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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個空調工人死在這個夏天(圖)

 2022-09-21 07:59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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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城市小區(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9月21日訊】他們爬出窗外,然後消失了

過去三個月我們度過了60年來最熱的夏天

命真的是空調給的。空調是中國家庭佔有第二多的電器,僅次於彩電。在北京,平均每戶人家有兩臺。空調無處不在,但安裝、維修空調的工人卻始終在我們視線之外。

空調師傅有多危險?一家保險公司的數據是:賠付率過100%,這意味著賠本生意——「賣1個億,賠超過1億」;也意味著空調工人的事故率遠遠高於保險業的預期。

張家朗在一家保險公司負責家電工程保險項目。今年夏季,他的手機裡收到了100多條重大案件通報:維修空調從2樓墜亡、5樓維修空調不慎掉落、牽繩子時從6樓掉下、人和防盜網一同掉落、安裝調試空調時被電擊、安裝空調時心臟不舒服……

這些事故通報簡潔得觸目驚心,它意味著至少有100多個工人死在這個夏天。但這不是全部。業內類似的機構有四五家。還有更多的空調工人沒有購買保險,他們的死亡不會納入統計。

我們找到張家朗,也和五位空調師傅聊了聊,最後發現,空調工人最大的死亡威脅——高空墜亡,並不是一項技術上難以解決的問題。恰恰相反,只要系對了安全帶,花上一分鐘、花費一兩百塊錢,就可以避免幾乎所有的墜亡事故。

但仍然有大比例的人因此死掉了。它是一根安全帶的事兒,又不止是一根安全帶的事兒,它關乎每個社會角色,你、我、房地產開發商、空調廠商、經銷商,在多大程度上看見並尊重:工人的命也是命。

每天約有14位工人無法平安回家

大部分人不會意識到,當我們談到空調主機,它指的並非是挂於臥室牆上的內機,而是指安裝在牆外的外機——被稱為空調心臟的壓縮機在這裡工作,抽取、壓縮、驅動製冷劑。

這與我們對空調工人的印象相似:我們總在室內與工人接觸,熟悉他們如何將內機掛起,但他們爬出窗外後如何工作,我們不再留意,也因此想像不出高空作業所要面臨的安全風險。

2022年,山東濱州,一位空調工人將扁繩(由廢料製成)栓至腰部,帶外機出窗時,扁繩斷裂,他墜落身故。

2021年,安徽宿州,一位空調工人爬出8樓陽臺,站到空調室外機平台上勘查安裝環境。他扶了扶空調護欄,護欄鬆動,他不幸墜亡。

2020年,廣東佛山,一位空調工人爬出7樓窗外,往窗戶下方的牆上打空調支架。更換安全帶挂點的空檔,支架脫落,他和空調外機一起掉下。

……

張家朗在保險公司工作,過去這個夏天,他基本每天能收到微信群裡彈出的重大事故通報。他說,去年全年可能就200個事故,今年光旺季三個月就有100多個事故了。

死亡到他的面前變成了一行字,工作三年,他見過各種各樣的事故:有觸電的,有墜亡的,有被洪水沖走的;有搬東西坐下來休息,坐著就死掉的;有汗流到眼睛裡,擦了擦,就從九樓掉了下去的;還有個工人,盤坐在卡車後面的空調包裝盒上,老婆電話說兒子想爸爸,他站了起來,被限高桿撞飛,當場死亡。

有關空調安裝維修的總體數據,只能找到一項:2018年,中國家電服務維修協會保險專委會稱,每年中國有近億件空調安裝維修單,發生空調相關事故約5175起,其中死亡事故約362起,每天約有14位工人師傅無法平安回家。

這些事故集中發生在6月到9月——一年中,空調銷售的旺季,人們最需要空調的時刻。出事的工人多來自農村,絕大部分是男性,年齡在25歲到40歲之間。

許多情況下,家人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城裡做的是怎樣一份工作。發生在城裡的事故,無論對城裡的人來說,還是對村裡的人來講,聽起來都像是遙遠的死訊。

