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村流氓到市委書記——我的父親(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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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要死了。
我是從雪姨發來的電報知道的。我向學校請了假，乘火車往老家趕。一下火車，就看見二弟高陽傲視天下般地立在站臺邊。他見我走來，只是點了點頭，提過我的包就往停車場走。直到跨上他那輛白色的寳馬，才說了一句：「老爺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幾次了。」
我跟著二弟來到父親的病房。病房裡有許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邊，用哀傷的眼神看著我。病床上的父親已經失去知覺，雙目緊閉，那兩條粗黑的劍眉還是那樣顯得威風凜凜，只是浮腫的面部給人一種有點誇張的感覺。醫務人員在忙碌，他們應該比誰都明白這些忙碌並沒有多少意義，只不過以各種無效的搶救來等待那必然的最後結果。
雪姨將我們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護間，對我說父親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療。我絕對相信雪姨的這種有點表功意味的說明。這不僅由於父親曾是這裡的最高領導人，更主要是他有一個現為常務副市長的二兒子高兵及一個號稱千萬富翁的三兒子高陽。而作為書生的大兒子我，絕不是能讓父親享受這種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見地安排著父親的後事。儘管她比我還小一歲，但作為父親的第三任夫人，我們還是願意聽她調遣。雪姨叫高兵與市委領導商量父親的悼詞和追悼會的規格，要高陽負責通知親朋好友並主管日常事務，要我準備一份家屬發言稿，表示親人們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為完成雪姨交給的任務，我不得不回顧父親即將結束的一生，思考親人們心目中的父親。這是幾十年來我最不願意想的問題了。然而，當我像平時從事科學研究一樣分析父親那久遠的歷史後，我發現，儘管父親的一生複雜而富有傳奇，但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三個女人。這三個女人就是父親的老婆我媽、父親的愛人高姨以及父親現在的夫人雪姨。有了這一發現，我竟然興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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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我媽的故事發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遠郊一個名叫黃沙塘於家的小村子裡。永州這個地方，由於一位很有名氣的文人寫過一篇《捕蛇者說》而聞名於世。事實上，我在這裡生活過十二年，卻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說專事捕蛇的人了。
父親大約生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具體哪一年我是沒有辦法搞清楚的。因為，父親的各種人事表格有關出生年月變化較多。在講究資格的年代，父親將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領導幹部年輕化的時候，報上公布父親的出生年月卻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兩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間數，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較合宜。
據說，我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曾到省城長沙讀過書，後來成為了當地較富有而深得鄉鄰尊敬的紳士。父親是爺爺的獨子，爺爺又是老爺爺的獨子，也就是父親一家是三代單傳。奶奶在三十多歲才有我父親，就更視為掌上明珠。但在父親十六歲那年，我父親的父親以及父親的母親相繼去世了，父親也就成為了孤兒。
本來父親對家裡事是從來不關心的。因為是家中的獨苗，所以在十歲前一直跟隨在他母親身旁，到十歲才開始進村裡的學堂。成了孤兒後，他不得不理會家裡的四十多畝土地和近二十間房子。當然，具體的事情都是由長工做的。如果，後來父親不因賭博而輸掉了全部家產，解放後父親肯定是個地主，而且是一個從十六歲就開始剝削勞動人民的吸血鬼。
父親成為賭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後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歲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遠房堂兄于朝龍帶他去玩一種當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遊戲，賭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錢來了。從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約二年光景，父親就將祖傳的四十多畝良田和二十多間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為了他堂兄于朝龍家的產業。當于朝龍一家搬進我家祖屋時，父親哭著住進了于朝龍家廢棄的牛欄房。從此以後，讀過六年書的父親開始成為了村裡最不受歡迎的人。誰家少了東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親。村裡人開始忘記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帳鬼。他就在東摸西拿中度過那艱難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當時日本鬼子也經常進村，人們對收帳鬼的作為也就不太計較。
在父親二十三歲那年，他還是單身一人。那時都習慣早婚，二十三歲尚未婚配很能說明這個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並不因沒有金錢而喪失。沒有錢上賭場時，他就像個發春的公牛，在村子裡四處遊蕩。特別是夜深人靜之際，青春分泌物使他像夜遊神一樣聽過許多家的牆根。這就成了村裡人的心病。他們總是叫女兒媳婦們千萬注意，切不要答理收帳鬼，最好是看到他就遠遠地避開，不然可能有危險。事實上，父親從沒當面對什麼女人有什麼過分的舉動。但村裡人在夜間行夫妻之事時，再也不敢像原來那樣放蕩了。據說，有人還因害怕收帳鬼聽牆，成為了陽萎。若干年後，我作為學者，曾對那幾年村裡人口變化進行過調查分析，我發現，在父親二十歲到二十三歲那幾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於沒有發現其它原因，我就認定與父親聽牆有直接的關聯。
