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打死的中共官員卞仲耘(圖)


被打死的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22年7月27日訊】文革結束後的幾十年內,提起文革中被打死的教師,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然而有多少人明白,卞仲耘的真實身份不是教師,而是中共基層組織的主要官員。網上可查見,卞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文革前任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眾所周知,中共學校的書記,專職掌控教師的思想,真正說一不二的校園皇帝。事實上卞仲耘也從未有過在三尺講臺旁給學生傳道授業、講課指導的經歷。同時早已被蔽屏的是,1957年在卞書記領導下的北師大女附中,究竟有多少教師曾被打成右派,遭受無情迫害?

長期以來,有人將卞仲耘當成受迫害教師,這是公然指鹿為馬、罔顧事實,目的在於淡化她作為中共基層官員的身份,最大限度博取同情。文革中,災難深重的教師分三類。一類是專業學養超出一般教師以上,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一類是因捕風捉影的「歷史問題」或「右派」分子;還有一類是因平素沒「靠攏組織」,私下言論不小心的「現行問題」。這些教師被統稱為「牛鬼蛇神」,即便那些小心翼翼、未被歸為「牛鬼蛇神」的教師,起碼也屬「臭老九」。卞仲耘作為早年加入中共的基層官員,不存在「歷史問題」,也不可能有「現行問題」,更談不上「反動權威」,就連「臭老九」這一賤稱,也與卞毫不沾邊。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不是將卞仲耘當作教師中的「牛鬼蛇神」揪出來,而是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員)揪出來,性質與劉少奇雷同。

在那個「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年代,教師們受迫害程度之深,至今令人唏噓不已。全國範圍內,教師被紅衛兵任意批鬥、毒打的事件,被被廣泛稱為「革命行動」。現已漸入老年,口稱「青春無悔」的「老三屆」,全都是這一罪惡歷史的當事人與見證人。他們之中親手毆打教師的凶手,也絕非少數。文革後整個社會對教師產生廣泛同情,但對於文革中受衝擊的各級官員,雖也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此種同情恐怕是極有限的。僅管現今中小學教師藉助家教、補課、興趣班等花樣,大肆尋租撈錢;大學教師照本宣科、弄虛造假、騙取「課題經費」,已是公開秘密,但文革結束之初,整個社會對教師的同情,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為了卞仲耘的名譽恢復,需要淡化她作為「中共基層領導」的真實身份,並替她添上虛幻的教師身份,作為爭取社會同情的籌碼。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公開廣播後的第二日,卞仲耘和她領導的班子如同北大黨委一樣,成了女附中紅衛兵的「革命對象」,卞仲耘開始遭洶湧的大字報圍攻、批判與漫罵。6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通知:全國大、中、小學校停課鬧革命。由此運動繼續被引向瘋狂,紅色恐怖火速升級。這使原本在北師大女附中呼風喚雨、高高在上的卞仲耘,不僅失去自由,也開始遭受紅衛兵喪心病狂的「武鬥」。十幾歲的少女平時也許弱不經風,一旦被「發動」起來,穿起軍裝戴著紅袖章,擼起袖管手揮棍棒,殺氣騰騰地宣稱要「誓死捍衛毛主席」,那架勢令人不寒而慄。教師中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不僅被戴著高帽子遊街、下跪,或「坐噴氣式」,被打翻在地後紅衛兵還要「再踏上一隻腳」。這是什麼樣的「一隻腳」?這是穿著厚皮軍靴的「腳」,這種厚皮軍靴也只有曾參與打天下的高幹家庭才會有。這個穿著厚皮軍靴的「腳」,往往是踏著受害人的頭部,或受害人的脖子,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別以為我是在信口開河,當年真實的慘狀,我無法完整表達。

卞仲耘死於這一年的8月5日,死於紅色恐怖的罪惡,死於太子黨們喪心病狂、令人髮指的暴行,這一點早已無疑問。8月5日又是一個重要日子,毛澤東在這一天公開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由此宣告劉少奇的死刑。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數萬紅衛兵,打死卞的主要凶手被推舉為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對打死卞的凶手給予了鼓舞:「要武嘛!」。凡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無人不知這一史實。從此凶手更名為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也改校名為「紅色要武中學」。