高空墜亡佔比80%

以今年6月為例,張家朗接觸到的、不完整的重大事故說明如下:

1日,湖南,觸電身亡。

5日,遼寧,從5樓墜亡。

8日,廣西,從5樓墜亡(安全帶繫在防盜網上,人和防盜網一同掉落)。

10日,遼寧,安裝空調不舒服,送醫搶救無效死亡。

12日,河北,心臟不適,120抵達現場後死亡。

16日,湖南,從5樓墜亡。

18日,湖北,從6米處墜亡。

21日,江西,開電瓶車遭遇洪水,失聯。

24日,貴州,從六樓墜亡。

25日,重慶,墜亡。

25日,江蘇,死因不明。

26日,安徽,從7樓墜亡。

26日,湖北,從2樓墜亡。

……

13起死亡案例裡,墜亡佔9例。這與中國家電服務維修協會的統計數據相符,在重大傷亡事故中,高空墜落事故佔比高達80%。

不是高層,4樓及以下的樓層事故率最高。樓層越矮,工人越容易掉以輕心,在3樓及以下樓層作業時,有95%的工人不系安全帶。

周虎在北京修了12年空調。這三年,他身邊就發生了3起事故。一個從兩層樓掉下來,頭著地,摔死了;還有一個,安全帶的鎖扣開了,從六層樓掉下去,幸虧下面有個遮陽棚,棚子砸了個坑,人斷了根肋骨。

還有一個是他最要好的山東同事,2019年元旦,從十幾層樓摔下來。同事40多歲,沒成家,家裡邊還有一個老媽。

周虎說,「我們村兒的(人),經常說‘我跟你去一起干,帶帶我’,我基本上都直接回絕了,我自己都不敢保證我自己(不出事),我能敢保證他嗎。」

但在可預見的未來裡,周虎應該還得幹這行,在每個旺季掙夠三萬多塊,帶著錢回河北保定。三個孩子要養,他說,沒別的出路。

猝死在13起事故里佔了2例。

到了7月,猝死的事故又增加到7起。猝死的事故說明常被概括為「不舒服」。張家朗記得,3月份有位師傅猝死,死前有50分鐘不知道在幹什麼,保險公司懷疑師傅有騙保嫌疑,他有點生氣,「不舒服,躺著嘛,還能幹嘛?」

高溫,工人們熱得吃不下午飯,一個勁地灌冰可樂。可樂有飽腹感,一位工人說,早上起來倆雞蛋,一天全靠百事可樂、礦泉水、百事可樂、礦泉水頂著,可樂是他的命。一個月下來,他瘦了13斤。

下午2點左右是安裝工發生事故最多的時段。疲勞作業、身體犯困,對此,我有親身體會。

在南京,8月22日,42°C,我跟著趙師傅修了一天空調。下午2點,跟著他在3個小區修完3臺空調後,我在他的麵包車上睡去,眼睛簡直不能合上,上下眼皮接觸的瞬間,睡意就將我裹挾去另一個世界。

我無法想像,在一天內裝完16臺空調後(他的極限),疲勞該如何將那位喝可樂的工人佔為己有。

在3樓及以下樓層

95%的工人不系安全帶

在重大傷亡事故中佔比80%的高空墜亡,靠一根質量符合國標、價格不超過兩百的安全帶就能避免,但也是一根安全帶的事兒,解決起來卻困難重重。

工人為什麼不規範使用安全帶?空調品牌方覺得,這是售後管理問題。

在品牌方評選的模範網點那兒,管理工人的方式主要是罰款。南京一家2006年以來從未出過事故的美的網點表示,不系安全帶,罰款金額很大,工人的工資可能都不夠罰。網點鼓勵工人們互相舉報,發現同伴沒系安全帶,拍下照片,會獲得50塊錢的獎勵。

