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第一張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授意寫的(圖)

聶元梓也害怕了，說明這張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讓她寫的。誰也沒有想到，過了幾天，6月1日晚8時，中央廣播電臺新聞廣播的黃金時間，突然播放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大家無不震驚。（網絡圖片）

聶元梓也害怕了，向陸平說明這張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讓她寫的。誰也沒有想到，過了幾天，6月1日晚8時，中央廣播電臺新聞廣播的黃金時間，突然播放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大家無不震驚，我們雖然不知曉這是毛澤東的決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勢突然發生180度的變化，決不是一般人能決定的。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通過張恩慈授意寫的，這點在北大是公開的，人人皆知的事實。黨委副書記王效挺和黃文一合寫的《康生、曹軼歐與「第一張大字報」》一文有理有據，講得很清楚。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當時北大師生都很清楚這是康生、曹軼歐指使炮製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講話時說：「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但是30多年後，人們的認識發生變化，除聶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說，大字報是他們自己發起的，沒有人指使。他們都不知道聶元梓在醞釀寫大字報期間見過曹軼歐。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會議的影響，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響下寫的。5月政治局會議的消息是張恩慈透露的，與康生、曹軼歐無關。他們的說法矇蔽了一些不瞭解情況的年青人。

從他們的回憶中，張恩慈是關鍵人物。張恩慈的「透露」是個人行為，還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誰的令？是奉康生、曹軼歐之令。

張恩慈早與康生、曹軼歐有聯繫

張恩慈原是北大哲學系年輕有為，才華出眾，受學生歡迎的講師。（2006年9月採訪石仲泉）60年代初，他到北京門頭溝下鄉一年，錯過了難得的評副教授的機會，（2001年秋採訪陸平）另外他有心臟病，門頭溝是山區，生活艱苦，沒有條件照顧病號。（2006年9月採訪石仲泉）他心生怨氣。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組到北大社教，揭發、批判校、系領導，張恩慈是積極份子。哲學系有一批左派。1965年1月貫徹23條，彭真、鄧小平批評了北大社教運動，撤換了工作隊隊長，召開國際飯店會議，批評了社教中的左派。1966年1月會議才結束，許多堅定的左派被派到農村四清。

其實，校領導是重視、培養張恩慈的，派他參與康生領導的中央理論小組反修文章的寫作。能夠參與中央交辦的任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康生領導的班子住在釣魚臺，他們是外圍，為釣魚臺的班子準備資料，住在民族飯店。（90年代採訪錢抵千。錢抵千大校是軍隊派到釣魚臺參加寫作班子的成員）因而同康生、曹軼歐有聯繫。曹軼歐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論小組辦公室主任、康生辦公室主任。住在民族飯店的還有紅旗雜誌哲學組組長關鋒、學部（今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所的吳傳啟等，不僅為釣魚臺準備材料，還一起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採訪楊德）

1964年馬列主義研究院成立，紅旗雜誌社的總編輯陳伯達兼任院長。因和關鋒等人合作愉快，受到賞識，1965年7月張恩慈調到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大家都知道後來康生是中央小組顧問，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關鋒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吳傳啟是造反派的頭頭，十分活躍。

康生與張恩慈一拍即合

1966年4月中旬，毛澤東召開第二次杭州會議，批評彭真。同時為5月政治局會議準備文件，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組，即後來於5月16日通過的《五一六通知》。4月24日，杭州會議原則通過《中央委員會通知》草稿，但是散會時，周恩來叮囑：因為很快要開政治局會議，大家沒有傳達的任務。中央書記處書記、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補委員薄一波、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登門打聽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會議的7個文件，獨獨沒有看到《中央委員會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點。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氣，薄一波一拍屁股說：「不說拉倒。」（90年代採訪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百年潮》，1998年第10期）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戰友，李雪峰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也不敢造次。可見當時紀律之嚴明。

這個草稿只有參加會議的人才能看到，康生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參加了這個會議，並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當然清楚。5月3日，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會議，首先召開座談會，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情況。雖然會議是劉少奇主持，但是由康生向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匯報、請示。（90年代採訪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這與1975年毛澤東任命毛遠新為聯絡員如出一轍。康生起到特殊的作用。

這時，康生正到處收羅彭真的「錯誤」材料。而張恩慈對於在國際飯店受批評一事耿耿於懷，一拍即合，5月5日寫完《我對北大「四清」運動的意見》一文（《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輯57頁）。文章很快送到毛澤東的手上。5月11日，毛澤東將此文題目改為《張恩慈對北大「四清」運動的意見》，並批示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印發。這天，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

