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六四身陷秦城 修憲先驅曹思源後人披露掩埋的歷史(圖)
中國民間修憲先驅、因六四被關秦城的曹思源（曹志芳提供）
【看中國2026年6月11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一張泛黃的報紙，一份雙方簽字的協議，還有一個菜市場裡突然消失的父親。三十七年後，曹思源的女兒曹志芳攜同丈夫陳仲，將那些歷史碎片一塊一塊地拼回原處，向記者娓娓道來。
2026年6月4日，曹志芳和劉仲參加多倫多紀念六四37週年遊行。（曹志芳提供）
那是1989年的夏天，也是中國改革史上一個無法繞開的斷裂點。
從文革到國務院：一個改革者的鑄造
要理解曹思源在六四前夕為何如此奔走，必須先回到更早的起點。
曹志芳回憶，父親並非突然被歷史推到風口浪尖的人。他是一個從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中，就已經想清楚了方向的人。
「他在文革之前就念完大學了，學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江西南昌的黨校。」 曹志芳說，「文革一來，他就被發配到景德鎮的黎明製藥廠，當了工人。」
然而，被發配並沒有讓曹思源沉寂。恰恰相反，在車間和宿舍之間，他從未停止閱讀與思考。文革結束、研究生制度恢復的第一時間，他便將早已寫好的入學論文直接交給導師於光遠——論文題目正是《左傾領導路線剖析》。
「那個時候誰敢批判？沒有多少人公開的。」 曹志芳說，語氣裡帶著驕傲，「他就已經早就寫好了，準備好了，直接交了。」
那份勇氣是真實的。他被中國社科院直接錄取，隨後先在中央黨校執教，後進入國務院任職。文革的經歷，讓他形成了一個清晰的判斷：中國最根本的問題，是缺乏憲政的約束。
「他覺得中國需要憲政，因為文革裡太多悲劇和冤案，國家副主席說沒就沒，說翻就翻。」 曹志芳說。
但曹思源是一個懂得路徑設計的改革者。他深知，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直接推動憲政，阻力難以逾越。於是，他選擇先走經濟改革的路——他起草了中國第一部破產法，力主引入私有制，打破國有企業"大鍋飯"的格局。
曾與曹思源共事多年的陳仲，在採訪中補充道：「他推動破產法改革的時候只有三十多歲，四十歲左右，那時候他就已經被稱為趙紫陽的幕僚，十大幕僚之一。當時中國有‘四大經濟學家’的說法，吳市場、厲股份，還有曹破產——那就是他。」
陳仲特別提到一個細節：有一次體檢，醫生以為曹思源有膽結石，仔細檢查後才發現，他長著兩個膽。「所以他膽子特別大，是天生的。」陳仲笑著說。
體制內的破冰：人大旁聽制與民間參政
破產法通過之後，曹思源離開國務院，轉而加入由萬潤南主持的四通公司下設研究所，擔任所長。這一步，標誌著他開始在體制邊緣地帶做他真正想做的事。
「在體制內不允許他搞的事情，他就在這裡搞。」曹志芳說。
其中最具歷史意義的，是他推動建立了人大旁聽制度。那時，中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對公眾完全封閉，老百姓不知道代表們在討論什麼、決定什麼。曹思源認為，這根本不符合議會制度的本意。
「像咱們這兒，議會人都可以去聽的，那時候人大會是不能關起門來開的。」 曹志芳說，「他搞那個人大旁聽制。」
陳仲補充說，曹思源不僅推動了旁聽制度，還將政協會議討論搬上了電視直播。「那是中國人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政協代表怎麼討論國家大事的。以前都是秘不告人的，讓老百姓真正看到代表代表我們說啥——這是里程碑式的。」