張家朗的同事拜訪廣西一家網點時,還看到公司文化牆上掛著工人的罰抄記錄:員工手冊,手抄五十遍。2019年,中央電視臺「3·15」晚會報導美的特約服務網點違規收費,自那以後,美的售後對工人的管理也更為嚴格。

但安全成本卻是由工人自己承擔。據《證券日報》報導,為了降低運營成本,家電企業將售後服務外包,已經是行業內的共識。在品牌廠商自建或以簽約方式指定的特約維修點之外,還存在著大量員工不足10人的作坊式企業。所有這些維修網點在安全上的投入標準不一,參差不齊。

許多網點不提供安全帶,讓師傅們自己去買。一條五點式安全帶,加上一根20米長的安全繩,價格在兩百上下,而安裝一臺空調,以南京為例,一位師傅能分到45塊錢的安裝費。

兩相對比,有的師傅們就跑拼多多上買個滌綸扁繩。扁繩通常用於捆綁貨物,便宜,20米7塊錢,但拉力會遠低於國標對安全繩拉力22kN的要求。

周虎在北京美的的一個網點,他告訴我,連帶有美的品牌標誌的短袖都得自己買。每年5月,他上網點報導,不簽合同,只用等保險生效,信息錄入美的通系統,就能開始接單。

在提到安全帶的選擇時,周虎說,他用的是三點式安全帶。三點式安全帶穿戴起來像套一件T恤,五點式安全帶還拴住腿部,穿戴起來更像穿連體服。

周虎說,五點式更安全,但卡扣太多,連穿帶脫耽誤時間,夏天單子太多,幹活特別著急,就想怎麼快怎麼來。一位因扁帶斷裂從8樓墜下的師傅事後說,他不使用五點式安全帶,原因是「不舒服、勒得慌」。

保險公司因而覺得,不系安全帶是安全意識問題。8月末,張家朗去武漢見了一對夫妻安裝工。夫妻倆用一根灰色繩子的兩端綁住各自的腰,等穿著三點式安全帶的丈夫爬出窗外,安全帶連著的安全繩也拽在妻子手裡。

公司的安全主管希望張家朗能拍攝他們,並糾正他們錯誤的作業方式。妻子解釋說,「我知道很危險,但這個繩子我抓在手裡,我更安心一點,大不了我們死一起了。」她覺得自己200多斤重,拉著繩子,丈夫也放心。

「本來這就是錯誤的行為,她還浪漫化了。」人拉人的危險之處在於,在墜落瞬間,70公斤的墜落者能產生約一噸左右的衝擊力。但張家朗也覺得情有可原,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過安全教育,這是很樸素的一種情感。

十多年間,夫妻倆曾短暫加入過美的網點,但不自由、不賺錢,又出來單干,靠電話接單,坐公交車去裝空調。沒有人為他們買保險,他們自己也不,一旦發生意外,沒有人會對此負責。

一開始,張家朗以為安全教育是一件講道理的事,道理甚至非常簡單:為了自己的安全,為了家人的幸福,或者,命都沒有了,要錢有什麼意思呢?

但等他第一次去網點交流安全培訓,他就一下子認清了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安徽黃山的一個網點,一年死了兩個工人,一個觸電,另一個沒系安全帶、從一樓掉下來身故。他帶著安全素材去找網點老闆,老闆指了指對面的房子,「你看,一個空調機位都沒有,做安全培訓也沒什麼用的,該死的還是要死的。」

網點老闆指的是開發商的房屋設計問題。日本的空調外機基本裝在室內,懸掛式或落地式,掛在陽臺天花板上或放置於陽臺地面,避免了高空作業風險。

而直到2020年,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發布《建築外牆空調器室外機平臺技術規程》,才以行業標準的形式,規定空調器室外機平臺不宜設置在與陽臺、窗洞口或檢修門水平距離400mm以上的位置。

