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將領投共的過得好嗎？ 以傅作義 張治中為例(組圖)
傅作義投共後的真實境遇充滿了羞辱與悔恨。（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投共的國民黨將領當然不是隻身一人往赴匪區，都是帶著身邊的副官或秘書一起投共的，然而這些隨從、秘書的下場命運也都比將領更加悲慘。如果說傅作義、張治中這些大將是中共為了統戰需要而保留的「盆景」，那麼跟隨他們投共的副官、秘書、參謀以及中下級軍官，則是隨手可棄的「殘渣」。據黨內清算密辛，這些隨從人員的下場，可以用「過河拆橋、趕盡殺絕」八個字來形容。
在中共統戰史中，傅作義與張治中是兩面最顯眼的「旗幟」。然而，這兩位曾經手握重兵、位極人臣的將領，投共後的真實境遇卻充滿了羞辱與悔恨。
被架空的水利部部長與「精神崩潰」的晚年
傅作義在1949年率領25萬大軍「和平起義」，讓北平變色。中共初期給予他水利部長的高位，但這僅僅是統戰的「門面」。實質是有名無實的「看守」 據披露的秘辛，傅作義在水利部完全被架空。部內實權掌握在黨員副部長手裡，他曾私下向舊部哀嘆：「我這個部長，連調動一個處長都要看人臉色。」
除此之外，在文革時期的摧殘當然也少不了傅作義跪在紅衛兵腳下。文革爆發後，傅作義即便有周恩來的「名單保護」，仍難逃紅衛兵的羞辱。據黨內傳聞，紅衛兵曾衝進傅宅，強迫這位昔日的抗日名將跪在地上交待罪行。
據史料，傅作義曾在1960年代曾通過秘密渠道致信蔣介石，表達「人在曹營心在漢」的悔恨。1974年他在恐懼中病逝。據傳，他死前對子女說的最多的話不是政治理想，而是「低調、閉嘴」，並且對當年的選擇閉口不提。
1945左起張治中、毛澤東、赫爾利、周恩來。（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唯一的「投降將軍」與政治幻滅
張治中是唯一「三到延安」的國民黨和談代表，1949年在和談期間直接倒戈，被外界戲稱為「投降將軍」。
張治中投共後，為了證明自己的「進步」，被迫不斷寫檢討、寫悔過書。據史料，他在黨內會議中經常被要求站起來表態支持各類運動（包括批鬥昔日同僚），不時被施以人格上的凌遲。
文革之際，1966年後，張治中被列為「反動軍閥」。紅衛兵多次抄他的家，搬走家具、沒收財產，甚至對他進行體罰。
據黨內會議紀要，張治中在病重期間，曾對前來探望的統戰官員痛苦表示：「我這一輩子，對得起誰？對不起蔣先生（蔣介石），也對不起現在的百姓。」1969年，他在長期的精神折磨與憂鬱中病逝。
投共後的日常生活不但沒有坐上大官上位，而是伴以精神凌遲，不僅被迫與台灣的舊部、家人斷絕關係，還須不斷在公開場合自我羞辱（寫檢討）。除了文革時期肉體羞辱和經濟剝奪、家產被抄、收藏品被毀。這些人晚年都有共通悲劇，他們連基本的醫療護理都要看「專案組」臉色。當然家族也受累，他們的子女在文革中多被列為「黑五類」，受盡歧視，甚至因此自殺或失蹤。
將領是中共要給外界看的「廣告」，副官只是「廣告包裝紙」，撕掉即丟。(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隨從人員的「三部曲」悲劇：從起義功臣到階下囚
在中共的邏輯裡，副官和秘書是「舊社會的走狗」，比將領更具「反動基因」。他們的下場通常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1. 甄別與審查（1950年代初）
投共初期，這些人大多被送往「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或各地的「步兵學校」進行思想改造。根據內部紀錄，當時中共對這些隨從人員有一份「內部名單」。雖然表面上稱他們為「起義人員」，但檔案裡標註的是「偽軍官」或「潛伏特務」。許多副官在審查期間，只要交代不出所謂的「潛伏特務名單」，就會被扣上「隱瞞身份」的罪名，直接送往黑龍江或青海勞改。
2. 「鎮反」與「肅反」運動（1950年代中）
50年代中期也是中下級投共人員的大劫難。將領們尚能保住性命，但他們的副官和秘書往往成為「殺雞儆猴」的對象。 據史料顯示，許多當年陪同傅作義在北平簽字的隨從，在鎮反運動中被舉報。舉報者往往是中共安插在他們身邊的「新同事」。
許多副官被帶回原籍，在群眾大會上被當作「反動骨幹」當眾槍決。中共的理由很簡單：他們是蔣介石嫡系將領的爪牙，手上沾有「人民的鮮血」。
3. 文革時期的徹底清算（1966～1976）
對於僥倖活到文革的副官和秘書來說，這十年才是真正的地獄。傅作義當年的貼身隨從，在文革中被指控為「傅作義與蔣介石勾結的交通員」。他們被關進私設的牢房，受盡酷刑，目的是逼他們交代傅作義的「反共罪行」。 秘書類的人員因為文化程度高，統一被劃為「潛伏特務」。他們不僅自己被批鬥，連子女也被剝奪入學和就業權利。
副官被第一時間推出去「擋槍」
為什麼隨從比將領更慘？原因是缺乏利用價值，將領是中共要給外界看的「廣告」，副官只是「廣告包裝紙」，撕掉即丟。此外，秘書最清楚將領與中共交易的內幕，甚至知道中共地下黨當年的收買手段。為了「滅口」或「封口」，對中共而言他們必須消失。而周恩來的「保護名單」通常只寫到將領級別。於是紅衛兵作亂時，將領可能被軍隊保護，但副官會被第一時間推出去「擋槍」。
某位曾跟隨張治中多年的侍從官，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餵豬。他在一次批鬥會後精神失常，口中喊著：「當初不如在沙場戰死，也好過在這裡受辱。」最後他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在豬圈旁自縊身亡，死後連一張草席都沒有，被當作「畏罪自殺」處理。
投共將領的副官和秘書，是歷史劇落幕後最先被清掃的塵埃，他們用餘生證明了一個血淋淋的教訓：在極權制度下，叛將的隨從永遠是第一批祭壇上的供品。 對中共而言，投共的國民黨人當然只有「剩餘價值」。當統戰任務完成、政權鞏固後，這些人就成了「歷史垃圾」——「出賣信仰者，必被信仰所出賣。」 他們的慘狀正是投共最諷刺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