然而，這些看似溫和的改革舉動，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觸碰著權力的神經。
1989年：奔走於權力與街頭之間
1989年4月，北京的春天突然變得熾烈。
大學生走上街頭，悼念胡耀邦，呼籲改革。局勢升溫之際，中共中央統戰部找到了曹思源。
根據曹思源本人的親口口述，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五月十七日，統戰部的同志給我打電話，要我馬上趕到統戰部，一分鐘都不要耽誤。」 他回憶道，「到了統戰部，當時的統戰部長嚴明夫跟我們談，說需要跟學生對話來緩和局勢，但學生不聽政府，你們這些學者跟學生關係比較密切，你們能不能做做學生的工作？」
曹思源接受了這一任務——但他接受，並非因為奉命行事，而是出於他自己的判斷。
「我不參與學生遊行，並不是我不關心這個運動。我內心心急如焚。我不想這個運動持續太長時間，以至於產生不可控制的結局。」 他說。
於是，曹思源執筆起草了一封公開信，內容共四條：第一，建議中共中央委託一名政治局常委，代表中央全權處理學生問題；第二，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第三，中央保證不對學生秋後算賬；第四，學生停止絕食，立即撤出天安門廣場。
起草過程中，學者之間也有爭議。有人提議在第一條寫明趙紫陽的名字，立即遭到反對——「趙紫陽不是好東西」——最終寫成了「由中央委託一名政治局常委」。
簽名程序繁複而緊張。學生代表一個個輪流仔細閱讀，進度極慢。曹思源最終提議：「乾脆我來念一遍，你們同意了再簽名。」結果，他念完之後，在場的學生代表無一例外全部簽了名。
這份文件，是那個年代唯一一份由學者代表與學生代表雙方共同簽字的協議。
曹思源說：「如果黨中央接受，那麼馬上就會有事件停止絕食，撤出天安門廣場……並不是學生把黨中央逼到了絕路。」
當天，他們將這份協議送到中南海，等待答覆。從中午等到深夜兩三點。
最終，閻明復打來一個電話，只說了一句話：「請大家回去休息。」
中央不接受。
第二天，曹思源將這份雙方簽字的協議送到了《科技日報》，要求公開發表。1989年5月18日，協議全文登上《科技日報》頭版——那是歷史留下的一枚鐵證，證明並非所有人都在推動事態走向不可收拾，證明曾經有過一個岔路口，而那條路被主動關上了。
與此同時，曹思源還在另一條線上同步行動。曹志芳回憶，父親在1989年4月起便開始徵集人大常委簽名，以湊足五分之一、觸發召開緊急會議的法定門檻。
「能開會不就能避免街頭暴力嗎？不然常委們都各回各家了，在不同省份，那等到什麼時候再聚齊開會啊？」曹志芳說，「當時有很多有名望的人大代表都同意並簽了名，一共57人，超過常委總數三分之一。其中有人後來一聽中央不同意，就翻臉，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也沒有簽過名。」
香港《文匯報》後來將這些代表的聯署聲明與他們的親筆簽名並列刊出。那是另一份無法抹去的歷史記錄。
6月3日：菜市場裡消失的父親
曹志芳講到這裡，聲音變得格外平靜——那種平靜，是經歷過太多、反而生出來的某種安靜。
「六四那天，他沒有經歷到。他6月3號直接就被抓走了。」
那天，曹思源的妻子叫他去菜市場買菜。他就這麼出了門，走進了菜市場，然後消失了。
「直接被拉到秦城去了。也沒通知家屬，沒告訴家屬。」曹志芳說，「我媽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人就消失了。」
曹志芳說，母親不是軟弱的人，父親出事後，她四處尋找，不知道是在廣場出事了還是被抓走了。她到處鬧，鬧得他們頭疼，最終，才得以去獄中見到父親一面。