在北京市朝陽區,周虎負責方圓10公里左右的片區,其中就包括出了名難修的國美第一城、麗水嘉園和東區國際公寓。

國美第一城,空調室外機裝在上下兩層樓、兩個飄窗之間的凹口裡,凹口上下高度不超過60公分,周虎描述,「人出窗後得下去一米半,再窩進凹口裡,連手扒的地方都沒有,全憑著一根繩子。」

室外沒有預留可供安全操作的空調機位,室內也沒有可靠挂點。牢固挂點,指樓道裡的消防栓、金屬樓梯護欄、金屬水管或牆柱體等,顯然,並不是每個客戶家裡都能找到它們。許多師傅乾脆把安全繩繫在百葉窗或僅起美觀作用的空調護欄上,因此出了事故的不在少數。

如果時間寬裕,師傅們或許可以用20米的安全繩,將掛鉤系到樓道的消防栓上。但要裝的空調太多了,張家朗觀察說,工人不系安全帶和外賣小哥闖紅燈差不多。

大連的一位師傅在7月8日當天接到了50個安裝單,一組師傅裝一套空調最快也要40分鐘,一天卻只有24小時。下午,他從X樓摔下來,雙腿骨折。

去年6月23日下午3點,廣西的一個網點老闆在派工群裡派單,五臺空調,「死都要安裝,師傅在5點前聯繫。」當天,這位師傅在室內接室外工友的工具時,腳底打滑,從18樓墜亡。

基於高空作業的高危性質,2010年,國家安監總局將小型空調安裝、維修列入了特種作業範疇,作業人員需持高空作業證方可上崗作業。要拿到高空作業證,工人需要參加理論考試(100道題)和實踐測試(四個科目),交一千塊左右的報名費。

保險公司曾組織工人們考證,但工人們積極性不高,張家朗明白,刷題對工人們來說太痛苦了。

最後,這些具體的困難都被無視了,購買安全帶的經濟成本、旺季安裝維修的派工壓力、墜亡傷殘的責任……全部不由分說地轉移到了工人身上——為什麼不系安全帶?

時間長了,張家朗理解了工人們對安全培訓的反感。他們告訴張家朗,「你只知道讓我們注意安全,搞得好像是我們的錯一樣。」

給死亡定價

出了事故以後,網點老闆或許會立馬想起保險產品上的那句——「沒有工傷保險的時候,僱主險是企業唯一的工傷保障」,匆匆給保險公司打電話,請人來解決賠償事宜。

接到報案,保險公司便得派出理賠員去現場查勘定損,拍照、做筆錄,蒐集醫院的診斷報告、警方出具的死亡證明,核實保險責任。

查勘最難過的是什麼,張家朗說,是面對死者家屬,問家裡幾口人,幾個小孩,多少歲,方便計算賠償。

一個案子裡,丈夫安全帶脫落,從20樓掉到19樓,搶救無效死亡。理賠員向妻子瞭解情況:沒有結婚證,過日子,丈夫出來苦錢,也不知道丈夫做的是這個工作。最後理賠員找到村委會,讓開個夫妻關係證明,好把錢給到她。

張家朗描述,還有個師傅裝空調觸電,工作平臺是懸空的,為了防止他掉下去,搭檔就抱著他,等人來救援,最後那個師傅死在搭檔懷裡。做筆錄的時候,搭檔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兩夜沒睡,晚上吃飯,喝了點酒,開口了,說「我們都一起干了五六年了,晚上閉上眼睛都能看到他。」

