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郎生錯時代 學霸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組圖)


沈元在北大讀書時,就被譽為天才學者。(網路圖片)

中共建政後的歷史上,曾有過一名命運極度悲涼的狀元。他叫沈元,係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

他是舊時學霸,以治學成名。還在北大讀書時,沈元就被譽為天才學者,可惜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派。摘帽歸來24歲的他,在《歷史研究》發表《急就篇研究》,同題研究的論文質量被指高過王國維。25歲,他又在該雜誌發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後被《人民日報》整版摘錄,在《人民日報》的出版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但是,沈元最終因治學命喪黃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僅32歲的他被以所謂的投敵叛國「反革命罪」錯誤槍決,文革後才平反。這期間,和沈元同被槍決的北大同窗還有:中文系林昭,外語系顧文選,哲學系黃中奇,化學系張錫琨。本是「人中龍鳳」的他們,可惜生錯時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聽聞,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卻鮮見公開出版物披露詳情。那麼你可能想問:被槍決的沈元,是一個什麼水準的文科狀元?

被執行「槍決」:行刑時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學教授、毛澤東與江青之女李訥的老師郭羅基,曾撰寫過《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分,回憶了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沈元最後的生命時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臺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遞了起來。

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槍膛裡的子彈,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裡了。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一打三反」發動群眾,破壞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極

這個人就是沈元,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他被執行死刑的罪名為「投敵叛國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文化大革命」前,他發表的幾篇歷史學論文,轟動史學界。郭羅基回憶,當時他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敘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羅基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郭稱沈元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我瞭解他。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來。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我知道他的腦海裡有多少歷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向他招手,鼓舞著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筆者留意到,郭羅基回憶沈元被執行槍決之細節,在張郎郎前幾年出版的《寧靜的地平線》中有交叉印證,只是槍決時間稍有出入。張郎郎在書中曾寫到:我們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許多人被拉走了,我記得名字的有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濤、王文滿、朱章濤等。最後兩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執行了。那個我們還指著他給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帶走。我被留下了,筒道裡死一般地寂靜。我預感到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張郎郎寫到關押沈元、遇羅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樓監獄。2013年,歷史學者王學泰在三聯出版社出版《監獄瑣記》,就是記敘此地的故事。據他稱,前幾年他還曾回去探訪K字樓監獄現狀,結果發現那裡已經被開發成了一片昂貴的商品房樓盤。可以確認的是,沈元和遇羅克等人行刑槍決前,一直被關押在那裡。

生於書香家:以狀元分數考進北大

關在同一個監所,和寫出《血統論》的死刑犯遇羅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於上海原籍浙江義烏,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科畢業,後來從政。南京政府成立後,江蘇省政府設在鎮江,其父曾任鎮江縣縣長,抗戰時期主持修建滇緬公路。他的姑媽美籍科學家,甚有名氣。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遺著《〈漢書補注〉批註》,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為其寫了序言。這讓我們得以知道,原來沈元與家世顯赫、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被稱為臺灣「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為表兄弟。

沈君山稱,沈元是他的親表弟,小他6歲,小時很孤獨,「沈元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奶奶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沈元已經7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而據沈元同窗郭羅基回憶,沈元告訴過他,他在49年參加了少年兒童團(少年先鋒隊的前身)。那時他剛進初中,是班上的第一個。進入高中,又是最早參加青年團。1955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有志於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史。

郭羅基回憶,當時他是歷史系55級黨支部書記。全年級分三個斑,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黨員就常常向他匯報沈元的「問題」,二年級時三班成為考古班,學考古的調進,不學考古的調出。郭羅基被調到一班後,他發覺沈元之所以成為「問題人物」,在於他才華出眾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責為「不靠攏黨組織」,然而他卻對郭羅基個人很「靠攏」,還說「我們班上只有郭羅基是有人性的共產黨員」。


從沈元唯一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出,他長相斯文清秀。(網路圖片)

整風變右派:私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從現僅存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長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裝,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是一個面皮白淨的書生。其北大同學回憶,沈元平時靦腆少語,循規蹈矩,他是那種天才加上勤奮的學生。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在給老師的信中寫道: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盡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這位早慧且勤奮的青年。1956年,國際上發生了大動盪。這年2月,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後,召集全體代表連夜開會,作了《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秘密報告」,揭露史達林問題。國際上對史達林問題議論紛紛,引起強烈反響。東歐的蘇聯衛星國蠢蠢欲動,反抗控制。

常進圖書館的沈元並非一味埋首故紙堆,他十分關心現實問題。這年2月,沈元在閱覽室裡看到一份《工人日報》,上面全文刊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讀後大為吃驚。據郭羅基回憶,當時大學生的外語都是選擇地學習俄語,不能閱讀英語報紙。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藉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史達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

看後沈元的「翻譯私貨」,學歷史的北大學生們認為,史達林是可詛咒的。同時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個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為屈死的冤魂?郭羅基回憶有一個時期,宿舍裡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史達林問題。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當時他發表了許多看法,能記住的主要有兩點。

一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揭露的事實,為何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樣的歷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學習和研究史學的人對於如何書寫歷史,當然是特別在意的。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大家不能不聯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將來做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學家?誰來繼承太史公的傳統?

第二是史達林為什麼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幹了壞事為什麼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沈元認為,根本上是制度問題。這也是國際輿論對史達林問題的普遍看法。鐵托在普拉的演說也這樣講:這裡不僅僅是個人崇拜的問題,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長期以來,關於沈元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來源,有兩種迷糊不定說法:一是英國共產黨的《工人日報》,一是美國的《工人日報》。50年代,外文報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閱讀到。為一探究竟,筆者前往中大學圖書館查閱史料,在典藏室裡找到了這份報紙,核實為美國的《Daily Worker》,翻譯成中文即《工人日報》。

1956年2月1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報告。當時中蘇處於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為團長、鄧小平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參加了蘇共二十大。根據現有史料,筆者暫時無法證明兩人是否當場聽取了赫魯曉夫的內部秘密報告。不過據筆者查到的報紙版面,《Daily Worker》在蘇共內部會議開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獨家報導」的醒目導讀,分2天連續全文刊登了這份報告。

在意識形態尚存的時代,資訊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據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學雷光漢回憶,赫魯曉夫做二十大報告時,國內是絕對保密的,只傳達到高級幹部,老百姓不得與聞。但沈元以自己的學識和敏銳度,在圖書館看到了這幾張報紙後,將它翻譯了出來供人傳閱。從這個角度講,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個學生的視野範疇,也極為冒險。

筆者推斷,與他同處於一個大學時代的學生比,學歷史出身的沈元關注時局,比同齡所有人都走得遠。後來反擊右派運動中湧現出北大的林昭、張元勛,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當時他們可能什麼都還不知道。可以確定國內當時,幾乎沒有幾個人全文閱讀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沈元是一個例外,且他還只是一個在校大學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謂的「雙百」方針(百家爭鳴,百家齊放)。這一年,是難得的思想寬鬆的年頭。接著1957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用不著等待邀請,自己就鳴放起來。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牆報《准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據稱就是沈元與四二三號宿舍的同學所寫。

北大「五一九」以後(5・19這一天,北大自發鳴放開始),沈元雖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譚天榮的一些觀點,卻不同意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台上與他們多次辯論,在老同學眼裡沈元是標準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沈元因翻譯傳播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他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這一年,沈元正讀大三,19歲。

(文章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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