在秦城監獄，曹思源依然沒有停下來。他寫了很多詩。每次被提審都給安全部人員講憲法，沒有一個人能講得過他，所以無法教育他，也無法給他定罪。每次出去放風，他都主動給看守講課，告訴他們你是中國公民，你應該有這樣這樣的權利。從中央黨校講到國務院，從社科院講到秦城監獄，場所變了，講課這件事從來沒停。
將近一年後，由於美國政府以中美最惠國待遇為條件，要求中國釋放政治犯，曹思源被無罪釋放。新聞聯播播出了這個消息："曹思源先生無罪釋放"。
他走出秦城，沒有選擇去美國。
「我如果到了美國，會失去在國內對國內的影響。」曹志芳轉述父親的話，「國內需要我們這樣一批人留下來。在美國說這句話，別人會說你站著說話不腰疼，不承受任何結果。」
出獄後：產權諮詢養憲政研究 民間修憲驚動世界
出獄後的曹思源，用商業養學術。他創辦了兼併與破產諮詢事務所，以此支撐他對憲政的研究與寫作。陳仲回憶，那時民間事務所極少，像曹思源這樣有影響力的更是少之又少。
2002年，曹思源在青島自行召開了民間修憲大會，向全世界發布了修改憲法的十大建議，包括建立總統制、取消"人民民主專政"的表述、實現議會制、推動全民選舉等。
「轟動世界。世界各個媒體都進行報導，認為這是開中國民間政治的先河。」 陳仲說。
隨之而來的，是更嚴密的監控。曹志芳回憶，從2002年起，樓下就駐紮了一班國安人員，父親走到哪裡，他們就跟到哪裡。「我爸出門打車，就說，反正你們要跟著我，坐你們自己的車吧，我沒有打車費給你們。」
陳仲說，修憲會議之後，他們的事務所實際上陷入停擺——客戶被警告，紛紛撤單；外國來訪者在門口被直接拒絕入內；便衣警察進駐一樓傳達室，凡進出人員一律盤查；吃飯時，便衣推門進來，舉起攝像機將在場所有人一一拍照。
「很多人沒有經歷過這些，當我告訴朋友時，他們說哪有特務啊，你太誇張了。」 陳仲苦笑。
面對這一切，曹思源夫妻的應對方式截然不同。曹志芳笑著說：「我爸是循循善誘地給他們講道理；我媽直接出門就衝著跟蹤人員喊，你們有沒有搞錯，整天跟著我們，閑得沒事幹！」
歷史的遺產與現實的悲涼
在女兒曹志芳和女婿陳仲眼中，曹思源的一生，是對一個問題持續不懈的追問：一個國家，怎樣才能不再讓任何人在菜市場裡無故消失？
他的答案，始終指向憲政與公民權利。
「他的人生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改善中國人民的狀況。」 曹志芳說，「他只是先藉助法律和經濟領域能把自己能做的改變先做了。但他的初衷和最終目標，就是要改憲法，讓中國人民有權利。」
然而，2013年之後，他出境的機會越來越少。那一年，是他最後一次離開中國。
「習近平上來之後是越來越差了，反著走的。父親如果知道會非常傷心。」曹志芳說。
陳仲則將這段歷史放在更宏觀的視野裡審視。他認為，當下中國改革的核心突破口，在於媒體自由。「媒體不自由的時候，要想方設法地讓聲音傳出去。封是封不住的。越來越多的人能形成憲法和公民權利的意識，改革才能夠真正推動。」
而曹思源生前，也用自己的方式踐行著這一信念。曹志芳說，他寫了一本《公民憲法常識》，準備大面積散發；他寫了一本又一本書，國內無法出版，便在香港出版；他四處演講，從電視臺到雜誌，從出版到現場——「他只要有機會講，一個都不放過。他的聽眾人數，累計可能上億了。」
「他不遺餘力地影響身邊每一個人。這一點，很少有人能做到。」陳仲說。
三十七年前，一份雙方簽字的協議送進了中南海，然後被默默退回。那一晚，一個通向另一種可能的門，被從裡面關上了。
曹思源在菜市場裡消失的那個早晨，他不知道自己即將在秦城度過近一年的歲月，也不知道廣場上將會發生什麼。但他已經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他的女兒記得這些。他的同事記得這些。歷史，也記得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