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根子糧票害我錯過了漂亮老婆(圖)
糧票軼事


毛時代糧票曾經是我們的命根子。(網絡圖片)

毛時代糧票曾經是我們的命根子,糧票比黃金都要貴重。那時,僅僅有錢是不行的,想要活命就離不開糧票,那個一指寬的小條條就能把人徹底制服。記得我看《沙家浜》時就曾想:沙奶奶養活17個傷病員,哪來的那麼多糧票?

為什麼中國人吃飯非要糧票?記得讀初中時,政治老師鄭輝豪和我們說,這是為了防止蔣介石派特務來大陸進行活動。如果我們人人都發糧票,特務沒有,進入大陸,就把特務活活餓死了。

那時的人按職業分成十等,每月口糧差異很大。就拿普通市民來說吧,每月供應糧為27斤,按30天計,每天9兩。逢小月富餘一天,但逢大月就差下一天。兒童按年齡大小遞減。如果不想有一天餓肚子,就需要精打細算。不少人家做飯前,都要上稱約,不敢有一絲一毫的疏忽。

孩子多的人家,飯熟了要按人頭來分份。孩子們經常因為數量多少而打架,當母親的只好把自己碗裡的飯,撥拉給鬧事的孩子一些。可憐那些年的母親們,從來也沒吃過飽飯。多數母親先給家人分完飯,然後就眼巴巴地看哪個孩子有剩飯,有剩飯就吃一口;沒剩飯,鍋裡的菜湯,籠裡的殘渣,扣下來泡一泡,也算一頓。

記得有一年皇恩浩蕩,黨中央批准市民可以提前一天購糧,激動的人們熱淚盈眶,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

我最早關於糧票的記憶是在1960年。那年夏季的一天,母親發現我生病發高燒,情急之下把剛剛領來的糧票塞進一本雜誌中。等我們從醫院回來,她卻怎麼也想不起糧票的去處了。這可是全家一個月吃食堂的糧票啊!沒有了糧票,食堂不能去,飯館裡的主食也不能買。

大約有兩三天,父親長吁短嘆,母親以淚洗面。那幾天是怎麼熬過來的,已經忘了,只記得後來終於找到了那些糧票。全家人喜出望外,從食堂裡買回了許多「意外獲得」的米飯和饅頭,一直吃到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為止。

還有一次,我沒事在家翻糧本(見鬼了,糧本有什麼好看的?)發現有一個月竟然余一斤糧。當時激動的心情猶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立即告訴了父母。他們開始不信,經反覆核算,確信無疑,馬上到糧站取出糧票,買了一斤餅乾。那天全家比過年還高興。

還是那年,父親聽說郊區八里莊餓死了一頭牛,能買到牛下水。家中老小很久不知肉味了,他決定去買點解饞。父親走了兩個多小時,找到那個地方,連牛毛都沒看見,知系誤傳。父親此時已精疲力竭,若空著肚子往回走,很可能餓斃於路上。幸好他帶了二斤糧票,於是買了五個窩頭,吃了一個,提著四個往家走。回到家裡,一掏衣兜,頓時傻了眼——找回的那斤糧票竟然不見了。他在身上翻了個遍,就是沒有。兩眼直冒金星、渾身出滿虛汗。來回白跑了十多里地,牛下水沒有吃上,反倒丟了一斤糧票。父親越想越窩囊,為這斤糧票急火攻心、徹夜未眠。第二天天剛亮,他就順著昨天那條小路去找。

一邊走,一邊不停地用樹棍在路旁草叢中扒拉。大約搜索了四五里路,父親終於在灌木枝頭找到了那張糧票。他跪在地上激動地親吻它,臉上興奮的流光溢彩。父親後來不止一次地感嘆:爹親娘親也不如糧票親呀!

