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屈辱地活著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圖)
屈辱地活著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圖為文革打倒右派的大字報。（圖片來源：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Getty Images）
「是什麼原因使一個有才華的知識份子一生充滿痛苦和悲傷呢？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讓一個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來作為代價呢？」
01
為什麼你的臉上滿是憂傷？
一九六六年，我父親的單位貼出了一張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須退出「富餘」住房者的名單。我父親的名字也在其中。
其實那時我家住房連廚房帶衛生間也不足八十平米，一家男女居住並不寬敞，但告示已出，想不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後，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們隔壁，與我家門挨著門，共用廚房和廁所，就像現在的團結戶一樣。
剛搬來時，何伯伯並不在家，只有何媽媽和他家的小兒子何承志住在這裡。因為都在同一單位，所以我們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測處的「現行反革命」加「歷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業隊。
得乍聽這消息時，我大大地吃了一驚。
何家有六個兒女，其中兩個在新疆，另外三個也都沒住在家。何媽媽是個很風趣的人，喜歡讀書，又很會燒菜，兩家人雖然一起共用廚房廁所，卻相處得非常好。他們家兒女回來沒有地方住時，便到我家來擠；而我母親有時外出就讓我在何家吃飯。真有一種親如一家的味道。
但何伯伯卻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後見到的人就是他。只是從我第一次見到何伯伯起，就覺得何伯伯臉上始終有一種淡淡的哀容。
鄰居做久了，我漸漸地瞭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經歷。這是很讓一個旁觀者覺得慘痛不已的經歷。
何伯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學的是地質，曾經做過李四光的學生。後來成為地質工程師。因要修建三峽，被作為高級人才專程請來武漢工作。
我見過何伯伯年輕時的照片，英俊瀟灑，並且臉上頗有幾分傲氣，與我後來認識的何伯伯在氣質上有著天壤之別。
大約在五十年代末，殘酷的政治運動，使何伯伯從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誰也沒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麼原因弄成這樣。他被下放到外業勘測隊，從此便在那裡的伙房裡燒火做飯，一直到他退休。
休後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長的時間裡，見什麼人都客客氣氣，點頭哈腰，就連我們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地讓路。無論旁人說什麼，他都會溫和地附和，彷彿已成習慣。
在我成人後，一想起當年何伯伯的樣子，就覺得「改造」這兩個字實在是可怕。
因為何媽媽身體不好，何伯伯承擔了所有的家務事情，煮飯買菜倒垃圾，他什麼事都會做。除了他溫文爾雅的說話外，你從其他方面很難想像得到他當年曾經是中國最著名學府的畢業生，更難想到他曾是一個頗有建樹的高級工程師。
但更慘痛的事情並沒有結束。
何媽媽在何伯伯退休沒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問題而負氣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著病逝。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傷心，因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個兒子。他長得很帥，多才多藝，學習又好，卻因了何伯伯的問題，他沒能上成大學，一氣之下去了新疆。