可見，父親的行為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于家村的生存和發展了。最要命的是，村裡人也意識到了這種危機的存在，而且，隨著日月的推移，這種危機感也就越來越壓抑人心地在村中瀰漫。終於有一天，村人不約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龍，商量如何解決收帳鬼的問題，儘管有人主張送官法辦，但苦於沒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證據。最後，村人們只得同意，給收帳鬼找個女人並租二畝村裡的公田給他養家立命。
於是，村裡人就行動起來，到處訪那些難尋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婦。可想而知，方圓十里是不可能有收穫的。有人大罵了那些提親的人還揚言，就是死也不將自己女兒嫁給收帳鬼。
正在村裡人萬分為難之時，村裡來了二位從河南過來討飯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倆剛踏進我們村，母親就倒下了。村裡人循著那女孩的哭聲，才知道那老要飯的死了。於是，村裡人叫來了于朝龍。于朝龍沒有看那已經死去的母親，而對那個正在傷心但已無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歲但骨瘦如柴、相貌極為普通甚至可以說有點醜的姑娘看了好一會。他和藹且富有同情心地問了姑娘一些問題，當知道姑娘的父親和兄弟已在早幾年走日本時就死了，唯一相依為命的母親也餓死在這千里之外的他鄉時，于朝龍就高興起來。他叫人立即將我父親從賭桌旁揪了過來，本來因沒有賭資只能當觀察員而氣惱的父親，一聽將這個姑娘送給他做老婆，也高興地叫起了朝龍哥。于朝龍就讓村裡人將姑娘的母親埋在後山的野地裡，叫家人拿點高粱餅就將姑娘送進了我父親借住的牛欄房。這個于家人連姓名也懶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媽。
父親是在我媽用眼淚吞食高粱餅時將她變成女人的。可以想像，一個剛死了母親、自己又快餓死的少女，對食物渴望和對性的需要，態度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可對一個二十三歲還沒有親近女人的健康男人來說，有了屬於自己的女人還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於是，在我媽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塊高粱餅拚命往肚子裡送時，我父親用力剝下了她少得可憐的褲子，像猛虎下山一樣順勢長入。也許是想起了剛死的母親或是由於父親的粗暴給她剛因有了食物而恢復知覺的肉體帶來的痛苦，在父親沒完沒了的動作中，我媽小聲地哭泣起來。我媽的哭聲使已心滿意足的父親大為惱火，他動作很大地穿上褲子，對著我媽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腳，大聲地說「媽巴子的，飯也吃了，娘也埋了，讓老子快樂一下就哭，哭個屁。」說完轉身就走，不用說肯定是到賭桌邊觀戰去了。
自從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後就再不見父親深夜四處遊蕩的身影了。父親有錢時一定是在牌桌上，沒有錢就折磨那個屬於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欄裡，經常傳出打罵聲和女人悲淒的哭泣聲。還算善良的村人，每當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媽在租種的二畝地裡勞作時，也會生出一些內疚。「唉，真是個命苦的女人。」當然，只是說說而已，心中更多的還是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擔心那發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竊喜。
村裡人最終發現，他們的如意算盤還是打錯了。父親雖然再不會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們的女人，但並不是說父親因需要賭資而放過他們的財物。就在父親將我媽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懷上我的第七個月，終於發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大、最嚴重的事件。
事情的經過很簡單。父親在鄰村賭博欠了錢，在深夜很不情願被趕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將女人折騰一番。在經過原屬於他家而現在成了他遠房堂兄于朝龍家產業的院子時，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膽因怒生，他熟悉地翻過院牆，潛進了書房，就像在自己家裡取物一樣拿過幾件值錢的器皿，正要離開時，被他堂兄的小老婆發現了。這個嬌小的女人，本來因這晚沒有得到應該屬於她的春宵而憤憤不平，難以入眠。所以，不顧天寒地凍，決心到另外兩個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誰侵佔了應屬於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訴苦。她剛走出房間，就像見到鬼一樣發現了我父親，不由自主地大叫起來。這一叫，就苦了我父親，他被嚇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當于朝龍和家人們用亂棍將他打倒並捆成粽子押到于家祠堂後，他還沒有回過神來。就在村人們因將我父親送官法辦還是以族規處置發生爭吵時，我媽腆著肚子來了。這個沒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說話的女人，還是那樣一聲不響，跪在地上，對每一個村人磕頭。看到這個架勢，事主于朝龍就說：「這次算了，放他一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這條狗命。」
歷史已經證明，地主于朝龍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不僅無法要了我父親的狗命，最終倒是讓我父親將他送上了西天。
鬆了綁的父親同我媽默默地回到了牛欄房。在我媽用鹽水清理他被惡打的傷口後，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會，眼中顯露出一股殺氣。他拿了家裡唯一的半盒洋火，什麼也沒有說，甚至連看也沒看我媽一眼，就走出了那個借住的牛欄房，溶沒在茫茫的黑夜中。不大一會，于朝龍的書房，也就是我父親的父親建造的書房發生了衝天大火。
