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鍋賣鐵、延長退休、苦力主義：北京踏入一個灰犀牛陣(圖)
北京某公園內下棋的老人（圖片來源： 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9月17日訊】1990年代末期朱鎔基領銜國企改革時曾經公開放言，中國改革正在步入一個地雷陣，而他將義無反顧、抬棺前行。且不論他的激進改革在身後留下多少非議，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時龐大頑固、積重難返的舊體制是多麼難以撼動。
而今，特別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會」結束後以「改革」名義出臺的一連串「砸鍋賣鐵」政策，正在將中共推入了一個遠比地雷陣更為恐怖的「灰犀牛陣」。其中，最新的一頭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延遲國民（職工）退休年齡的決定。
「改革」闖關的歷史重複？
雖然修改退休年齡的法律動議，一個有關所有勞動者的根本制度，醞釀了十幾年，但是在「三中全會的決定」通過後僅寥寥數月，北京的全國人大就如此舉重若輕地快速通過這個極富爭議性的法律修訂案，不能不令中國公眾為之嘩然和愕然。
他們嘩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損失和對未來預期的進一步幻滅。在當下中國已經進入經濟大衰退、無論青年人還是中年人的失業率都高企不下，可見的企業破產浪潮已經到來，整個勞動群體對未來都陷入極不確定的預期之中，這本來是中國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央行前行長易綱近日在上海公開警告中國陷入嚴重通縮陷阱的根源。
這也是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彥辭（Jens Eskelund）發表的憂慮所在。他在評價歐洲商會最近出臺的一個報告時說，中國消費者極不願意消費，而他們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經濟的復興計畫。而新近出臺政策卻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證券研究所的報告所指，在明顯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僅沒有伸出反危機的幫助之手，反而其財稅政策正在變成一隻「掠奪之手」。
而且，相比中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各種「砸鍋賣鐵」的掠奪，無論緊縮財政還是瘋狂罰沒，或者紀委系統總動員，對上至退休部長級官員下至各級地方官員開展黨內官員巨額財產清查，等等，都沒有什麼能夠與勞動領域的根本性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衝擊相提並論。
公眾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們為砸鍋賣鐵竟然如此愚勇顢頇、一意孤行，無異於與勞動階級進行一場梭哈式的政治賭博。
畢竟，對尚存改革記憶的老輩人來說，類似重大的體制改革如此輕易地快速通過，讓人想起的先例並非朱鎔基時代「抬棺闖地雷陣」的勇氣，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趙紫陽主政推動的「價格闖關」的危險。趙試圖以激進的市場導向改革結束「價格雙軌制」，但引發了高通脹，也引發了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和公眾同情，最後導致趙紫陽的落馬和整個共產陣營的崩潰。後者算是這場真正的自由主義改革的未期然卻在更大範圍擴散的歷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遲退休改革，在醞釀十幾年後，是社保基金面臨未來幾年即將出現支出危機的背景下不顧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讀需要，在「三中全會」結束後匆匆二讀即生效通過，整個過程沒有按照《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徵求意見，基本屬於利用委員長特別權力強行通過的法律修訂。與同時間在廣州秘密二審宣判黃雪琴幾乎如出一轍，雖然後者只是一樁針對煽動顛覆的司法審判，卻違反了基本的審判公開的法治原則，而延遲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韙，拒絕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開審議，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過程的法律修訂。
所以，外界可以從中窺見，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為砸鍋賣鐵到了何種焦慮程度以致於不顧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們或許參照了同期公示徵求意見然後招致全民反對的「上網身份認證」的前車，頗有某種異乎尋常的自信，以為在過去十幾年對公民社會的清剿、對黨內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證全過程不受干擾地實現「砸鍋賣鐵」的最高意志。
僅此而論，足見中國統治精英，從領導集團到技術官僚，都深諳其中利害，卻完全站在勞工階級的對立面，機會主義地利用反顏色革命的鎮壓成果，強行闖關、通過這條如果在法國或者其他富有勞工運動的國家都將可能引發勞工階級極大反彈、乃至舉國抗議的法律。不能不說，這是貌似必贏卻極其冒險的政治賭博，不顧潛在的巨大政治風險，後者意味著一個持久不息的革命導火索。
苦力主義和勞動憲法
因為，雖然從表面上看，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到來，推遲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歐洲相關政策改革，作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項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國的勞動環境下，一個未經廣泛討論和審議的重大勞動政策的變更，在缺乏配套勞動和福利改革的條件下，不僅可能迅速上升為「國家違約」的政治衝突，而且從勞動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一改革也是注定失敗，可能引發中國勞動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崩塌，進而造成持久的國家失敗。