哭泣時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兒子的早逝歸咎到自己的身上。這或許是何伯伯一生傷痛中之最痛。
以後，何伯伯就同小兒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幫他做家務和帶孩子。
不知什麼時候起，何伯伯開始寫書，那一定是他當年就想要寫的學術論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務之後，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寫呀寫的，有時還跑到遠遠的圖書館查找資料。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何伯伯仍然堅持著書不停，真所謂耗盡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終於把書寫完，可是……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會出版這樣一本書呢？
何伯伯終於因病住進了醫院。那時我已搬家，很難同何伯伯見一次面。住院期間，何伯伯很想見我，何承志便專門給我打了個電話。於是，我急急忙忙地趕去醫院。
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經不能說什麼話了。見到我，他的臉上露出一點點笑容，但只一會兒，便又回到他以前滿是憂傷的表情，這是在很多年裡我所熟悉的表情。
那副表情令人難以忘懷，也令我不停地自問：是什麼原因使一個有才華的知識份子一生充滿痛苦和悲傷呢？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讓一個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來作為代價呢？
何伯伯用心血寫成的那本書，像何伯伯的命運一樣悲哀：它無聲無息地躺在某個角落裡，恐怕永無出版之日。
02
一個人失去了尊嚴怎麼辦？
在「WG」的中後期，我們房子旁邊的牆根下蓋了一間平房。房子十分狹小簡陋，冬天極寒夏天極熱，許叔叔和許嬸嬸就搬進了那裡。
他們沒有孩子，房子勉強可住。每天上午，許叔叔便拖著一輛垃圾車，搖著一隻銅鈴，開始在宿舍掃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許嬸嬸負責著我們整個宿舍的清潔衛生。
印象中許叔叔的藍外套已經發白了，上面打著些補丁。他常常面無表情，很少與人講話，更不曾見他笑過，彷彿他只知道做事，其他一切都再與他無關。
然而我知道，曾經很英武很灑脫也很熱情的許叔叔是我父親所在單位的工程師。比起我父親這些人，他要年輕得多。正是因為年輕，青春洋溢，置身於一個老牌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便很容易地成為火熱運動中的激進份子。
隱約聽說許叔叔似乎還做過一個群眾組織的小頭目，只是，人們都說他站錯了隊。在那樣一個年代，何為對何為錯，我們到現在也弄不清楚。
但是許叔叔卻因了這個緣故，被人從舒適的辦公室中趕了出來，成為宿舍大院裡每天垂眉低頭緘默不語的清潔工。他的舊日同事或天天與他擦肩而過，或提著垃圾桶去他的身邊倒一桶垃圾。雖然彼此間都不說什麼，沒有白眼也沒有諷刺，但對於許叔叔來說，那仍然是無比難堪的場景，是根本沒有自尊的時刻。
一個人這樣活著，需要怎樣堅強的意志才能撐得下去呢？屈辱地活著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比許叔叔脆弱或者說比許叔叔更自尊的是他的親哥哥許伯伯。許伯伯也是工程師，他的資格自然比許叔叔更老一些，他的地位也要高於許叔叔很多。許伯伯一家在我們宿舍非常受人尊敬，因為許媽媽是一個待人格外親切的老師，還因為他們家所有的小孩全都是大學生。這樣的家庭在當時並不多見。
許伯伯和許叔叔兩兄弟同住一個宿舍區，當許叔叔每天拖著垃圾車沈重地從許伯伯家門口走過時，許伯伯心裡將會有著什麼樣的感受呢？是傷痛，還是無奈？這一點只有許伯伯自己知道。
「WG」對於許伯伯這樣的人，自然也不會輕易放過。有一天，許伯伯也被關了起來。因為那時候我畢竟還小，並不知道為什麼關他，記得的只是那時有很多人都是關在辦公樓的地下室。
那地方陰暗潮濕，不見天日。人在其中，與囚犯無二，自由與尊嚴都一起被人剝奪。許伯伯自然也在其間。
與其他人不同的是，許伯伯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進行了反抗。一時間宿舍裡遍傳許伯伯畏罪自殺的消息。說許伯伯被關前就把刀片放在帽子裡，帶了進去，然後割脈自殺。