那是一場很大的火。村裡人說，自立村安家以來，黃沙塘于家就從來沒有這樣火紅過。那火將于家半邊天都燒紅了。如果不是村人奮力撲火，就會將整個天都燒沒。後來，在父親成為一位共產黨的大官時，村裡人傳言，在發生火災時，有一條火龍衝天而上。那條龍就是父親，這把火將壓在他身上的厄運全燒掉了。父親在自傳中卻稱：主席教導我們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為反抗惡霸地主的欺壓，我勇敢地燒掉了他的家，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革命」游擊隊。事實上，父親放完火後，就不分方向地拚命跑。天亮才發現，他竟跑到了離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邊了。於是，父親就潛進山林，用野果充飢。不日遇上了被國民黨稱為土匪的共產黨游擊隊。帶隊的看他年青力壯，就叫他跟著一起幹，給他飯吃。正處於飢餓而無處可投的父親一聽有飯吃，想都沒想就同意了。由於父親讀過幾年書，在這支大都由本地赤貧的流浪者組成的隊伍裡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帶隊的勤務兵。隨著隊伍的擴大，帶隊的從隊長成為了司令，父親也就成為了這支「革命」隊伍一個隊的副隊長。我讀大學時，為研究流氓無產階級的命運和心理，讀過許多著作。我在共產黨的創始人那部有名的選集中讀到過這樣一段話：那些失了土地的農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他們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每讀到此，我都會深深地感到共產黨領袖們的偉大。只有他們才能這樣深刻地認識父親這些在當時中國普遍存在的群體，而且那樣成功地將他們塑造成為偉大的「革命」戰士。
我是在父親放火亡命天涯後的第三個月出生的。父親縱火後，我媽並沒有離開于家村。一方面她懷著我已有七個月，更主要的是她無處可走。村裡人看著她老實本份而且可憐，或許是怕父親突然回來放火，也就沒有太為難我們母子。我媽就種著那二畝公田度日。于朝龍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對我們母子還算照顧，有時甚至有意保護我們不受欺負。按照輩份，他讓我叫他朝龍大伯。
我第一次見到父親，是五零年初，那時我已經四歲多了。有一天我們村裡來到好多人，直奔朝龍大伯家，一會兒就將朝龍大伯和他的兒子們全部捆綁著押了出來，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聽一位穿黃軍裝挎盒子槍的人講話。那人講完之後，手一揮，有幾個和他一樣裝扮的人就將朝龍大伯押著往後山走，一會就聽到了幾聲槍聲。之後，村裡的人有點畏縮地將我和我媽推到那講話的人面前。那人一改剛才講話的那氣憤的神態，很和藹地抱起我說，「這就是我兒子？」。村裡人連忙講，「寧子，快叫爹啊」。我看著媽，媽點著頭。但我感到要尿尿，於是就叫起來，「快放我下來，我要尿尿。」那個抱著我的人，也就是我父親，很失望地將我放下來，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說，「媽巴子的，連爹都不會叫。」
那幾個押走朝龍大伯的人回來後，父親就帶領他們走了。連他曾住過的，我和我媽現正住著的牛欄房都沒有進去過。
父親走了後，朝龍大伯家裡大小都哭了起來。村裡人幫著他們將朝龍大伯埋在後山于家的祖墳中。我要跟去看，我媽很緊張地將我拖回家，並在大白天就將門關上，對我說，「寧子，以後別亂走，千萬別到朝龍大伯家裡去。」我不解地看著媽，她好像做了對不起人的事一樣。待了好一會，她流著眼淚又說，「好在你爹當官了，要不了多久就會接我們走，不然，我們在村裡如何做人啊。」那以後，村子裡面很熱鬧，先是朝龍大伯一家從那高樓大院搬了出來，住進了我家住的牛欄屋。我和我媽及原來最窮的幾家搬進了大火後朝龍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裡。
對村子裡的變化我是能感受到的。事實上我自己也在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老到村口去玩，盼著父親能接我走。有時也等來幾個同爹一樣著裝的人，他們有的也到我家坐一會，或帶點吃的穿的東西給我們，並告許我爹已經從部隊轉到縣上工作了，當了什麼縣公安局長之類的，但就是沒有帶我們到城裡面去的意思。因此，我很失望。
父親再沒有回來。快過年了也沒有父親回家的任何消息。於是，臘月二十九我媽決定到縣城裡去了一次。本來說好要帶我去的，後來媽說，最好能去接你爹回家過年，要當天去當天回，所以讓我在家等爹就行了。當天傍晚，媽回來了，是一個人回來的，沒有父親的影子。我問媽，媽什麼也不說，只是坐在那裡發呆。於是我就吵著要爹，呆坐著的母親突然將我一把推倒在地，狠狠地打著我的屁股，鬼哭般地說，「你哪有爹。你爹早就死了。你爹才是個流氓。」
數年後，我才知道，那天我媽在縣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父親時，父親正和幾個青年男女在研究工作，其中有個長得很美的女人同父親坐在一條長椅上。父親見我媽膽怯地由警衛員領著站在門外時，剛才的笑容一下就沒有了。他威嚴地近似咆哮著說：「誰叫你來的？」將所有在場人都嚇住了。警衛員立即揪住我媽就住外拖。將我媽拖進門房後，警衛員厲聲地追問我媽：你不是說，是我們局長的老婆，為什麼局長一見到你就發火呢？我警告你，假冒局長的老婆就是流氓，流氓是要法辦的。我媽早被嚇得一句話也不敢說，聽說這樣來找老公是流氓，是要法辦的，就連忙獨自往家趕。
不久，就有人從縣上來我們家，對我媽說，你與我們局長成為老公老婆是地主于朝龍包辦的，現在政府不承認，你就在這張離婚書上押個手印。我媽呆呆地一聲不響地押了個手印。好像對父親休妻早就預料到了一樣，平靜得很。只是在來人說要將我帶回城裡去時，我媽哭了起來，她低著頭喃喃地說：帶走我的寧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縣上的人見這樣，也就沒有說什麼走了。我長大後就想，父親可能根本就不想帶我進城，這不只是他那時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戀愛，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風景。
我媽是在一九五八年餓死的。那時，父親已經是鄰縣的縣委書記，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於我一直跟我媽生活在老家，父親還不時叫人送點吃的東西給我們母子倆。但我從來沒有發現我媽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餓得快不行時，也絕不動父親送來的食品。她最終同她母親一樣，也餓死在黃沙塘于家這個陌生的村子裡。所不同的是，她母親留下的是一個也快餓死的無依無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則是有一個已有父母官的父親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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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高姨的故事，是那個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說沒有半點傳奇色彩。剛解放那時，「革命」隊伍的同志們，大都要按電腦程序一樣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這就是沒有結過婚的要選美定親，原來有結髮夫妻的要按「革命」條件進行重新審查，能換的就盡量換。自古來，就將江山和美人聯繫在一起的。「革命」成功了，江山歸同志們了，沒有美人相伴也就違背了古訓。何況「革命」隊伍中美人多得很。高姨就是父親領導下的「革命」隊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個工廠主家庭，其父親擁有當時天津較有名的紡織廠。高姨是這個資本家最小的女兒，受過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國首任總理夫婦的校友。也許正是南開的「革命」激情的影響，高姨在十八歲那年參加了南下部隊來到了湖南，後來就同我父親一樣轉到地方從事新政權的建設工作。在我父親擔任縣委書記時，高姨就是這個縣的婦聯主任了。