文革結束後,卞仲耘的不幸獲得人們的同情。2009年,卞的銅像在北師大實驗中學(原女附中)的實驗室落成,打死卞的主要凶手則以「太子黨」與留美博士的雙重身份回國,在卞的銅像面前惺惺作態地默哀、憑弔,並向卞的家屬作了輕描淡寫的道歉。一切如同演雙簧,配合又如此默契。獨立製片人胡傑在記錄片《我雖死去》中,也把卞當成優秀教師,為之鳴冤叫屈並加以頌揚與懷念,大量關於卞受害的文字與圖片在海內外廣泛傳播。然而有多少人在意,文革中那些受到最血腥殘害的真正教師?他們活著的時候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屈死的陰魂,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數」,而作為中共控制教師思想的基層官員卞仲耘,卻成了全體受迫害教師的代表。

北京101中僅8月17日一天之內,就有十多名教師被活活打死,網上只見美術教師陳葆昆的姓名。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出現北京五所中學的紅衛兵,這五所中學一天之內就有九名教師被活活打死。8.18後紅衛兵暴力升級,教師被打死人數與自殺人數迅速增加。8月23日起,紅色恐怖向全國漫延。8月24日,公安部長謝富治通知部下:「如果你們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有人問「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謝的回答是:「好人打死壞人,是活該;好人打死好人,是誤會;打死了就算了,我們根本不用管」。果然,僅8月24日一天內,北京被打死的人數就達數百人。8月下旬起,北京所有被打死的教師不再標姓名,直接拉火葬場。短短一個「紅八月」內,僅北京市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無辜者達1772人,其中教師佔絕大多數。至今只要談起教師在文革中的悲慘境遇,人們首先想到的竟是中共基層官員、總支書記卞仲耘。如此黑白顛倒,對無數受盡迫害與摧殘的教師而言,公理何在?

知道慘絕人寰的那一幕嗎?1966年8月某日的西單大街上,一名中學教師被一群紅衛兵押著游鬥。紅衛兵手上帶鋼扣的大皮帶不斷抽打在他的頭上、臉上。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望之下,這名早已傷痕纍纍、額頭淌著鮮血的教師,忽見對面有汽車急駛而來,猛地奮力朝著汽車衝撞,當即慘死於車輪之下,場面血肉模糊、不堪目睹。北京某中學的老校工,被懷疑有「歷史問題」(因「歷史問題」而不許教書),被紅衛兵抓起來毒打,勒令交待「反動罪行」。這是1966年的冬天,氣溫約零下20度。被捆綁在操場旗桿的這位老校工,遭受的是怎樣一種法西斯酷刑呢?紅衛兵先將一桶燒到沸點的開水,從他的頭頂澆灌而下,緊接著又是一桶近於冰點的冷水澆下去,再接著又是一桶開水……如此喪心病狂、慘絕人寰的殘害,被捆綁的老校工,頭上臉上早已皮骨分離……

上述許多人們根本不知情的無數受害教師,果然是「死了也就算了」。半個多世記過去,人們早就忘了受害教師曾經作為一個生命而存在的事實。網際網路上找不到他們的姓名,但他們每人都有一段慘不忍睹的經歷。他們與卞仲耘不同,因為他們在強權的鐵蹄下,屬於被唾棄的異類,屬於任人宰割的牲畜。他們的生命如同螻蟻一樣微不足道,沒人想到為他們建造紀念銅像,更不可能有人道歉。當初迫害、凌辱、毒打他們的凶手,也許早成為呼風喚雨的CCP各級領導,或是腰纏萬貫、二奶簇擁的官員,或是留洋博士、風光無限的成功人士。大批受害教師的苦難早已被遺忘,然而曾經是中共基層組織的主要官員、掌控教師思想的書記卞仲耘,卻代表全體受害的教師群體,受到人們在網際網路上、在電子媒體上的廣泛悼念。如此厚著臉皮沽名釣譽(主要推手是卞的丈夫),正是麥克爾.博蘭尼(Michael Polanyi)在上世記指出的「道德錯亂」(moral inversion),其中充斥著對無恥與不道德的公然認可。

不要用卞仲耘遭受太子黨迫害的經歷,去掩蓋卞在學校曾享有絕對統治地位的事實。卞仲耘的實際身份不是教師,而是控制教師思想動向的CCP基層官員。卞仲耘沒有資格代表教師。打死卞仲耘的凶手們,其父輩屬「共產先鋒組織」的重要成員,被打死的卞仲耘,也是「共產先鋒組織」的一員,屬同一陣營。卞仲耘之死,只能歸為「自己人打死自己人」。正如曾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同樣因受迫害而死,除推出「四人幫」替罪外,也無法追究毛澤東的法律責任一樣。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劉少奇在對其他人的政治迫害中,也絕不手軟。

卞仲耘又如何?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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