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都改變不了 還想改變中國？(圖)
被鐵鏈鎖住的八孩之母（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2年2月26日訊】豐縣事件的第五次通報，週三已經出爐。和上一次相比，它填實了不少細節，還有部裡物證中心的加持，認定事件中那位受苦的女性楊某俠就是「小花梅」，董某民的罪責定為「虐待家庭成員」，最後還擼掉了從縣長、縣委書記往下的一批幹部。
這次報告的結論基本上「維持原判」，因而公眾普遍的反應是質疑諸多細節的真實性，催生出大量戲仿惡搞之作。這些質疑其實早已出現，只是這份報告仍未能平息，因為它未能有力地回應公眾關心的疑點——尤其是那位女性的真實身份：她到底是不是小花梅?
我不是偵探，沒有什麼過硬的證據可以推翻官方定論，我更關心的是公眾對此的反應。從理論上說，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她確實是小花梅，但無法說服公眾。為什麼？因為我們都熟知，國內這類調查報告，通常不是為了搞清楚事實，而是為了定罪，最終盡快平息事態。
也正因此，公眾又有一種矛盾、幻滅的心態：哪怕不相信、不接受，但他們又普遍認為，這次通報應該就是「塵埃落定」了，不相信又能如何？
我一位朋友準確表達出了這種感受：「社會和我工作的小環境一樣，每次有了一絲改變，看起來是希望，其實背後隱含的信息更讓人絕望。」
也有人給我留言譏消：「洗洗睡吧。豐縣都改變不了，還想改變中國？"不知為什麼，他很快又刪了這一句，我不知道這算是某種「我早就知道」的犬儒，還是對勇氣的奚落，但在這背後，似乎都隱含著一種對改變不抱希望的幻滅感。
昨晚和朋友見面，難免談及此事，他也同樣留意到這種失望的情緒，但他說：「這是好事啊！說明大家都醒了，對現實已經不抱幻想了。」
然而，對很多人來說，一個苦澀的問題是：醒了又如何？
就像魯迅在一百年前曾說過的，最難的，其實是「夢醒了無路可走」，所以他才冷峻地斷言：娜拉出走之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此前，他在《〈吶喊〉自序》中還曾借朋友之口說：「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這樣的困境，在當下也隱約可見。還在這次通報發出來之前，在我那篇《豐縣事件帶來的覺醒》底下，就有人留言說：「文章有點太樂觀了」、「不會有什麼改變的」。也就是說，根據他們對現實的認知，覺醒之後，社會也仍然會是那樣，那不過是一種「沒有力量、也無法推動改變的正義感」。
當時還有一位讀者說：「到底這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還是成為一個啟蒙的開端，現在還不好說。很大的可能這只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案例，未來可能還是會像武漢鄭州的那樣，輿論場上小粉紅滿天飛。」
對此，我的回答是：「既然‘未來’還不確定，那麼當下我們怎麼想、怎麼說、怎麼做就很關鍵，什麼都不做，預言就自動實現了。」這一點，她也同意：「是的，即便有許多人從未放棄，即便這次民眾共同呼籲，這個世界也未必有更大的改變，但什麼都不做，那麼什麼都不會到來。」
在這樣的對話中，我意識到常常被人忽視的一點：人們對「改變」的界定其實是千差萬別的。
有些人悲嘆「數億張嘴都改變不了一個女人的命運」，那首先是指個體的處境；有些人期望的改變，是對此案根植的社會文化土壤的清除；另一些人說的「改變」，是避免悲劇重演的制度化建設；還有些人說的"改變"，其實是社會權利意識的覺醒。棘手的是，這些不同的「改變」是彼此衝突的——很多人相信，權利意識的覺醒至少在這次並不能推動上述另外幾種「改變」。
在想到「事件過後還能留下什麼」時，這種無奈、無力感是真實的，也是必須要面對的。普裡莫．萊維在《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中曾說，缺乏相應經歷的後人,經常誤會並指責集中營的受害者，認為像綿羊一樣走向毒氣室是可憐的表現，而抵抗和出逃才是真正的英勇之舉。然而他說，這種無知忘記了一點：人們在其中感到絕望，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懦弱，而是他們會以各種方式被反覆摧毀。
考慮到這一點，在我看來，真正重要的改變並不是哪些具體的訴求得到滿足，而是人在覺醒之後的自我賦能。每個人都要盡其所能地確保人的尊嚴不可侵犯，通過自己的方式去捍衛生而為人應得的權利。
這種改變其實已經出現，否則這次的事件根本就不可能鬧這麼大。1955年12月1日，在美國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非裔女裁縫羅莎．帕克斯拒絕巴士司機讓座給白人乘客的要求。然而,當地法律就曾規定黑人應給白人讓座，羅莎本人此前也都一直這麼做了，但她那天受夠了，不願總是這麼屈就，就堅持要得到和白人同樣的待遇。甚至就在她此舉之前九個月，另一位民權運動先鋒Claudette Colvin也一次次拒絕給白人乘客讓座，但都沒什麼波瀾，為什麼偏偏就是這次改變了歷史？因為時代真的變了。
真正的改變，發生在看不見的地方，在人的心裏。卡夫卡曾有一句繞口令式的格言：「相信進步意味著進步已經出現，而這就談不上是相信了。」雖然當下很多人或許未必「相信進步」，但看似弔詭的是，連他們的失望本身也體現出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否則他們根本就不會當回事。
這次有女性朋友和我說，她關注這一事件久了，有一種極其複雜的感受：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愧疚，似乎自己是「躲在暗地裡的享受者」，沒能站出來做什麼，這隨即帶來一種焦慮，甚至失眠，因為那龐大的外部環境看起來是自己無法推動改變的。
我能理解這種感受，善良的人容易產生內疚和無力，但一個人能堅持做自己就好了，不被外界改變，那也很了不起。超出我們控制的龐大外物，會引發焦慮，但我們至少可以也有權決定自己如何應對：不抱幻想，轉而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理直氣壯地捍衛自己的權利和主張。肯定自我、堅持自我無須不好意思。
實際上，她身上已經發生了改變。我問她：「你是不是希望能像以前那樣，有一個安全、可信賴的外部大環境，不用自己費心思去質疑、甄別，就是說，你現在覺醒了，但又覺得這耗費心力，你其實喜歡一個比較單純可靠的環境？」她說：「我以前是這樣，但是一下看透了，現在覺得沒啥希望，可能就到對立面去了。」
所以，在我看來，改變豐縣原本就沒多大意義，可能也改變不了，很多結構性的事物更非一朝一夕就能一舉就能徹底改觀，那不現實，但我們從這一事件中不斷反思、醒悟，可以改變自己，由此改變這個社會。我記得有部韓國電影裡曾這樣說過：「你以為‘國家’是什麼？國家其實就是我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