父親是在與我媽辦完離婚手續不久與高姨結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竇初開的高姨愛上了年輕有為的縣委書記的。她感到這個大她許多的男人，是那樣優秀的。他出身赤貧，苦大仇深，經過「革命」的戰爭洗禮，那樣具有「革命」的理想，有為「革命」事業獻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現出來的粗魯也應該視為「革命」者的粗獷和豪氣。當父親知道高姨愛上他時，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請來了他的老首長，在他的老首長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舉行了婚禮，組建了讓多少人眼熱的「革命」家庭。
我在我媽死後的第三天由村裡人送到了父親和高姨家。我媽死了，村裡人沒有通知我父親。村裡人說，他已經將她休掉了。這麼多年他又從來沒有回來過，現在又當了那麼大的官，還是不要告訴他了吧。於是，我這個孝子作為唯一的親人，在大家的幫助下將我媽埋葬在她母親的墳墓旁。但對只有十二歲的我以後如何生活，被飢餓折磨的村裡人卻一致認為，應該將我送到城裡面去。他們說：當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來多著呢，就是做了皇帝也會要兒子的。於是，我和兩位算是本家的村裡人來到父親任職的那個縣，好不容易找到了縣委大院，站崗的卻不放我們進去，說先要通報。村裡人就說，你告訴他，他原來的老婆死了，我們給他送兒子來了。過了一會父親的秘書就來了，將我們接到父親的辦公室。父親很有教養地拉了一下村裡人的手，並習慣地將手伸向了我。見我害怕一個勁往後退，父親就用他那雙大手撫摸了一下我的頭說，「寧子，幾年不見長這麼高了，有十二歲吧。」村裡人的訴說我媽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裡人不願意撫養，而是怕跟著學壞。父親先是有一些吃驚，然後中氣不足地說：死了就沒有辦法了，寧子是我的兒子，就放在我這裡吧。之後就叫秘書陪村裡人去食堂吃飯。
這是父親為官後第一次請村裡人吃飯。特別是在那個充滿飢餓的年代，請人吃飯是給人很大面子的。這種事對于家村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剛解放後不久，父親在縣城當官後，村裡有人來找過他。有的為了找個工作，也有為了各種難事來請求幫助。父親都拒絕了。只要有人提出此類要求，他就會說，「你認為共產黨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樣就怎樣。想參加『革命』，不要說好聽的，原先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過日子，為什麼不像我一樣提著腦袋參加游擊隊？！」慢慢地，就沒有人再找他了。這些事讓還不是我父親愛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無比崇拜的心情寫成了文章，在報上說父親「革命」性和原則性很強，不利用職權為親友謀福利。我想，父親看後會在心裡說，「媽巴子的，狗屁親友，老子落難時誰都欺負我這個孤兒。」然後就會黯然神傷地沉默好一會。對父親十分明顯可以說還有點仇恨的迴避，村裡人是明白的。也許對原先欺負過這個無依無靠的孤兒感到內疚和後悔，慢慢地村裡人就不再找他了，大家閑談時也盡量不提他，好像他與于家村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在與外村人提起父親時，那種自豪感就特別明顯。這一次，村裡人因送我而享受了這難得的一餐，那興奮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讓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父親沒有同他們坐在一起共進午餐。
村裡人吃完多日不見的白米飯，心滿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親的辦公室不敢直視這個陌生卻十分想念的父親。父親用電話叫來了一位女人。他們低聲地談論著什麼，父親是同她用官話加家鄉的土話說的，從我能聽到的，他媽餓死了，送他到寄宿學校等片言隻語中，我知道他們在談論我。最後，那女的說：「他終究是你兒子啊，就讓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吧。」說完就走到我身旁，拉著我的手，對我說，「寧子，我們回家，好嗎。」我看著父親，只見他眼含著熱淚，用感激的聲音對我說：「還不快叫媽。」見我沒有開口，那女人就說，「就叫高姨吧，好嗎。」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高姨。看慣了村婦的我，簡直沒有辦法形容她的美麗和氣質。那時的高姨，已經同父親為「革命」製造了兩個「革命接班人」，這就是我四歲的大弟高兵和二歲多的二弟高陽。她作為少婦區別於少女的只是那本來圓滾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圓滾，更加鮮嫩。她的笑是那樣燦爛，好看的紅暈印著兩個令人心醉的酒渦。她全身上下，一舉一動都體現出知識女性的矜持和聖潔，善良而賢慧，且充滿了溫情。當然，這些形容詞都是我現在想出來的。當時，我只覺得她好像我們村裡供著的觀音菩薩一樣，高高在上，讓人仰視，讓人崇拜。更準確地說，我真有點忌妒這個在村裡廣為流傳其劣跡的父親，不知他前世修了什麼福氣，竟能佔有高姨這樣的女人。我多麼為剛死去了的我媽抱不平。
特別重要的是，高姨不只是父親因「革命」而獲得的一個美女。在一定程度上，高姨還是父親「革命」事業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說，如果父親是在游擊隊轉戰城鄉中成為一位「革命」戰士的話，那麼，在「革命」成功並掌握了政權後，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為將他培養成為共產黨的一位優秀地方領導人的。
高姨是個美麗而有教養的女人，但更是一個「革命」者，是一個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在她的心目中，父親也是一個有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革命」戰士。她之所以願意為父親獻出寳貴的青春和美麗，因為她將父親當成了「革命」戰士的化身。她是共產黨隊伍中少有的知識女性，她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是那樣的堅信不疑，她心地純潔，真心實意地為共產黨的每一個英明決策而歡呼。她充滿愛心，熱愛「革命」隊伍的戰友們。作為妻子、作為母親，高姨對自己的親人們傾注了滿腔熱情。當然，這些親人也應該是「革命」者或者將來是「革命」者，而像高姨的父親那樣的資本家雖然也是親人，卻只能體驗那種與親情和愛心完全相反的東西。
