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圳男童遇刺看文革2.0和「義和團」復活(圖)
深圳日本男童被刺身亡（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4年9月22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近日，深圳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事件：一名10歲的日本男孩在上學途中被中國男子刺傷，最終不治身亡。與此同時，文革時期著名紅衛兵頭目宋彬彬去世的消息也引發了對中國歷史和現今社會的反思。幾位時評人和民運領袖分析，以上兩個看似孤立的事件揭示了中國社會中長期存在的仇恨教育與民族主義的危害。他們認為，在經濟困境和仇恨情緒的交織下，社會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要想避免中國陷入更深的危機，必須從根本上結束仇恨教育，並對文革思維進行徹底反思，中國才能真正邁向穩定與文明的未來。
宋彬彬去世：文革遺產的延續
2024年9月16日，宋彬彬，這位文革時期最具象征性的紅衛兵頭目，在美國去世。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是中共的開國上將，她本人則因1966年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而廣為人知。文革期間，紅衛兵發動暴力運動，打死了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而宋彬彬作為紅衛兵領導人，被認為負有重要責任。
旅美人權律師陳闖創告訴《自由亞洲電臺》，宋彬彬雖在晚年為文革暴力事件表達了懺悔，但她的道歉並不徹底。「作為當時的領導層，宋彬彬知道是誰打的人，也知道具體的情況，但她並沒有完全揭露出來。」陳闖創指出，宋彬彬在文革中的地位使她負有道義責任，但她沒有通過自己的行動真正反思文革的罪惡。
旅美時事評論員陳破空也批評了宋彬彬的道歉，認為這只是掩飾。2014年，陳破空曾撰文指出：「如果宋彬彬的道歉不能上升到批判文革始作俑者毛澤東的罪惡，不能反思現行制度的罪惡，那麼這種道歉將永遠是淺薄和廉價的。」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則認為，宋彬彬雖然可能沒有親自參與暴力，但她作為紅衛兵領導者之一，完全有能力阻止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致死。胡平指出：「她是那個學校的實際負責人之一，如果她當時有意阻止，完全可以避免那場悲劇。」
宋彬彬的去世不僅標誌著個體生命的終結，也象徵著文革一代紅衛兵的謝幕。然而，文革的陰影並沒有因此而消失。陳破空指出：「毛澤東死亡，文革並未落幕；宋彬彬死亡，文革也不會結束。因為文革的土壤和根子還在，那就是一黨專政的制度。」文革遺留的仇恨教育和暴力傾向，仍然深深扎根於中國社會，並通過各種形式不斷復現。
深圳男童遇刺：仇恨教育的現實後果
9月18日，深圳一名10歲的日本男童在上學途中被一名中國男子用刀刺傷，次日不治身亡。這起事件發生在中國官方宣傳的「九·一八」事變紀念日當天，揭示了中國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和仇外情緒。
民運領袖王丹在其油管節目中指出，中共不僅沒有對這起凶殺案表示譴責，反而使用「遺憾」一詞來淡化事件的嚴重性。他評論道：「對一個凶殺犯不用譴責，反而用‘遺憾’來表達，顯然是對生命的漠視。」王丹認為，這一事件不僅是個別行為，而是中共長期仇恨教育的結果，是政府對狹隘民族主義煽動的後果。
陳破空也認為，這起刺殺事件並非偶然，而是中共數十年來通過教材、影視作品和官方宣傳所塑造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必然結果。「在經濟困難的背景下，中共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激化，仇外行為也越來越普遍。」陳破空指出，近年來中國發生了多起針對外國人的惡性事件，而深圳男童遇刺事件只是其中最令人震驚的一例。
胡平進一步指出，正是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和仇恨教育，助長了中國社會的暴力傾向。他認為，這種情緒不僅存在於底層民眾中，也通過中共的宣傳滲透到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導致民眾對外來文化和國家產生了強烈的敵對心理。
仇恨教育的長期影響
陳破空、王丹等人一致認為，這些惡性事件背後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仇恨教育。陳破空評論道：「今天的中國，文革思維依然根深蒂固，仇恨教育仍在毒害一代又一代人。深圳男童遇刺事件正是這一系統性問題的體現。」
王丹指出，深圳事件中的凶手要麼是被中共宣傳中的「抗日神劇」洗腦，認為自己是在「抗日」，要麼是經過精密計算，知道在中國殺日本人可能不會受到嚴重懲罰。「這樣的思維正是仇恨教育的直接結果，」王丹強調，「仇恨教育不僅讓人失去了對生命的基本尊重，還讓人錯誤地認為，為了某種國家或民族的目標，暴力是可以被接受的。」
這種仇恨教育的後果不僅僅是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行為。陳闖創進一步指出，仇恨教育長期以來扭曲了中國民眾的價值觀，使得很多人在面對暴力時，無法區分正義與邪惡。「當人們認為為國家、為民族利益可以殺人時，社會的道德底線就已經崩塌。」
王丹對此表示了強烈的擔憂，他認為仇恨教育在經濟惡化的環境中更具危險性。「當經濟下滑，社會不滿情緒加劇，仇恨教育和極端民族主義就會變成暴力的催化劑，像深圳這樣的惡性事件可能會越來越多。」王丹還指出，仇恨教育不僅會傷害外國人，最終也會傷害中國人自己，「外國人離開中國後，這些仇恨情緒不會消失，它們會轉向中國社會內部，導致更多的暴力和內鬥。」
紅衛兵與義和團的復興
王丹將今日的中國社會比作一個復活的「義和團」，他指出：「正是因為上面有紅衛兵，下面才有義和團。」他認為，習近平一代的領導人正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他們在仇恨教育中成長起來，如今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正是因為這一代紅衛兵掌權，才導致了今天的義和團復興。」
陳破空也認為習近平等人通過強化民族主義和仇恨教育，實際上是在復活文革精神。「毛澤東的紅衛兵思想在習近平時代得到了復興，文革的思維模式依然統治著今天的中國社會。」
胡平則指出，今天的中國比起過去的文革，有著更多的經濟和技術力量，這使得仇恨教育和極端民族主義更具危害性。「中共通過網路和媒體，廣泛傳播極端思想，許多年輕人深受其影響。」他認為，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不僅會加劇國內的社會矛盾，也會對國際關係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