簡單地講，原先成型於1970年代初的職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於當時的國民平均壽命（即61歲），在幾十年後國民延壽至平均年齡78歲後，表面上似有調整必要。但是，在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結束後，傳統意義的工人階級在整體上已經不復存在，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和階級意識全然消失，中國勞動領域只有沒有階級的龐大工人和受雇佣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引入的集體談判機制流於形式，並不存在一個正常國家裡的在工人階級與僱主階級之間的政治談判安排。任何勞動制度的改革都意味著是單向度的、強加的、違背工人和受雇佣者的階級利益。
其次，工人階級消失的無聲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92年開啟的市場經濟將19世紀以來的華工-苦力主義傳統喚醒了，並且以奮鬥-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權利觀。中國勞動者以推遲享受、為未來回報而特別能忍受現期超時勞作的苦力主義激勵，與國家暴力和資本暴力的雙重暴力驅動和諧併進。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
對中國廣大苦力-勞動者來說，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開始美好生活、結束苦力勞動的解放象徵。只有在雙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國，才可能真正理解這一年齡線對勞動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義。當然，今天也有許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齡勞動者苦於60/55的限制，雇佣單位對他們的超齡雇佣顯然違法，也斷絕了他們的生機。這在園林行業、建築行業也成為僱主們近年來的困擾，他們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勞動法，放寬退休年限。
這一對少數高齡體力勞動者來說像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延退共識，毋寧反映了中國勞動者缺乏足夠社會福利和勞動權利保障的悲慘現實。對更多的勞動者來說，三年的退休延期卻形同絕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記重錘。因為，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勞動市場上，充滿了年齡歧視。在缺乏工會代言和階級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數低學歷的勞動者如同騾馬一般被按齒序分類。其中，35歲意味著第一個失業門檻，簡直就是高學歷碼農的噩夢。而越來越多總量接近兩億的「自由職業者」（其中大部分實為外賣騎手、按摩師、護工、卡車司機等新僕役階級），一個更無勞動時間保障近年來因多發生高齡勞動猝死的勞動群體，新近被美團等公司限制招收45歲以上求職者，且被限制向高齡騎手派單。
也就是說，對總體上缺乏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且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勞務派遣工的中國勞動者來說，他們正在成為不穩定就業者，新流民階級。對他們來說，從40到60都意味著嚴重的職場歧視和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和越來越短的健康勞動壽命。（譬如當今中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勞動壽命只有57歲。）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儘管可能只是為現在已經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帳戶帶來更多一點兒在北京官僚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邊際損失，對無數困於勞動市場的邊緣化而無法被福利領域解救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等等整個新流民階級來說，卻可能意味著個人和家庭的災難，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階級結構的瓦解之後發生社會結構的瓦解。
事實上，疫情結束的兩年來，中國各地激增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件，從吉林針對美國遊客的屠殺，到蘇州平江路慘案等等，幾乎每天、每週都發生的類似慘案，行凶者的年齡越來越集中在50歲以上的中年男人群體。他們正在耗盡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再來看十幾年前中青報等媒體大聲呼籲的，退休年限是一個國家契約、不可輕易違約的評論，其中固然有著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敏銳和迂腐，但若對照中國勞動市場現狀，恐怕不難發現，相比中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無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後也是唯一神聖的勞動憲法。任何對這一勞動憲法的輕視和踐踏，都可能顛覆整個國家的階級-社會關係和政治基礎。
如此來看，可能無需再行計算1970年代十幾個勞動人口養活一個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個勞動者養活一個退休者的不可能供養模式，任何人都能從中國勞動者的苦力主義悲慘狀況發現這場延遲退休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它將可能在未來觸發一場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決策者們一以貫之的逃避態度所決定的。他們或許深知，他們正在踏入一個灰犀牛陣，以敲鑼打鼓、砸鍋賣鐵的方式喚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們。但是，在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度，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尚且被隨意拿捏，誰又真正在乎那些從未進入視野的勞工大眾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