高姨的父親來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親幾年後的春天。準確地說，應該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親是在公私合營之時失去他心愛的工廠的，當然這絕對不能與我父親在賭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並論。我父親和高姨這些「革命」者，通過一種叫贖賣的辦法剝奪了像高姨父親那樣的剝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將這些剝削者變成勞動者。那時候，高姨的父親是不能再掌握工廠的經營管理權了，因為「革命」者認為，像高姨的父親這樣的剝削者，只有同工人們一起用鐵器敲打鐵釘才算勞動。於是，這位年過花甲、長期以管人和經營為生活內容的剝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兒和已在「革命」隊伍中當了官的女婿。於是，他在沒有徵得女兒女婿同意的情況下，就從那遙遠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來到我們這座小縣城。於是，就有他那從小喪父逝母的、現已掌握了政權成為了當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於內心的熱烈歡迎。於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見、現也成為了「革命」者的女兒，大義滅親之舉。
準確說來，高姨之舉也不是什麼大義滅親。她看著她的父親在我父親歡天喜地的陪同下來到家裡時，先是有點吃驚，然後連忙關上門動員那滿懷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廠去勞動。「爸，你這樣做是不對的。現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廠，要你勞動，這是在挽救你。你過去靠剝削工人發家，那些財富本來就是工人們的，現在政府只不過代表工人拿回他們自己的東西。何況，你對政府不滿就到我這裡來，我這裡不就變成了剝削者的避難所了。我和我愛人都是共產黨員，還是領導幹部，我們能這樣做嗎？你住在我這裡，會影響我愛人進步的。爸，不是女兒不孝，而是你必須服從『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養老。」那很有教養和風度的老人，聽到這些話什麼都沒有說。他艱難地彎下腰，提起那個還沒有打開的包。他的眼角有一點潮濕，也許是風將沙子吹進他那已顯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會眼睛，頭也沒回地踏上了北歸之路。正計畫如何孝敬這遠道而來的岳父大人的我父親，也被愛人的話驚醒了。他多麼佩服愛人的思想覺悟和及時的決定。從此以後，我再沒有看見那可敬又可憐的老人。他也沒有再與他那女兒女婿通任何消息。據說，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個兒子高陽，到過天津，見到了已有九十高齡的外公。老人曾問過這個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孫開什麼工廠，生產什麼產品，如何在短短幾年積累了這麼多錢。當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賣政府批文外什麼產品也不生產時，他驚訝中還有點氣憤地說：「原來你們就是這樣『革命』的。」不用說，這裡的你們，肯定是指他那已黃泉做鬼的女兒和還在陽世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並不認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親，特別是我父親這些為生存而參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確，父親常說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為了『革命』，什麼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們如何評價這好像有點口號式的話，我還是相信父親說的話是真的，是出於內心的。與那些有意識地為窮苦大眾的解放而犧牲小家的黨的領袖們不同的是，像父親這些被「革命」領袖分析過的流氓無產階級，參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機會和復仇的希望。我曾經這樣假設過，如果在游擊隊時代，遇到了不離開了游擊隊就只有死的選擇的話，父親十有八九會選擇生，因為他參加游擊隊本身就是為了生存。正是針對這一點，「革命」隊伍的領導者們就要給這些戰士們灌輸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觀。他們告訴自己的部屬們，戰場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戰勝敵人才可最終獲得生存的權力。勝利了就會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沒有好下場的。「革命」成功後，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權力，才讓父親們真切地體會到「革命」的崇高和神聖。他們已經認識到，如果「革命」政權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錯誤離開了這個掌握政權的「革命」隊伍，那就意味著失去已經擁有的一切。所以，他們有為了「革命」犧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壯語。也就是說，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親們具有為維護「革命」事業而奮不顧身的勇氣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沒有辦法認識到這一點的，就是認識到了，她也決不會承認這種讓人痛苦的結論。
高姨和父親對待「革命」理想的認識和理解是不同的，這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體現出來了。當父親從受人敬仰的地區專員、高姨從地區黨委宣傳部長成為「革命」群眾專政的對象時，父親能夠很快地適應了「低頭認罪」的大氣候，他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義的紅衛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認自己的錯誤，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讓自己一次又一次逃過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則不同了，她永遠堅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聖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斷了肋骨也不願意向造反派承認任何有關「革命」原則問題的錯誤。於是，她這個資本家的臭小姐被關進了牛欄，關進了父親「革命」前住過的那種吞沒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堅強的，是勇敢的，始終不渝堅信共產黨是會還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終還是沒有等到那一天。當紅衛兵將父親的認罪書和與死不認罪的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現行反「革命」脫離夫妻關係的聲明書，放在高姨面前時，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傷感和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來崇拜而獻身的「革命」者竟這樣否定了「革命」的原則，她不敢想像那樣愛著自己的愛人就這樣將她出賣了。她從一個「革命」鬥士很快變成了就像我媽押離婚手印時一樣的村婦。她神經質地反覆讀著那兩份材料，終於流下了就是慘遭毒打也沒有流下的淚。她喃喃地自語：「怎會是這樣呢？怎會是這樣呢？」幾天後，她找機會投河自殺了。