1963年,我在呼市五中唸書時,班上有個同學是農村戶口,只有他爸爸一個人在城裡上班。他家徒四壁,生活異常艱難。母親患結核病臥床,他也瘦骨嶙峋,經常課間暈倒。一打聽,才知道是因為吃不飽飯,嚴重營養不良。於是我們幾位同學私下溝通後,一起從家裡偷出些糧票和吃的給他們家送去。記得那是春節前,他們家冷鍋冷灶,他的媽媽捧著糧票從床上爬下來,硬是給我們幾個孩子磕了頭。那天,他媽媽淚流滿面,窗口射進來的光線照在她蒼白臉上,望之令人心碎。那情那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還有個同學,那年還未嫁人的小姨從河北農村老家來呼市伺候他病重的姥姥。一天去糧站購糧不小心把糧票本弄丟了。他媽下班回家後非常生氣,埋怨個不停,小姨不停地啜泣,說要回去。他媽也在氣頭上,就直接答應了。他小姨當天也沒人送就坐火車回去了。事擱多年,他爸還在怪怨她媽是冷血動物。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內蒙電建公司當工人時,屬於重體力勞動,糧食定量45斤。好像裝卸工、起重工更多,最高可以達到60斤。由於那時的副食不行,尤其肉是定量供應的,人們的飯量奇大,每天總是飢腸轆轆的。

那時的供應糧,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細糧,其餘全是玉米麵。那時的玉米是東北馬牙玉米,又粗又長,脂肪、蛋白含量極低,餵牲口都不好好吃。窩頭苦澀難嚥,在嘴裡越嚼越多,就是嚥不下去。吃到後來,有的師弟實在嚥不下去,把窩頭搓成丸藥大小的圪蛋,大概嚼一下就用水送進胃裡去了。

那時的細糧是白面饅頭,食堂一發下糧票,年輕人們往往先吃細糧,實在無奈時再吃粗糧。如果過節回家,僅有粗糧票食堂是不給兌換通用糧票的,粗糧票也就作廢了。我在1960年挨過餓,捨不得把粗糧票作廢,每天只好按比例吃。每頓飯買一個窩頭再買一個饅頭,趁著飢餓,先把窩頭慌亂地吃下,然後再慢慢地品嚐白面饅頭的麥香。

我由於嚴格地按粗細糧的比例吃,所以剩下的粗細糧票也都成比例。逢年過節回家,我就會持成比例的粗細糧票,去食堂換糧票拿回家。食堂管理員叫趙華輝,是個面慈心善的老頭,文革期間也曾被關押在牛棚裡。我們曾是難友,我每每去找他換糧票時,他總會拿全國糧票給我,我對他千恩萬謝。

記得有一年,我用積攢的粗細糧票一共換了120斤全國糧票,齊齊整整簇新的一疊糧票拿在手裡,內心充滿了喜悅。過年時我把糧票拿回呼市家中,親手交給母親,細心地叮囑她說:好好保存,輕易不要出手。如果再逢災年,可以抵擋一陣子,母親為此非常感動。直到2010年五月母親去世,我在整理遺物時,發現那120斤糧票依然靜靜地呆在一個精緻的西湖龍井茶葉桶內,我親吻那一疊糧票,一時淚如雨下。

那時候有糧票真好啊,有糧票就可以上飯館吃碗肉絲面,也可以買到炸得噴香的油餅或剛出籠的包子。我至今記得,五分錢加二兩糧票可以買一個焙子;五分錢加一兩糧票可以買一個肉包子。誰家要是有人出遠門,必須持介紹信上糧站,把糧食換成糧票。出省還必須有全國通用的,否則你根本沒法遠行,否則豈不是要隨身背一口袋面再背只鍋?一指寬的小條條就把你栓的死死的,沒法子。

那時,土建工地有個四川籍的技術員叫劉定業,是個文弱書生,因為出身不好,非常受氣。一天,劉定業去食堂打飯,土建工地的幾個小混混圍住他要和他借細糧票,他剛把錢包掏出來,一疊細糧票就被他們一搶而光。劉定業一時怔怔地站在那裡悵然若失。後來我多次見到劉定業找他們索要細糧票,但沒有一個人承認拿過他的細糧票。

劉定業為人鄙吝。據傳,當年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對象,是包頭棉紡廠的擋車工。初次見面,他請那個女孩在飯店吃飯。花一元錢買了三兩米飯、一菜一湯給女孩吃,自己就帶著個烙餅坐在那裡就著白開水啃。女孩嫌他小氣,從懷裡掏出一元錢「啪」地拍在桌面,憤然轉身而去。他趕緊起身一路追了過去:「餵,不要走、不要走……」女孩轉過身來,心中略有感動。「你還有三兩糧票沒給哈!」劉定業說。

