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改革開放是對前30年的反動」(圖)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4年7月31日訊】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會議由中共黨魁主持。從中共的表態看，它並不想在關鍵的方向問題上有任何改變。

會議發布的通稿中，第一段首先對「習近平黨中央」進行吹捧。緊接著在第二段，則對中國經濟目前出現的問題，諸如「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重點領域風險隱患仍然較多」、「新舊動能轉換存在陣痛」等進行甩鍋，籠統的將其稱之為「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似乎這類問題無可避免，似乎中共對此毫無責任。

通稿聲稱要「保持戰略定力，堅定發展信心，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從中共的這一關鍵表態看，它並不想在方向問題上有任何改變。

也就是說，中共不僅要在倒行逆施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而且還要大力開動宣傳機器，在無數民眾的罵聲中，繼續為自己塗脂抹粉。

其實，早在中共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共的宣傳文章已經釋放出清楚的信號。

例如，在7月初的一篇文章中，即引用了中共黨魁2024年5月23日在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時所說，「改革無論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

這段話，足以促使對中共所謂「改革」抱有幻想的人們清醒。

楊繼繩：墓碑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

在中共三中全會之前的6月23日，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的一場演講曾引發人們關注。

首先，從姚洋對中共計畫經濟時代的評價，可以看出他的基本觀點。他表示對中共黨魁所說「前30年和後30年不能割裂開來看這句判斷非常贊同」。

姚洋還說，「前30年有很多正面的東西，特別是完成了一場社會革命」。

這些話讓人大跌眼鏡。也讓人想起前《炎黃春秋》總編輯楊繼繩在其《墓碑》前言中的一段話。

楊繼繩指出，「墓碑」包含四層意思，其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其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其三「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還有一層意思，楊繼繩透露自己這本書寫到一半時，他在醫院體檢中發現「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因此他「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他說，「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同樣是面對中共所謂的「前30年」，楊繼繩和姚洋的態度截然相反。

「改革開放」不是中共設計的！

姚洋的這場演講之所以引發關注，是因為他沒有像中共政治局開會一樣，用大量的中共黑話遮人耳目。而是說的更加直白。

例如，姚洋在演講中直言不諱的說，「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對前30年的反動」。不過，這也讓人感到費解，既然這樣，他為何還對中共黨魁所說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大加贊同？

姚洋還說，「對於我來說，改革開放就是40年，2018年之後我們叫新時代，新時代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對改革開放的第二個20年所產生的問題進行校正。」

「很多中層幹部沒有深刻領會」習思想，「不知道方向在哪裡，事實上他們還生活在80年代。」

「改革開放40年是個人主義的迸發，但是走到極右邊去了，新時代要幹什麼？把它往回拉一拉，前40年、特別最後20年走到最右邊去了。當然我們要...往左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要增加集體主義的成分，這是我們今天的現實。」

姚洋這些話說出了中共所謂「全面深化改革」的部分內容，但絕非全部。因為中共在宣傳中，明確強調「全面」二字，而不是簡簡單單的「往回拉一拉」。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中共今天雖然依舊打著「改革開放」的幌子，其實與人們當年冒死衝開的這條路截然相反。

而曾經擔任過趙紫陽秘書的鮑彤，在2018年曾說出「改革開放」的實質！「改革開放」絕不是中共設計的，而是在無數中國人為了生存的巨大洪流衝擊下，中共失去了控制。

他在接受法廣採訪時說，「改革也好，開放也好，它本身不是頂層設計出來的，恰恰相反，是頂層失去了控制，」

「改革的主體是誰？不是黨，改革的主體是中國人，...不願意被一黨領導捆住手腳的人。」

鮑彤還指出，11屆3中全會本身並不是一次改革開放的大會，「大家可以重新看看11屆3中全會的公報，公報里根本沒有改革開放這四個字！」

他說，「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剛回到北京的時候，1977年，已經沒有一個私有制（單位），連修皮鞋、剃頭都是國有的，一個剃頭攤子，擺一個臉盆，都挂一面旗子，叫國營理髮！後來為什麼出現私有、出現個體、民營了呢？這些本身都不是頂層設計出來的，是沒有辦法的一個辦法，是群眾已經風起雲湧地要活！要找出路。...這就出現了私有制，如果沒有私有制，沒有私有經濟，後來的改革，一個字都談不上。所以我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改革的主體是誰？不是黨，改革的主體是中國人，是中國不願意做奴隸的人，不願意被一黨領導捆住手腳的人。」

「後來把這些問題說成是：改革開放第一條經驗就是加強黨的領導，這很滑稽，是完全違反歷史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