父親是在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後，由我帶著兩個弟弟將高姨自殺的消息告訴他的。儘管他沒有說什麼，但看得出來，他還是很悲傷的。高姨終究是他深愛的女人。他只是為了向黨證明自己從沒有與黨有二心，才寫了那份與死不承認錯誤的愛妻脫離關係的聲明。他看著天空，口中唸唸有詞，好像在說：「古言云，識時務者為俊傑，好多比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產黨人都為了生存在講違心話，你又何必那樣死心眼呢。」當然，這些話父親是不會當著我們面說的，可能他心裡也不是這樣想的。他只是惡狠狠地說了一句「媽巴子。」
記得自從高姨指出「媽巴子」這句話是流氓語言後，常掛在父親口上的「媽巴子」已有好幾年沒有說了。
4
父親和雪姨成為夫妻，是父親文革後復出成為這個城市的領導人之後的事情。父親是七七年平反成為這裡市委書記的。那時，距高姨自殺已有九年多，父親也五十六歲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剛好比父親小二十六歲，比我小一歲，是個三十歲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資局機關裡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員，其父母都是我們城市一家街道工廠的工人。雪姨共有五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雪姨中學畢業就到機關裡擔任打字員工作。開始時，機關裡那些未婚青年好像也有人給雪姨寫過紙條，送過電影票，但都沒有很好地發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強調要與父母一道承擔撫養弟妹的義務，慢慢地那些原來懷著熱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卻了。開始雪姨並沒有當回事，但隨著歲月無情的流逝，弟妹長大後，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來。
這時，父親文革前的秘書到物資局出任局長。這位新局長在同機關幹部談話時知道了雪姨的情況。於是，他連夜趕到我們家，在書房裡與父親密談了一會就走了。
第二天，父親在家裡接待了物資局局長和物資局辦公室工作人員雪姨。父親先還是與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長談了幾句工作，後就和雪姨談天說地起來。也許雪姨從來沒有和父親這樣大的官面對面談過話，開始有一些緊張，後看到父親還很隨和，也就能說上幾句。他們走時，父親一改平時不送下屬的習慣，很高興地將他們送到大門口，反反覆覆說著那話「很好，就這樣定了，就這樣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黨，從打字員提升為辦公室副主任，後來就和父親結了婚，成為了我們兄弟三人的繼母。
父親同雪姨結婚前，我們就沒有同父親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親平反前就分別在就業的工廠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單位用廠房和倉庫改建的宿舍裡，三弟還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本來，對於已官復原職的父親，我們這幾個在文革中跟著他受過苦的兒子們，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種補償。父親英明地洞察到了我們的企圖，為了粉碎我們的依賴思想，父親很嚴肅地將我們兄弟三人叫到他的書房裡，講述了許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們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會。我們對父親雖然有一些看法，但從內心上還是「崇敬」父親作為一個「革命」者「偉大」的品德。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把父親的住所當成我們公認的家。我們兄弟經常帶著妻子兒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親也樂意與我們兄弟和孫子孫女們在一起。雪姨來到這個家後，我們慢慢感覺到了有些變化。
這種感覺起初是朦朧的，最終的明朗還是雪姨的傑作。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我大弟臨時休假，閑來無事，就和他的兒子回家看望父親和爺爺。像往常一樣，他用自己的鑰匙打開門，只見暗暗的客廳除了電視機的光亮外沒有其他的燈光，於是，他五歲的兒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開了燈。這下，可讓我弟弟驚惶失措了。原來只穿著短褲的父親正抱著差不多沒穿什麼的雪姨在看電視。父親開始有一點尷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厲聲地對著平時恩愛有加的小孫子吼道：「這樣沒有禮貌，進房連門也不敲。真沒有教養。」我大弟那可愛的孩子被嚇哭了，我已過而立之年的弟弟低著頭，牽著傷心哭泣的兒子，紅著臉邊向門外退邊小聲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就走。」弟弟走出家門後，聽到房裡父親怒罵聲。「媽巴子的，叫你不要這樣，你偏要。媽巴子的。」接著就是雪姨嬌泣聲。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裡知道這件事的。大弟懷著萬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後，他那已經不再哭泣的兒子將剛才的遭遇告訴了他母親，也就是我的大弟媳。這個在我父親還是政治賤民時、頂著她那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家庭的百般阻撓、愛上並最終嫁給了我弟弟的女子，一聽就火冒萬丈，她不顧我弟的反對，硬是拖著我弟弟和他們的兒子到了我家。當著我老婆和女兒的面講述了這一切。最後，我弟媳強調指出：「大哥大嫂，你們說說，那不是我們自己的家嗎？！回自己家難道也需要敲門。他們為什麼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爺子還好意思罵我的兒子。」我發現我的妻子和女兒也一個勁地點頭稱是，一股鑽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湧上心頭。我真不願意承認，那已經不是我們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約而同地來到父親的辦公室，將父親和雪姨家的鑰匙交給了父親。父親甚至連看都沒有看放在他辦公桌上的鑰匙，就壓低嗓門說：「媽巴子的，你們想造老子的反？」在這莊嚴的市委書記的辦公室裡，這粗野的罵聲，也充滿了權力的威嚴。自此以後，我和兩個弟弟不時有「寧願跟著叫化子娘，也不要跟著當官的爹」的感嘆。不久，我們三兄弟經過考試，分別到北京和省城上學深造後，父親家就更難得見到兒子和孫子們的身影了。就是有時父親發話，想見見孫子孫女，我老婆和弟媳總是有各種理由而讓父親難以如願。