劉定業成家很晚。1979年6月,他和對象商量好,不操辦婚禮,把省下來的錢用來旅行結婚,到南方旅遊一圈兒度蜜月。旅行結婚之前,最重要的一樁大事,就是準備好足夠的全國糧票,否則出門就要挨餓。

劉兄回憶說,在外地使用大面額全國糧票時,各地飯店找零時一律給的是當地糧票,絕無全國糧票。所以,從出門起開始,一定要計算好日期,精打細算每天能吃多少糧食,盡量手中減持地方糧票。否則帶回內蒙古,都是廢紙。

劉兄與妻子到上海、杭州、南京、蘇州等地旅行,一晃十多天過去,仍遊興未盡。為了避免浪費,他們把剩餘的零星地方糧票都買成了燒餅饅頭。在與愛妻一路回返的途中,他們只在飯店買菜、買湯,然後將珍貴的饅頭掰開,浸泡在菜湯中吃,終於輾轉回到了內蒙古。

那次新婚旅行,劉定業因為沒能及時買上車票超假兩天,按公司規定要扣工資。劉定業心生一計,去找工地的劉書記,想讓他給說說情。那天劉書記心情很好,答應和工地王主任商量一下,作為特殊情況處理。臨出門時,劉定業從懷裡掏出一疊東西,用猴皮筋繞著,劉書記瞅了一眼,知道那是糧票,從顏色中可區分出有全國的,有內蒙的,有包頭的。那時人們對這個東西太熟悉了,每天都離不開,比錢還要稀缺。劉書記不知他要幹什麼,兩眼大睜看著他。劉定業紅著臉,聲音有些顫抖,「劉書記,這些糧票我也用不了。我看您孩子多,就給您留下吧!」一邊說一邊把糧票往劉書記手裡塞。劉書記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驚得從椅子上站起來,連連說,「哎,這可使不得!使不得!」劉書記接過糧票,扔在了桌子上,嚴肅地對他說:「你聽我說,日子過得都不容易,這糧票我是絕對不能收的!」劉定業尷尬地說:「劉書記,我是真吃不了,擱在我這也是浪費。」劉書記面無表情地說:「唉,你個大小夥子,咋能吃不了呢?我可不信!」聽到這句話,劉定業以為劉書記的態度有所鬆動,準備抽身離去。

誰知劉書記一把上前揪住他說:「小劉呀,我們都是黨的幹部,這樣做是要犯錯誤的啊!」看著劉定業有些不知所措,他又說,「快拿起吧!否則你的事我就不管了。」於是劉定業只好拿起那疊糧票,無奈地離去。

那時,市民與農民的差異也就在於吃糧。一張小條條,猶如楚河漢界的界碑,把人分成兩等。那時人找對象,首先要問清對方是否帶糧票。帶糧票就是市民,不帶糧票就是土裡刨食的農民。

我的師傅們,家都在農村。那時他們常常自嘲說:「娶個老婆向陽花,生下娃娃亞非拉。」「向陽花」一詞來源於一首歌曲:「公社好比常青籐,社員都是向陽花」;亞非拉的人民大多是黑人,以此隱喻他們孩子們沒有城市戶口,和黑人無異。

這些家在農村的師傅們,自己瘦小乾枯、面目黝黑,但妻子卻大多如花似玉。潘金蓮僅僅為了全國糧票就嫁給了武大郎,這真是現代版的《金瓶梅》呀。

記得剛參加工作時,師傅們都真誠地勸告我:你將來找對象一定要找一個帶全國糧票的呀!我因此立志不娶「向陽花」。

我曾經見過一個非常漂亮但沒有糧票的上海女孩,皮膚白皙、身材高挑、面目嬌羞嫵媚。她下鄉在黑龍江,姐姐、姐夫都在我們公司工作,我和她的姐姐、姐夫很熟。一次她的姐夫向我說起她,並試探地問我:下鄉的知青你肯娶嗎?我慨然拒絕。後來這個女孩嫁給了土建工地水暖班一個叫海三維的回民,我才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她。我驚異於她的美麗,但說什麼也為時已晚了。

後記:

1960年,李井泉主政四川期間,宣布川民手裡的糧票作廢,不知有多少人家徹夜慟哭。至今提起李井泉,川人皆曰可殺。李井泉在文革中被整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在北京航空學院讀書的次子李明清,被川籍同學囚禁於宿舍,活活餓死,和那次糧票風波不無關係。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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