許伯伯割的是哪個部位，我嚇得連問也沒敢問。所幸許伯伯並沒有因此而喪生，他被人及時發現，送到了機關醫院。經過搶救，他活了過來。
對於許媽媽和兒女們，這自是件天大的幸事，但對於決意去死的許伯伯自己呢？很難說是不是好事了。
有一天，我從醫院門口過，偶然地看到了那裡貼著許媽媽率兒女們寫的感謝信，感謝黨感謝領導感謝醫院救了許伯伯，看時心裡竟有一種十分異樣的感覺。那張貼在牆上的紅紙感謝信便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裡。
許多年後，我又一次從那醫院門口過，腦子裡還浮出感謝信的樣子。突然間，我就想，不知道當時的許伯伯是不是也懷有這樣的感謝，不知道許媽媽寫這份感謝信時心裡又是懷著怎樣的傷痛和酸楚。
我父親說，一個人最怕被剝奪的不是財富不是地位不是身份甚至連家庭都不是，而是他的尊嚴，把這個喪失掉了，他活著的意義又有什麼呢？
我並不認為我父親這話說得多麼對，但我卻記住了它，同時也記住了許叔叔沒有表情的面孔和貼在醫院門口那張大紅色的感謝信。
03
善良一生難道就會真有善報？
花伯伯家同我家是世交。這個交情一直得追溯到我母親上中學的時候。花伯伯的妻子靜湘阿姨是我母親二姐的同學。當我母親去九江一所教會學校讀書時，母親的二姐便將我母親託付給了靜湘阿姨。
這大約是六十年前的事情。
自此後，我母親同靜湘阿姨的友誼一直延續著，直到母親去世。因為靜湘阿姨的緣故，多少年來，花家對於我家來說，就如同一門親戚。
在我見過的人中，再也沒有比花伯伯脾氣更好的了。我幾乎從來就沒有見他生過氣。他哪怕跟最不講道理的人或最頑劣的小孩說話也都是笑意滿面，輕言細語。
尤其對小孩，不論哪家的，在花伯伯眼裡，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在他們中間，臉上總會由衷地露出歡喜之情，然後從口袋裡摸出一把糖來。
記得六十年代末，花伯伯帶我上街，我難得一次出門，出去了便滿街亂竄，花伯伯便跟在我後面在人群裡跑來跑去，不阻止我也不批評我，彷彿隨了我的意也是他最大的樂趣。
這件事給了我極深的印象，當時甚至想到要是大人都像花伯伯這樣多好呵。花伯伯對小孩的熱愛，不分任何等級，也沒有任何止境。或許是因為花伯伯是天主教徒的緣故。
花伯伯曾經在日本學醫，回國後就當了醫生。抗戰期間，我父母在昆明時，花家也在那裡，花伯伯開了一家診所。常常有些窮苦的病人看病沒錢，花伯伯便不收費。這且不說，他還經常把自己口袋裡的錢拿出來讓病人拿去買藥。我母親常說，花伯伯這個人心腸最好了。
我家和花家有著不解的緣分。我父母離開昆明後，幾經周折，搬到了南京，而花家竟也在南京；然後，我父親又因工作調動到武漢，此時的花家也在我家之前先遷來了武漢。
兩家大人坐在一起時，就常常奇怪，說是職業又不相同，事先也沒約好，怎麼一走就走到了一起，竟一連走了三座城市，不曉得是什麼緣故。
在武漢幾十年中，花家幾乎是我家唯一可以走動的親戚。
但在一九五七年，善良的好脾氣的花伯伯竟被打成了右派，從此花家便生活在陰影之中。
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為花伯伯喜歡寫一些普及衛生常識的小文章。如果說這一類的小文章也能對國家造成傷害，真正是讓當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卻因了它們斷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沒有當醫生的資格了。他的生活內容只剩下了「改造」。
「改造」這兩個字，對於中國知識份子，有著一言難盡的內涵。在這支龐大的「改造」大軍裡，花伯伯同大家一樣，只能低頭認罪，唯命是從。
六十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醫院裡負責掛號。雖然這樣的事不應該由花伯伯這樣的人來做，但被「改造」過的花伯伯竟也沒有半句怨言。他帶著他永遠的笑容和謙和，很敬業很認真地做這份簡單的不必有任何醫學知識即可以做的工作，認真得讓你覺得這個人怎麼就這麼天真呢？
等到七十年代，花伯伯終於等來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卻已經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應該得到的東西，比方房子，都因了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
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終住在兩間很小很小的房子裡，用著公共的廚房和廁所，很痛苦也很無奈。
我最後一次見到花伯伯時，他已經不能開口說話了。那是在我一次出差的前夕。正是那天，我離開後幾分鐘，花伯伯便離世而去。