張家朗第一次參與查勘是在兩年前,他跟著理賠員去北方某城,哥哥出8樓窗外裝空調外機,因支架斷裂不慎跌落,直接把站在陽臺裡的弟弟也拽了下來,雙雙墜亡。

兩兄弟住一起,老家在偏遠鄉村,周圍全是黃土,磚瓦平房,屋裡一件像樣的家電也沒有。事故發生第二天,張家朗和同事去見家屬,看見兩個女人在房裡哭。

兄弟倆幹的是私活,不是網點派單的活。保單明確規定,干私活,保險公司可以拒賠,但最後還是多少賠了50多萬。

案子乾淨利索,沒有異議:網點態度積極,家屬不哭不鬧。但孩子問,爸爸呢,爸爸去哪了?同事受不了了,就出去哭。

有時,站在公司的角度,查勘是有技巧的,同事對張家朗說:不能拖,拖下去各種要求都來了,一百萬不夠要二百萬,去安監(安全監管局)舉報你,去法院告你。他敢勸家屬拔管,「醒不過來那每天護理都是錢,保險才賠多少,夠幹嘛的。」

有時,良心上過不去,查勘又是有操作空間的。比如,某款非24小時的保單,只賠償工作期間發生的事故,但關於「工作期間」的定義是模棱兩可的。同事又問張家朗,他幫某些家屬頂格賠付,他是不是一個好人?

張家朗告訴我,他的查勘同事們都「活得很分裂」,他自己也終於無法面對一個個家庭的慘狀,今年不再出去跟隨查勘。

雖然這樣的例子不多,但如果賠償談得順利,案子一般四十分鐘就能處理完。僱主責任險與其他保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保障的是老闆的利益,老闆賠多少錢給家屬,保險公司就賠多少給老闆。

賠付前,理賠員一般會讓家屬簽一個放棄起訴網點的聲明。網點老闆感謝保險公司幫他度過難關,先是送禮,再是錦旗一面接一面地遞。

旺季一來,大量的臨時工無證上崗,雇佣不具備高空作業資質的工人從事特種作業,因而發生重大責任傷亡事故的(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是可以追究僱主刑事責任的。張家朗說,「工人要是懂,完全可以告老闆,網點也就是不想讓安監知道,安監不知道,他們拿錢就能解決。」

出了事,賠錢,工人的命是有價格的。

未繳納工傷保險的背景下,勞動關係一經認定,用人單位需自行支付一次性工亡補助金94.8萬元,而購買一份按年賣的僱主責任險,價格在一千塊上下。

張家朗說,「都習慣了,哪有網點不死人的,老闆們這麼說。」

去年10月,發生在廣東的一起案子讓張家朗印象深刻。早上10點,一位空調工人爬出7樓窗戶,由於現場沒有任何空調機位,他踩在外機支架上。就在解開安全帶掛鉤,剛準備更換挂點的檔口,支架突然斷裂,人和空調外機一齊墜落。

事發後10分鐘,理賠員趕到現場,地上一灘血跡,屍體尚未被拉走,新來的安裝師傅已經接替了工作,將掉落的空調外機重新安裝回去。

「要趕時間,要確保工單完成。」張家朗理解,「但人是不是就像個耗材一樣?」

三年前,張家朗面試這家保險公司時,老闆解釋,保險是一個美好的行業,是所有人幫助所有人,它有公益屬性,是一項偉大的事業。每年正月,老闆們都去寺廟,為工人師傅們祈福。

張家朗確實被情懷所吸引,但漸漸地,他也意識到賣保險不是做慈善,首要目的還是賺錢。

因為工作需要,他時常得在新媒體平臺做安全宣傳。哪裡出了事故,他如實寫出,作為反面例子提醒工人注意安全,結果「格力、美的一個電話打過來,就讓我刪稿,(他們)不希望這些事故被社會知道。」也不能不刪,保險公司的大部分保單都是美的、格力在買,下了班,張家朗還要跟網點老闆、廠商高層應酬。

減損的口號是今年年初提出的——一個案子,本來要賠150萬,用各種理由最終賠下來50萬,這就算減損成功。每年,保險產品的設計方案都會更新,刪改、增減賠付條款,降低理賠率。