毛澤東的批示可能康生當天就從電話中知道了，但是文件要由機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快也要第二天了，因為當時的飛機一天只有一班，火車要走一天一夜。文件到了北京，由中辦印廠印刷，再發到與會者手上最快也是13日了。北大社教是鄧小平出面批評了左派，保了校長陸平。雖然毛澤東對張恩慈的報告有批示，康生還要看劉少奇、鄧小平的態度才敢動作。此時，康生只能伺機而動，在他領導的中央理論小組下面成立調查小組。調查組的任務靈活，可大可小，不引人注意，名正言順，可進可退。因為事關機密，組長就是曹軼歐。還是家人最可靠，真可謂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張恩慈是調查組成員之一，負責跑外勤，在曹軼歐直接領導下工作。這個小組對第一張大字報的出臺起了重要作用。

康生、曹軼歐通過張恩慈授意寫大字報

11日，政治局第一次大會之後，中央讓謝富治通知彭真不要再出席會議。13日或14日，毛澤東的批示及張恩慈的報告印發大會，在北大四清問題上鄧小平只能按毛澤東的批示辦，不能再堅持原有的看法。康生有了尚方寶劍，開始行動。調查組的任務，1967年1月22日康生講得很清楚：「目的是調查彭真在學校搞了哪些陰謀和發動左派寫文章。」

14日中午，曹軼歐帶著張恩慈到北大找陸平談話。曹軼歐由幕後走到前臺。康生很謹慎，一直到17日，《五一六通知》通過的第二天，才由中央理論小組正式發函：介紹曹軼歐、張恩慈等7人來校調查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北京大學紀事》第642頁）

曹軼歐帶張恩慈到北大，原因有：一，他的報告已經得到毛澤東批准，重用他別人無話可說；二，張恩慈多年在北大工作，和北大左派人頭熟，關係多。他一回到學校，哲學系的人紛紛找他，一時他成為「哲學系左派聯繫中心」。哲學系左派很想從他那裡聽到中央動向，政治局會議情況，當時，《五一六通知》還沒有通過，張恩慈不可能預卜先知，向他們介紹「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按常理推測，介紹內容主要是他的報告、毛澤東的批示及在政治局會議上印發的情況。這從以下兩個事實得到映證：楊克明表示打算寫一份關於北大社教的申訴材料。在研究大字報內容時，聶元梓提議以寫北大社教為主。

估計張恩慈還要左派注意5月8日《解放軍報》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同日《光明日報》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告訴左派「高炬」文章是江青組織人寫的，何明是關鋒的筆名。這兩篇文章已有不少五一六通知的信息。這些內容很快在北大傳開了，我們在農村四清都知道了，當時傳為「高炬就是江青」。這些消息就夠振奮人心的了。左派終於盼到出頭之日，個個摩拳擦掌，要大幹一場。年青人思想解放，他們不僅想寫文章，還要貼大字報。

5月16日之後，張恩慈與他們的談話內容才會涉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五一六通知》規定傳達到縣團級。在此之前，康生、曹軼歐不會泄露機密，因為泄密，輕者遭到訓斥，重者受處分，甚至開除黨籍。

張恩慈在曹軼歐授意下，告訴宋一秀、高雲鵬：要串連左派。可以寫大字報。告訴楊克明，彭真確實已經垮臺。（印紅標：《「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籠記》）

「串連左派」可以理解為在黨內搞小組織活動，搞派別活動，如果毛澤東沒有批准大字報，如果沒有發生文化大革命，這些話都是要殺頭的。別說張恩慈，就是康生也不敢大膽妄為。5月25日聶元梓等7人貼出大字報後，引起師生激烈地辯論，甚至發生肢體衝突。北大有眾多外國留學生，這些情況很快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康生見事情鬧大了，十分恐慌，和陳伯達一起匡騙李雪峰到北大講話。（90年代採訪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安撫、平息事態，以免進一步惡化，引火燒身，後果不堪設想。同時從張恩慈手中要來大字報底稿，火速送到杭州。6月1日中午，毛澤東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要在電臺廣播，康生才鬆了一口氣，感到解放了。為什麼康生會如此緊張？

因為早在1954年2月反對高崗饒漱石集團時，七屆四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黨的團結，是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為了增強黨的團結，中央做出幾項規定，明確指出：「全黨高級幹部的重要政治活動和政治意見應經常向所屬的黨組織報告和反映，其關係特別重大者應直接向黨中央的政治局、書記處或中央主席報告和反映；如果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散佈個人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就是違反黨的紀律、破壞黨的團結的活動，就必須加以反對和禁止。」此後，高崗饒漱石成為反黨集團，高崗自殺，饒漱石被監禁。

