筆者本人，雖以前也略知一、二。但當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筆者去西安參加化工部舉辦的一次會議，聽到與我共住一個房間的江蘇南京來參加會議的代表(此人是江蘇省石化廳的一位處長)談到毛巡視南京所發生的一件毛的「風流韻事」時，我仍然感到震驚和難以置信。
據這位處長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次毛出巡到了南京，住在省委的一家賓館。賓館派出幾位最年輕、漂亮、政治可靠的女服務員為毛服務。其中一位年僅十幾歲秀色可餐的女服務員被毛看中，毛稍微暗示一下，毛手下的工作人員便心領神會，立即通知賓館領導：偉大領袖今晚要接見這名女服務員，賓館領導立即把這當作一項「政治任務」通知這位年輕漂亮但不諳世事的女服務員。這位女服務員，得知偉大領袖要親自接見自己後，感到無比榮幸，心情也無比的激動與興奮。當晚這位梳妝打扮一番後的女服務員便由毛的手下引進到毛的臥室。熟知毛的本性、知道毛接下來要幹什麼的毛的手下，便知趣地找藉口離開了毛的臥室，順便把門也帶關了。此時迫不及待的毛，連裝模做樣的客套話也沒說，走上前去抱住這位女服務員就要幹「那事」。不料這位不諳世事的女服務員被毛這一突如其來的無恥下流舉動嚇得暈死過去。因為她萬萬想不到她心目中這樣一位「無比英明、偉大、光榮、正確；品格無比高尚的光輝形象和偉大領袖」；她心目中的「紅太陽、大救星」居然會對她做出這種下流無恥的、只有流氓和強姦犯才能做得出的勾當。毛對她的行為與毛在她心目中的「偉大光輝形象」之間的巨大反差給她心靈上造成的巨大震撼、不可思議，以及毛的粗暴行徑給她那不諳世事的幼小心靈上造成的巨大驚恐致使她眼前一黑、人事不知暈死過去。這令毛大為掃興，連忙叫來手下人把這位服務員送醫院搶救。
按照毛對被他「寵幸」過的女人的一貫做法：對毛順從且毛認為可靠的，毛通常會給她幾萬元錢(這在極端貧困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堪稱一筆巨款)，並安排一個較好的工作；對那些不順從的或毛認為不可靠的，則被發配到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偏遠地方嚴加監管了其一生。我估計這位毛欲「寵幸」而未得手的女服務員，事後的遭遇屬後一種情況的可能性較大。
毛在「大躍進」期間的的胡作非為召致黨內外諸多人土的不滿，面對這一狀況，毛不是反省自己、改弦易轍、痛改前非。而是採取諉過於人、轉移視線的方式來推卸責任。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為糾正一九五八年的極左路線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上，毛已經感覺到自已的好大喜功、胡作非為給大陸社會和民眾造成的嚴重損失和巨大災難，已經危及他在黨內和民眾中的威望，以及他的絕對領導地位。於是毛以彭德懷的「萬言書」為藉口，轉移會議方向，把這次會議的方向由反左傾冒進轉變為反右傾。把矛頭對準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為首的所謂「反黨集團」(其中還包括李銳、周惠……等人)。當毛把彭給他私人的意見書翻印分發給與會代表時，許多代表都認同並附和彭德懷的意見，這令毛大為不滿，毛通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找彭談話，對彭施加壓力脅迫、誘騙彭在大會上作檢討。毛在大會上大發滛威，作了語氣嚴厲、措詞尖銳的發言，指責彭給他的私人信件是「向黨(也就是毛，毛一向把自己當作黨、當作國家)挑戰的萬言書」。誣稱彭是漏網的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成員、裡通外國、組織軍事俱樂部企圖篡黨奪權。毛在彭違心地作檢討之後，對與會代表施壓說：彭自已都承認了，作了檢討，你們還不敢檢舉揭發批判？與會代表在毛的威壓之下，紛紛改變原來支持彭的意見書的態度，轉而不惜揑造事實對彭進行無端的攻擊，甚至辱罵以表示與彭劃清界線，以此來顯示自已對毛的忠誠以求自保。其中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賀龍、林彪等最為積極，最為賣力。毛在會上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辦法，把凡是贊同彭的觀點的人都算作以彭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成員，組織代表進行打擊批判，結果政治局委員張聞天、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毛的前秘書李銳、湖南省委副書記周惠等均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北京軍區政委鐘偉因大聲為攻擊彭的一項罪名辯解，竟被毛命人當場將其逮捕，被關監獄卄年，直至彭平反後才被放出來。
由於毛牢牢地掌控了軍隊、情報(實為特務)、治安系統，對於一個共產極權政權而言，誰掌握了這些，就等於掌握了一切、掌握了他手下任何一個人生殺予奪的大權。廬山會議的與會代表對此都心知肚明，這些代表都是多年以來跟隨毛打江山的人，對毛的心狠手辣、不擇手段、翻臉不認人都多有耳聞，其中許多代表還親身領教過。