好在父親工作忙。他的口號是將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於是為了響應「英明」領袖的「偉大」號召，他根據中央的十個大慶油田等類似的經濟發展目標，繪製了我們城市的宏偉藍圖。「革命」的事業和「革命」的理想就像興奮劑，使父親充滿了活力。他沒日沒夜地工作，他經常告誡部屬們，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則要為「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改革開放後，父親的自我感覺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頭髮，在雪姨的「強迫」下染成了烏黑髮亮，真如煥發了「革命」青春。
父親在歲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眾有肉吃和有電視看而為他們這些掌握權力的「革命」者歌功頌德時，又一次深刻體會到了一個「革命」者偉大的人生。他在讚揚聲中開始忘記了青年時代在黃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壓和羞辱。他甚至不願意再去回顧更不想思考那些歲月。然而，那歲月的痕跡像幽靈一般，時不時鑽進他的生活。
那時改革開放和引進外資是聯繫在一起的。有一天，父親的部屬很高興地向父親匯報說，終於釣到了一條大魚，美國某大集團公司董事長原來是我們市某縣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是個能人，從討飯到打工、再到開小店最後辦成了有幾十億美元家產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鄉親，有意到家鄉投資，現在由省裡某廳某領導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賓館裡，希望書記能前往共同晚餐。父親哈哈一笑，也沒問這外商姓何名誰，就興高采烈地前往賓館。在賓館的總統房的客廳裡父親見到了那位由省某廳某領導陪同、由大小秘書伺候著的美國大公司的董事長。可雙方剛準備握在一起表示友誼和問候的手卻在半空中凝固了，一個共產黨的市委書記和一個來自美國的大公司董事長都目瞪口呆地盯著對方。最後，還是父親首先清醒過來，他將原伸過去準備握手的大手變成了揮動的手勢，很不禮貌地指著對方而十分威武地說：「你不是五二年叛國的大地主于朝龍的二兒子吧？！」美國公司的董事長也很快從當初的驚惶中解脫出來，他的手紳士般地將油光發亮的頭髮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貴的金絲眼鏡，很大度地說，「家父是本市某縣的黃沙塘于家的于朝龍先生。難道你不認識？！」並回過頭來很鄙視地用英語對其秘書說了些什麼。
那已準備好的美味佳餚父親是無緣享用了。儘管省裡某廳的領導和父親的部屬想從中調節一下這兩位關鍵人物因歷史造成的緊張而尷尬的氣氛，父親還是氣憤地離開了賓館，並將隨之而來的因膽怯臉都變了色的部屬狠狠地罵了一通。部屬有口難言，不敢作任何解釋。
于朝龍的兒子並沒有被父親的粗魯和權勢所嚇倒，儘管他明顯地感覺到各級官員對他的態度的變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車，同他的秘書帶著各種禮品回到了他當年亡命而別的故土。當他知道那些留在家鄉的兄弟和母親都先後命歸九泉時，並沒有流下一滴眼淚。他的秘書給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貴重的禮品，全村人都感激不盡地接受了，並自發地拿著工具同他一道整修著他父母兄弟的墳墓。後來，他向村裡人很禮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萬美元給村裡人修水庫和建學校就走了。他是直接從老家到省城坐飛機走的，以後再也沒有了他的消息。
村裡人不管鄉和縣裡的反對，用于朝龍兒子留下的美元，很誇張地為于朝龍夫妻及兒子們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墳墓，並在墳墓不遠處修建了方圓百里最好的學校。村裡最有學問的老夫子親自書寫的「朝龍學校」幾個大字，立在學校的屋頂，紅紅的，好遠都可以看到。
這些情況父親是知道的。在公開場合他沒有說什麼，也沒有干預。他只是對幾十年沒有往來的鄉親們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說，「媽巴子的，共產黨對你們還不好。幾十萬美元就將你們收買了。」儘管父親表現得那樣不屑一顧，但可以看得出，父親對于朝龍兒子用金錢得到的尊敬在骨子裡還是很在意的。
就在于朝龍兒子回于家村後不久，我父親叫雪姨將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親的書房裡，父親同那兩個日益疏遠的兒子很認真地說：我老了，幹「革命」幾十年總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們對我不關心你們的前程有意見，不是我不關心，而是時機不到。你們想想，我在位時，你們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還會有人東告西告的。現在我要退了，對你們還是要有個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從政，老三你可以從商，你們大哥在外省教書，我就沒有辦法管了，如果他願意，可以調回來，從政從商由他選。
可想而知，當我兩個一直對父親抱有成見的弟弟，從「革命」者的父親口裡聽到這些嚴肅而富有親情的安排時，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們看著父親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體會到父愛的偉大。我二弟後來多次對我說起他那時的感受，最後總是感慨地說，無論如何還是血濃於水啊。
父親是八十年代中期從第一線退下來的。那年父親年已六十有五。當時，中央在反覆強調什麼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省裡領導找父親談話時，父親一再說自己身體還好，可以為黨奮鬥終生，最後還是同意退居二線。但提了一個要求，就是：「江山是我們這些老傢伙打下來的，應該交給我們信得過的人。我們的孩子生活在我們身邊，受我們教育多年，是信得過的最可靠的『革命』事業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覺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應該好好培養。」
據說，省裡面的領導非常同意父親的觀點，因為，中央就有相當權威的人公開說過類似的話。於是，在父親從書記成為顧問委員會主任的同時，我大弟就從工廠的工程師成為了市團委書記，後來就成為市委組織部長進了常委班子。在顧問委員會完成其歷史使命，父親最後完全退下來時，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務副市長了。