高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員，落得如此下場，康生會怎樣呢？後來，康生連升三級，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但是，他死後也沒有逃過懲罰。粉碎「四人幫」後，許多被打倒的幹部官復原職，開始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追根溯源，人們紛紛要求追究康生的責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康生的黨籍，撤銷悼詞，並把他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布。康生已去世四五年，骨灰移出八寶山革命公墓。高崗死後，周恩來親自到現場，宣布厚葬。至今高崗安睡在萬安公墓。相比之下，康生死後仍不得安寧。

哲學系總支副書記高雲鵬問：「是否可以寫大字報、小字報之類的東西？」張恩慈說：「你們如果寫，也只能貼到黨委辦公室的門口。」他沒有做正面回答有兩個原因：其一康生、曹軼歐佈置是寫文章。其二，1957年夏，因為貼大字報，串連，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有的瘐死獄中。但是，張恩慈也沒有斷然反對，左派受到鼓舞。這種話說到三分就可以了。雙方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在張恩慈在哲學系做工作的同時，曹軼歐在校、系領導中活動，她首先動員法律系主任陳守一。陳守一是5級幹部，資格老，影響大。陳守一認為這是1957年右派的作法，斷然拒絕。曹軼歐碰了釘子，才轉而支持聶元梓。這與哲學系左派的思想基礎有關，也與張恩慈的工作成效密不可分。

有人說：你所舉紀律嚴明的例子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文革爆發後，情況大變，無秘密可言。非也。1966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吸收了不少群眾代表參加，8月7日毛澤東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在會上印發。會議12日結束，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第二天報紙公開了中央領導人新的排序，19日在清華出現貼劉少奇大字報。紅衛兵出學校衝到社會，全國開始大串連。直到21日深夜（或叫22日凌晨）有人將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大飯廳東牆上。觀者如潮。當時北大是一個中心，串連的學生蜂擁而至。半個小時，這個消息傳到上海等全國各地，驚動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到北大，叫人覆蓋大字報，批評這種無組織、無紀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權新華社公布毛澤東的講話、言論。

私自公布《我的一張大字報》，在會議結束後的八九天才敢這樣做，還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不敢留下姓名。說不定這是中央文革演的雙簧戲。

另外，1969年召開九大，有不少造反派當選為九大代表。代表們到北京住了一個多月才開會。當時規定不准寫信、打電話，不准外出，在賓館裡不准拉開窗簾。代表斷絕與外界一切聯繫。會議從4月1日開幕到24日結束，曾開過3次全體大會，數千人出動，兩輛車一批，分批進入人大會堂的西門。到處打聽消息的外國記者硬是沒有發覺。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澤東很滿意。

文革後，什麼會不能保密呢？1966年10月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下，打倒各級領導，各級機構癱瘓。1967年一月奪權後，為解決各省市、各地區、各單位的問題，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區、各單位的軍隊幹部、造反派的各派頭頭、老幹部代表來北京開會。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紀律，隨時將會議情況通報給自己一派群眾，會內外響應，製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壓力。

1966年5月，張恩慈向哲學系左派「透露」時，那時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和後來的情況完全不同。張恩慈如不是奉令，絕不敢如此行事。

聶元梓的回憶錄是佐證

年青學者印紅標的文章寫道：「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對筆者說：大字報是他們自己發起的，沒有人指使。他們當時都不知道聶元梓在醞釀寫大字報期間見過曹軼歐。」這是大字報署名者6個人一致的說法，但是一面之詞，我們應聽聽聶元梓是怎樣說的。2005年聶元梓出了一本回憶錄，第116～117頁，寫道：「我們要寫大字報，因為是黨員，又是給自己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寫大字報，從組織觀念上說，我們就想到要請示有關領導。楊克明說，那就找張恩慈，通過他問問曹軼歐吧。於是我給張恩慈打了電話，說明我們想給陸平貼大字報，不知道行不行，想請示曹軼歐。這樣，記不清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曹軼歐就通過張恩慈通知說，要接見我和楊克明。」在西頤賓館接見了我和楊克明，在座的有張恩慈。我們匯報後，「曹軼歐說，根據《五一六通知》精神，貼一張大字報，怎樣不行呢？」「這樣，我就和趙正義、宋一秀、高雲鵬等人說明，已請示了曹軼歐，同意我們給陸平寫大字報。他們聽了很高興，從組織原則上說，大家就放心了。」