毛在大會上措詞嚴厲的發言，和當場逮捕敢於大聲為彭申辯的北京軍區政委鐘偉，成功地震懾了與會的每一位代表，甚至也包括在毛的這場殺雞儆猴的卑劣把戲中被當作「雞」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成員在內。他們都被迫違心地對自己根本不存在的「反黨、反毛罪行」無限上綱，作出深刻檢討(儘管如此他們還是難逃被罷官、被貶謫的厄運)。就這樣，在廬山會議上毛依靠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軍隊、公安、情報特務系統)和卑劣狡詐的無恥手段，以及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賀龍、林彪、陳毅……等中央主要領導人支持之下，不僅成功地度過了因自己的好大喜功，和胡作非為而帶來的信任危機。而且還強化了毛在國內、黨內、軍內的絕對領導地位(這為以後毛利用自已的絕對領導地位、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和被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賀龍、陳毅、彭真……等為首的中共各級領導人吹捧起來的「絕對威望」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本來以糾「左」，即糾正毛瘋狂的極左路線給國家、民眾造成的巨大災難為目標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世稱「廬山會議」)，不僅沒有糾正一九五八年以來「大躍進」、「三面紅旗」的錯誤和所造成的巨大災難，會議公報反而還強調要繼續高舉「三面紅旗的偉大旗幟」在毛的「英明」領導下繼續向共產主義前進。公報還宣稱成績是巨大的，缺點和錯誤是暫時的、小小的；成績與錯誤相比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比。繼續高舉「三面紅旗」極左路線的結果是造成廬山會議後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比例進一步失調、物資供應更加困難、因饑餓而死亡的人數劇增的主要原因。「廬山會議」也是造成一九五九、一九六0、一九六一這三年餓死四千多萬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大躍進」、「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和巨大災難，毛自己也清楚，為便於推卸責任，把自己隱藏在幕後操控一切(此外，毛也不想把時間精力消耗在國家元首不可推卸的迎來送往等禮儀上)毛在「廬山會議」召開之前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卄七日召開的全國第2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辭去了國家主席的虛職。改「選」劉少奇為國家主席。毛仍保留黨主席和他更看重的中央軍委主席這兩個掌握黨政軍實權的職位。老姦巨滑的毛這樣一來就可把所取得的一切成績歸功於處在幕後的自己的英明領導，而把所有的缺點、錯誤都推給站在前臺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這些人身上。
毛把它辭去國家主席一事在國內外大肆宣揚，以在國內外諸多不明真相的人士面前博取「不戀權」的虛名。毛在「廬山會議」上和會後就是玩的這一手。
廬山會議後毛為鞏固自己的絕對統治地位、打擊那些對「大躍進」和「三面紅旗」有異議的各級黨政軍幹部，和震懾怨聲載道的饑民們，毛在全國又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運動」。據一九六二年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甄別平反時統計有三百數十萬黨員、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個數字遠不是全部[註：七]。毛把自己造成的「五風」、饑荒、餓死人、國民經濟失調和經濟瀕臨崩潰……等責任都推到這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頭上。他們成了毛的替罪羊，因而慘遭批鬥、迫害，並禍及他們的家人親友。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坐牢、有的「勞教」、有的丟官去職、有的被遣送農村、農場、工廠勞動。
幾乎所有良知未泯、對百姓稍有同情心、對毛和中共在「大躍進」期間的倒行逆施稍有不滿的各級幹部，上至中央下至社隊基層幹部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至此中共內部已再沒有人敢堅持真理、敢說真話、再也沒有人敢為民請命、再也沒有人敢對毛和中共的胡作非為提出異議。
與此同時毛和中共繼續宣揚高舉「三面紅旗」、繼續「大躍進」。為了從農民身上捜刮本已少得可憐的糧食又在農村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致使一九六0年成為餓死人最多的一年。
毛通過「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成功地加強了他在黨內的獨裁領導地位、成功地打擊、震懾了對「大躍進」和「三面紅旗」有異議的各級黨政軍幹部、成功地震懾了怨聲載道的、處於饑餓狀態的全國民眾。不僅如此，毛還通過廬山會議和接下來的「反右傾運動」成功地壓制、轉移了各級幹部和民眾對毛一九五八年以來所犯錯誤和罪行的追究。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完成於望春軒
[註：7]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甄別平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四十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人數總有幾千萬。」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與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