當我出差回來再去花家時，便只看到了花伯伯的一份遺囑。遺囑上寫著要把自己的屍體給醫院留作解剖用，還寫著他的喪葬費和撫恤金不必發了，請用那些錢買些糖果給幼兒園的小孩子們吃。
讀著那份遺囑，我心裡有些難過，也有些茫然。我想像花伯伯這樣的人，他對他生活的這個世界是懷著怎樣的一副慈悲情懷呢？為什麼生活對他那樣惡，他卻永遠以善來回敬生活？
中國有句老話，叫作「善有善報」。我曾經對這句話深懷敬意。然而，當我看到了花伯伯的善良一生卻又坎坷一生的經歷，便覺得生活給我們的感受和書本給我們的道理，相距十分遙遠，甚至想，人一生總是善良是不是就對了？
04
人格的力量無法抗拒
我父親所在單位叫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叫「長辦」。父親常說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辦公室，它下面的職工有好幾千人。
「長辦」是專門治理長江的。葛洲壩工程、三峽工程以及長江上許多水電站，都是他們設計的。「長辦」的主任叫林一山。他是個級別很高的領導，我們小時候聽說在湖北只有當時的省委書記王任重可以同他一比。
而且還聽說周總理和毛主席都特別欣賞他。一度傳言毛主席曾表示不想幹主席，想要跟他一起去修三峽。這當然是大領導對屬下的一句玩笑話，可林一山卻因了這樣一些趣事，在整個「長辦」都頗有傳奇色彩。
「WG」開始後，林一山受到衝擊是自然的。記得那時我們宿舍院子裡的紅牆上到處都用墨汁寫著「打倒〇一三！」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數字是什麼意思，經我小哥指點，方恍然：〇一三就是林一山。
小哥還告訴我說，林一山有一隻手受過傷，大字報說是他因當叛徒而受傷的。這個信息令我吃了一驚，於是想到爸爸竟在一個當過叛徒的領導底下做事，真是有著萬分的委屈。那時我是一個四年級的小學生，有強烈的愛憎感，但卻不懂得對與錯。
「長辦」有一個俱樂部叫長江俱樂部，綠色琉璃瓦屋頂，乳黃色的外牆，很漂亮很典雅，是我們很喜歡去的地方。「長辦」所有的慶典都在那裡舉行，理所當然，「文革」中所有批判大會也都在那裡召開。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長江俱樂部開會批判林一山。雖然林一山是叛徒的說法流傳很廣，但他在我們小孩子的心裡始終有一種神秘感，我們想看看他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慾望很是強烈。於是我和幾個同伴決定去看這場批判會。
長江俱樂部的看門人因我們是職工的孩子故而對我們並不嚴加看管。我們很輕易地混在大人堆裡看開會。對於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這種會議自然毫無趣味，而且林一山坐在臺下的第一排位子上，我們根本就看不見他。
我們盼來盼去，才好容易盼到了休場。大人們紛然出去透氣，林一山卻仍然坐在那裡。
我們跑到他的跟前，看見他正在一個小本上記錄著什麼。他的手果然是受過傷的。我擠上前去問：「你的手是當叛徒時受傷的嗎？」
林山抬起頭，嚴肅地說：「不是，我是跟日本人打仗時受的傷。」
我說：「你騙人。」林一山說：「我從來都不騙人！」
我沒來得及問後面的話，便被其他孩子擠到了一邊。
回家後，我告訴父親。父親感嘆萬千，說林一山這個人是個硬骨頭，他不像別的領導人那樣為權宜之計從頭到尾都認錯。他始終很強硬，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從不承認他在執行資產階級路線。
父親過去並不喜歡林一山這個人，可在「WG」中他卻對林一山的傲骨表示了極大的欽佩。因為像林一山那樣不管你怎麼批我、鬥我都堅持自己觀點的做派，是父親這類軟弱的知識份子們想做而不敢的。
後來我們就聽說林一山被關進了大樓的地下室——那個陰暗潮濕不見天日的地方。再後來我們又聽說被囚的林一山竟找看守討得一些沙子，然後利用遺棄在地下室的水泥和那裡面長流不斷的陰水，一捧一捧地築起了一條小小的擋水壩。
這件事是怎麼傳出來的，我並不清楚，但它足以讓所有聽說過的人都產生萬分的感動：為一個人不垮的意志感動，為一個人不屈的精神感動，為一個人永不放棄的追求感動，更為一個人永遠挺立的人格感動。
以後，父親去世了，我也離開了「長辦」的宿舍大院。可每當我想起少年往事時，總會想起在長江俱樂部的我站在第一排座位前質問林一山的情景，想起林一山認真的對答。
雖然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林一山，但他的精神他的人格卻一直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悄然地影響著我的世界觀和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