張家朗告訴我,去年公司全期賠付率過100%,等於每賣1個億的保險,就得賠出去1點幾億。用老闆的話來說,沒有辦法,不減損的話明年就倒閉了。

微信裡隨時彈出的死亡通報,曾讓張家朗低落過一段時間,但現在,「你要問我對這些死亡有什麼感覺。」他說,「我覺得我也麻木的。」

安裝費:90元與1萬元

理論上,空調安裝工的收入由三部分構成,安裝費、材料費加高空作業費。以南京為例,一臺空調的安裝費是90塊錢,由廠家出,兩位師傅平分。材料費裡,外機支架40元一副,銅管80元一米,打牆孔60元一個。

格力、美的的安裝服務收費標準裡有一項,4樓及以上安裝空調,工人還可以向客戶收取100元高空作業費。但很多師傅收不到這個錢,客戶會問,廠商說了免費安裝,為什麼還問我要錢?

2018年,央視《新聞1+1》報導了空調維修行業「無病造病」、「小病大修」、「亂收費用」等現象,白岩松評論道,「有人說了這樣一句話,家電維修業幾乎是可以公開營業的、但有准黑社會性質的行業。」

在抖音上,這句話引起了大量工人師傅的不滿。南京的維修工趙師傅也為自己不平,「材料(比如電容)本身的價格是很低的,但首先你要找到問題,其次你要能把它換上去,最後你還要管一年內保修,交通成本、時間成本……所有的風險都算在內的。」

趙師傅經常說「尊重」。2006年,他離開工地,進入空調維修行業,學習技術,為的是不做社會最底層。「現在也是底層。」他又補充說,「但起碼住的條件比工地好多了,有熱水,沒灰塵。」

07年,大年三十,他沒回湖北老家,留在南京給客戶修空調,他說,別人嘴裡對你表示感謝,其實心裡面很鄙視你。後來他就再也不在年三十接單了。

他不抽煙,也不會在六點以後接新客戶的單。原因乍一聽有些令人費解,他解釋說,非工作時間去客戶家裡,客戶對你不會特別尊重。

為了看起來專業,再熱的天,他也堅持穿長袖襯衫和西褲。他提醒我,跟著他修空調,要格外留意客戶聽到價格時的表情和反應,那個瞬間,他覺得最具有戲劇性,也最能表現出這份工作最具體的艱辛——不被客戶理解的艱辛。

師傅們也常常拿歐洲來對比。「界面新聞」報導,以德國為例,一臺製冷功率為3400瓦(約1.5匹)的空調,安裝費一般需要1500歐(約1萬人民幣)以上。

即便知曉道理如此,我也是在跟著趙師傅修了一天空調以後,才明白人工成本的含義。

趙師傅出工,習慣將安全繩拴在室內、空調內機的銅管上。銅管纏了扎帶,結實;繩子拐彎後,拉力能大幅減弱。踩空是家常便飯,所以鞋子得講究。趙師傅穿休閑皮鞋,軟底,淺口,硬底深口的,腳彎不過來。不能穿運動鞋,鞋帶長,鞋邊寬,踩窄地兒腳使不上力。

8月22日那天,早上九點出門,跑到第五家時,趙師傅的麵包車已經駛過南京四個區,跑了70多公里。

傍晚五點,我們拎著水管、5斤重的五點式安全帶、15米的安全繩、工具箱和一罐製冷劑爬上五樓。

他先是爬出窗戶,攀爬至窗戶側面、凹進牆內的室外機平臺,打開木質的百葉窗,斜坐在那兒,給室外機加了二十分鐘的氟。

然後,他回到室內,以同一站立姿勢,修了近一個小時銅管介面。在空調壞了的室內,僅僅是待在那兒,我都感到呼吸困難,汗流浹背,虛脫得如同剛跑完800米。我忍不住渴,下樓拿了兩次水。