事實又一次證明，我父親的決定是十分正確的。我大弟的確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賦。他不僅繼承了我父親「敢說敢幹」的無產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眾場合，他都能將高姨禮貌和給人信任的修養完整地體現出來，更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親們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為城市的經濟發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時，還能用許多非常合理的口號將社會流行的諸如卡拉、桑拿之類披上改革開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劃下，我二弟就能從一個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為了掌握上千萬資產的大老闆。
我那很有覺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這樣對我說過：古時候總是將升官和發財聯繫在一起說的，共產黨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許個人發財的，只能說為人民服務。但為人民服務，人民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交出你作為主人的權利，特別是對社會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及文化資源的支配權。共產黨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對社會財富的佔有。如果沒有實際利益，人們也就沒有追求權力的興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趨。但權力這個東西是有時效性的。因此，對權力的繼承從來就是權力掌握者在權力有效期間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我們家老爺子儘管沒有讀過政治學，但事實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沒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著權力的話，他離休後，最好的情況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臉色。
對這點，父親雖然從不在公開場合加以評論，但有一次我探親回家同完全閑賦在家的父親小飲，他在幾杯茅台下肚後，看看左右無人輕聲地對我說：「媽巴子的，你兩個弟弟比你強，為官的如魚得水，為財的合理合法。你啊，就會讀死書。如果想通了，還是回老家來吧，我叫人給你個職務。這裡幹點什麼都方便。」說完就嘿嘿地笑了起來。可以看得出，父親儘管為自己不能親自再在官場上拚殺感到有一些失落，但為自己的後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滿意足了。但我總感到，那充滿父愛的笑聲又多麼像狡詐的老農騙取了他人財物後的竊笑。
父親與雪姨的關係還算可以。人們對老夫少妻之間最擔心的事情，莫過於年少妻子的青春蕩漾如何在已不提當年勇的老爺子那裡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不決堤外泄。這些問題在父親那裡應該不是問題。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對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齡相近的兒媳說起過老爺子那永不滿足的慾望。「真不知道吃錯了什麼藥，越老越行了，離休之後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兒子也是這樣嗎？如果這方面都遺傳的話，做于家的兒媳婦可就慘了。」我老婆聽到這些話，竟臉紅得不知如何回答這位長輩的發問。就是在晚上同我恩愛後向我講述這些話時，我還能感到她臉在發燒。但憑著我們這些年青體壯的于家後代的親身體會，雪姨這些話，應該有點誇張，或許是在嗔怪中證明自己選擇的正確，也可能還有點對自己能很好地開發老年人的性愛潛能感到驕傲。我的這些想法並沒有告訴我老婆，我不願意與自己的女人討論長輩的那種事，尤其在沒有穿衣服的床上。
儘管父親寳刀未老，但雪姨還是沒有同意與父親生孩子。其理由是父親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幾歲了，雪姨再生孩子有點難為情。儘管這也許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們兄弟還是真心感謝雪姨的，我們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們小得多的父親的孩子叫叔叔或者阿姨。雪姨沒有為父親製造「革命」後代，並不影響父親對雪姨家事的關照。因為他知道雪姨是為了弟妹們而耽誤了婚姻才將處子身獻給他的。所以，無論父親是否在位，凡是有關雪姨家的事，他都要親自出面辦理。在父親的親自關懷下，雪姨高中畢業的大弟到黨校深造後擔任了一個區的副區長，二弟從工廠調到了團市委擔任青工部部長，三弟到工會擔任辦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們市屬大學，六妹初中畢業不願意上學就到了公園擔任出納。僅此一點，雪姨也是感激父親的。
父親德高望重，且「革命」事業後繼有人。他心滿意足地安度著晚年。但不知為何，當他生命進入倒計時後，他總愛和兒孫們談論他的父母和幾十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有一次在飯後閑談中，父親竟然說，他這一生要感謝于朝龍。如果不是于朝龍教他賭博，他可能就會守著那幾十畝地而在解放後成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龍因他拿東西而毒打他，他也不會火燒于朝龍家房子而遠走他鄉參加「革命」。如果沒有于朝龍包辦，他就不會與我媽成親也就沒有我了。看著父親那憂鬱的老臉，弟弟和部屬們就建議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請老鄉親們來家坐坐。然而，每當這時，他又總是很豪放地說，「革命」者四海為家，哪有那麼多婆婆媽媽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裡一定在罵，「媽巴子的，于家人從來就沒有當我是人呢。」
5
父親要死了。
儘管他日益虛胖的身軀，會給人各種錯覺。然而，所有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臟已全部發生了不可逆轉的病變。
我同許多人守候在病房裡，在等待著他死亡。
市委辦公室送來了為父親準備的悼詞。這篇由父親原秘書、現市委書記審定的悼詞對父親評價很高。
文稱，父親出於貧苦人家，青少年時代因反抗地主的壓迫而投身「革命」，歷任游擊隊隊員、副隊長，解放後任縣公安局長、縣委書記，地區專員。文化大「革命」受衝擊，文革後任市委書記，為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主動退居二線，擔任顧委會主任，最終享受副軍級待遇。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黨卓越的地方領導者，是人民的好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