聶元梓回憶，曹軼歐沒有問大字報的內容，「因為她在北大蹲點已經有些日子，北大的情況，她已經掌握了。調查組裡的張恩慈，本來就是北大哲學系的人，自然會向她提供基本情況。」這是一個原因，我個人認為還有一個原因：曹軼歐為自己留一條後路。萬一此事不成功，一旦追究起來，她可以說自己並不知道大字報的內容，只有失察之責，來逃避、減輕懲罰。她的一舉一動關係到康生的政治生命、榮辱、升遷，她不能貿然行事。

5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對彭、羅、陸、楊的處理決定，進行專案審查。文件下發到縣團級。當然聶元梓很快就知道了。第二天24日，大字報已改出第二稿，第三天聶元梓等7人貼出大字報，這絕不是巧合。沒有可靠的內線，沒有康生這樣大人物強有力的支持，這7個人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公開貼出大字報。

1967年1月22日康生講話，說：「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這個「他們」包括張恩慈在內。康生沒有把功勞算在自己頭上。

聶元梓的大字報並不是第一張

後來，我才知道聶元梓的大字報並不是第一張。當時，中央文革到處找人寫大字報。學部（今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所的吳傳啟寫的大字報才是第一張，比聶元梓的大字報貼得早。但是，吳傳啟只點了哲學所的負責人楊述的名字，而沒有上聯北京市委、中宣部。楊述1961年1月離開北京市委調到學部。吳傳啟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雖然受到鼓動，聽到會議的情況，但是膽子沒有那麼大。聶元梓的大字報不僅點了北大校長陸平，還聯繫到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所以比較了幾張大字報後，毛澤東決定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採訪吳傳啟）從此，聶元梓一夜聞名天下，她的名字成為一種符號、一種象徵。

張恩慈毫不隱諱 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通過他授意寫的

1966年6月9日，北大全校師生聽張恩慈和哲學系老師孔繁的報告。主持人特別介紹張恩慈原是北大哲學系的，現在中央某機關工作，是個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請到他不容易，十分榮幸。充滿感激、敬佩之情。當時我在北大讀書，我們繫在大飯廳聽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倆的名字。

張恩慈、孔繁系統地介紹了北大的階級鬥爭，所謂階級鬥爭就是北大社教情況和第一張大字報產生過程。張恩慈的報告比較長，特別介紹聶元梓等7人大字報產生經過，說大字報是在康生、曹軼歐的支持下寫出來的，他以自己所起過的穿針引線作用而自詡。如能找到這份報告記錄，是最好的物證。

為什麼40年來我一直記得這場報告？因為報告解開了我心中的謎團。5月25日，我們正在北京朝陽區四清，突然聽說北大哲學系的總支書記聶元梓等7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大字報，引起全校師生激烈爭論，大飯廳前的辯論甚至有人動手，互相間有肢體衝突。後來，聽說國務院外辦主任張彥、中央書記處書記、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連夜到學校講話，平息了這場風波。當時大家普遍認為張彥代表周總理，李雪峰代表黨中央。聶元梓也害怕了，向陸平說明這張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讓她寫的。誰也沒有想到，過了幾天，6月1日晚8時，中央廣播電臺新聞廣播的黃金時間，突然播放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大家無不震驚，我們雖然不知曉這是毛澤東的決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勢突然發生180度的變化，決不是一般人能決定的。聽說當天晚上中央派來工作組。同學們坐不住了，有的連夜趕回學校。這張大字報的命運戲劇性地變化，人人關注這張大字報是如何產生的？是誰讓寫的？張恩慈的報告揭開謎底，所以印象深刻。

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通過張恩慈授意寫的，這點在北大是公開的，人人皆知的事實。黨委副書記王效挺和黃文一合寫的《康生、曹軼歐與「第一張大字報」》一文有理有據，講得很清楚。我在編《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一書時，特地收入了這篇文章。

另外，張恩慈對聶元梓有意見，說他要在場，就不會讓聶元梓簽第一名。他曾向康生反映過聶元梓的問題，但是康生說：「她是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這句名言在北大也是眾所周知。寫大字報的7個人很快分裂，學校始終存在反聶元梓的一派，與康生的這句話有關，也與張恩慈的態度有關。

張恩慈為此付出了代價。馬列主義研究院解散後，張恩慈分配到山西工作。（2006年9月6日採訪石仲泉）他一直想回北京，中央黨校等好幾個單位想要他，但都因第一張大字報的事作罷。當時正在批判四人幫，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當燒起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時，張恩慈曾起過承上啟下的作用。當然，他沒有想到這張大字報會引起全國大亂，絕沒有想這場火會燒10年之久，更沒有想到會引火燒身。時間是矛盾最好的消融劑，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不能等到這一天呢？當這天到來時，還能不能做事，還能做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