我得承認,我是這個國家低人工成本的受益者,並且有被慣壞了的跡象。一年前的夏天,我在涼爽的空調房裡,請師傅上門看外機噪音問題,對他收了上門費而耿耿於懷。

「不錯的工作」

趙師傅今年37歲,住在南京理工大學附近的一個小區。一樓的院子裡堆滿了這個夏天回收來的二手空調、銅管和洗衣機,往裡走,他租下了兩室一廳,也住家,也做辦公室。

年初,趙師傅點蚊香,沒注意,火焰直接躥上了五樓,對著院子的牆熏得漆黑一片。所幸沒有人員受傷,他給樓上的鄰居們換了六臺空調,重新刷牆,賠了不少錢。但這場意外也讓趙師傅聲名遠揚,人人都知道了這裡還住了一個空調維修工,趙師傅的生意竟也跟著火起來。

六七月,趙師傅的公司接了714件維修單,掙了16萬。

趙師傅也吃過高空作業的苦。2015年冬天,他夜裡出28樓的高空修空調,飄窗底下的空調外機沒有固定,稍微一搬動,他就和空調外機一起,從28樓掉到了26樓。幸好繫了安全繩,沒出人命,但自己跟客戶都嚇了一大跳。

但即便如此,趙師傅依然認為維修空調是一份不錯的工作,事故率、死亡率起碼比卡車司機低。

在南京,我還見到了趙師傅的學徒小江和小胡。趙師傅成熟穩重,他們則更年輕,生命力蓬勃,有著不同於腦力勞動者的強健、質樸與勤懇。

25歲的小江這個夏天剛來,他評價眼下這份工作:有技術門檻,只要肯吃苦,就能在一個夏天掙完別人在廠裡一年掙的錢。更重要的是,自由。能出門,生活就不會像在老家開理髮店那年一樣,白天在一樓理髮,晚上睡在二樓,睜眼閉眼,恨不得24小時都在店裡,沒見過室外的陽光。

小胡,19歲,江蘇宿遷人,活潑、話密,喜歡說「反正我不怕」。今年夏天,他出了兩次事故,一次踩了釘在空心牆上的支架,從二樓摔下,萬幸是屁股先著地,另一次,踩到了空心磚,從三樓摔下,萬幸是抓住了欄杆。

「沒事。」他說,「反正我不怕。」

高空作業證,他們都沒有。說法不一,趙師傅說,農村長大,他從小比別人擅長攀爬。小胡告訴我,非要找的話,除了廠商售後,80%的人都沒證,不恐高,基本就能幹活。

從老家火鍋店辭職後,小胡來南京跟趙師傅學了一年技術,今年他開始單干,一天修八九臺空調,收入和師傅對半。

單獨高空作業容易出事,我問他,為什麼不找個人一塊出工,起碼有個照應?師傅今年沒招到多的學徒,他說,再找個人,收入還得再對半。

做學徒,包吃包住,淡季一個月拿3000塊的死工資,他通常打2000塊回家。哥哥三級殘疾,幹不了活;父親欠著外債,有案底,常年不著家,他必須對母親好點。

對於未來,小胡有非常清晰的規劃:每年夏天掙到6萬以上,六七年之內,在老家買一套房、一輛車。「到二十五六,我媽就該催婚了。」小胡說。

他對空調維修行業有自己的信心,「這個行業也不算夕陽行業,六七年還是能撐過去的,96年就開始有空調,那時候不也是挂壁式的嗎?」

再往後,他就不想幹這行了,他說,他還年輕,不想和他師傅一樣,把一輩子都搭在修空調這件事上。

趙師傅也有自己的夢。那天晚上九點收工,性格沉悶、不愛講話的趙師傅突然興致盎然,他告訴我,他希望能在南京做滴滴、貝殼那種模式的生意。

2020年,受疫情影響,公司資金週轉不過來,他把辛苦多年買下的房子賣了,把錢投在了搭建家電維修APP和微信小程序上。

臨走時,他站起身對我說,「這次和你聊天的身份是趙師傅,希望下次見面時我的身份是趙總。」

文中周虎、張家朗為化名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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