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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ARS到Covid-19 中共如何讓全球付出代價(圖)

2021-07-25 19:50 作者:成容 桌面版 简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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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中共在大流行病期間,應用了「大規模的否認、掩蓋、轉移、拖延和虛假信息的運動」。(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看中國2021年7月25日訊】(看中國記者成容編譯)令人震驚的研究顯示,中共的首次病毒掩蓋,是二十年前對薩斯(SARS)的掩蓋反應,為其在Covid-19問題上的「無恥欺騙」行為創造了模板。這是英國著名調查新聞記者比雷爾(Ian Birrell)的最新揭露。

比雷爾曾經是英國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演講撰稿人,7月25日,他在《星期日郵報》上,發表了一則揭露中共在兩次冠狀病毒大流行中的掩蓋和撒謊模式的專題報導。

2002年底,中國南部沿海省份廣東的幾位廚師和動物商人患上了一種奇怪的呼吸道疾病,使他們咳嗽、發燒,呼吸困難。當時,北京稱它為「非典型肺炎」,但國際的正式名稱為薩斯(SARS)。

有幾個人在為食客當場屠宰動物的餐館工作,另一個人為他們提供這種動物,還有一個人在當地骯髒的市場上賣蛇,市場上堆滿了籠子。這種神秘的疾病讓醫生感到震驚,因為它顯然具有高度的傳染性。賣蛇的人死後,他的妻子和一些為他治療的醫務人員都病倒了,而至少有兩名廚師在附近的其他醫院引發了疫情。

這些事件標誌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全球流行的開始--這種致命的新型冠狀病毒幾乎肯定來自蝙蝠,在30個國家感染了數千人,包括英國的四個地區。

幸運的是,儘管其致命的毒性和對老年人的可怕影響,全世界只有774人死亡(包括中共的假數據),疫情在幾個月內被扼殺。這是對世界的一個警告,從全球健康災難中僥倖逃脫,顯示了一種新病原體的危險性。然而它沒有被注意到,在近二十年後造成了可怕的後果。

鑒於最近發生的事件,它還以令人不安的熟悉程度暴露了一個共產黨政權的反應,該政權對這種疾病撒謊,讓醫生閉嘴,掩蓋數據,欺騙全球衛生當局,並將「生物恐怖」襲擊歸咎於他人。

第二年,在中國的一個旗艦國營實驗室發生泄漏後,該疾病再次短暫爆發,此前在臺灣和新加坡的高度安全的研究中心也發生了兩次感染事件。難怪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這些實驗室是重新傳播SARS-CoV的最大威脅」。現在,北京對這兩次爆發的險惡反應,在《CBRNe World》發表的一篇令人震驚的新論文中得到了強調,這是一份為生物、化學和核威脅專家發表論文的雜誌。

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國際和安全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萊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認為,SARS教會了中共,它可以「誤導、誤傳和操縱」衛生當局,而很少有後果。他說,這個教訓在隨後的實驗室感染爆發中得到了加強--然後在大流行病中以「積極和勇敢的風格」應用了「大規模的否認、掩蓋、轉移、拖延和虛假信息的運動」。

耐人尋味的是,中共立即將最新的冠狀病毒歸咎於武漢的一個動物市場,在科學機構的支持下,堅持認為是動物的自然「傳出」,而不是實驗室中的任何不正常現象,直到這一點被推翻。

那麼,在第一次SARS爆發時發生了什麼?

2002年11月16日,第一個病例被追蹤到佛山的一個病人身上。這個城市,與武漢不同,位於一個因珍奇料理而臭名昭著的地區。隨著病例的增加,許多病例與動物貿易有關,隨著家庭成員和醫護人員的患病,出現了明顯的人類傳播跡象。衛生官警察告說,這是一種新的、類似肺炎的疾病。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反應是扼殺信息。又過了三個半月,中國才最終承認了這一流行病,當時這一流行病已在世界各地蔓延開來,造成死亡和疾病。

2003年1月20日,北京派出專家前往廣東省省會廣州進行調查,但是他們在一週後提交的報告被標記為「最高機密」,沒有與世界衛生組織分享。

黨的領導人在新年慶典期間實行了新聞封鎖,但是,中國在當時是一個控制較少的社會,因此謠言四起。一條警告「致命流感」的簡訊在三天內被分享了1.26億次。

這些故事被香港報紙報導後,世衛組織要求回答。中共政府承認有一種疾病,但堅稱它受到控制。幾天後,官員聲稱病毒是由衣原體引起的,這是一種性傳播感染。然而,這一流行病正在加劇,對衛生工作者的打擊很大,僅在廣州就有400多人患病。一種被認為能夠預防這種疾病的醋的銷售量急劇上升。

北京拒絕了外界的幫助,就像對待Covid-19一樣。2月23日,世衛組織報告說,中國衛生當局已經宣布廣東的疫情結束。然而兩天前,一位在廣州醫院治療病人的肺部專家乘車前往香港參加婚禮,他在一家酒店的短暫停留,感染了住在同一樓層的加拿大、新加坡、美國和越南的旅行者。

現在,這種疾病在地球上被釋放出來,後來有4000多個病例被追蹤到這位醫生的一夜之行,他把病毒傳給了他的14名同伴。

一名患病的香港居民感染了一家大型教學醫院的100多名工作人員。一名來自新加坡的婦女在回家後引發了90個病例。幾天後,一位加拿大母親,在感染了她的兒子和幾名醫務人員後在多倫多死亡。加拿大婦女死亡一週後,世衛組織無視中國,宣布了全球警報,兩週後,即3月25日,在其55年歷史上首次發布了緊急航空旅行警告通知。

同一天,一名受感染的婦女從新加坡飛回英國,一週後,在曼徹斯特一家醫院住院。另外三名英國人在倫敦接受治療後出院。

這種疾病被命名為SARS,其病毒的學名被稱為SARS-CoV,就像在武漢出現的後續疾病的病毒被稱為SARS-CoV-2。2003年3月底,中國終於承認病毒在廣東以外的地區傳播,但指責香港是源頭,就像它在北京爆發的事件中對泰國提出了更多虛假指控一樣。

幾天後,中共政府再次宣布該疾病「已經得到控制」。最後,政府允許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調查小組進入。但官員們阻止他們在八天內前往疫情中心,未能提供承諾的樣本,並拒絕讓他們訪問北京醫院的病人。然後,在獲准進入醫院後,他們把病人藏起來,在病例數量上欺騙世界衛生組織。

網路雜誌《中參館》(ChinaFile)編輯傑克斯(Susan Jakes),當時是《時代》(Time)雜誌在中國的記者。她回憶說:「醫生們告訴我,當世衛組織的檢查員來到時,他們被命令從三家醫院帶走病人。在一家醫院裡,他們被送進救護車裡達數小時之久。在另一家醫院,他們被關進了地下室。」

鑒於情況的嚴重性,許多醫生被這種欺騙行為激怒,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有幾十名同事生病了。一位病毒學家說:「北京的醫生聽從政客的話,所以他們沒有要求戴口罩、護目鏡或手套。他們相信這些宣傳。」

在衛生部長聲稱北京只有12個病例和3人死亡後,一位勇敢的軍區醫院的吹哨人醫生聯繫了傑克斯,以揭露真相。

蔣彥永告訴她,醫護人員很生氣,因為僅一家軍隊醫院就有60名SARS患者,7人死亡。他說:「我無法相信我所聽到的事情。我有責任協助國際和地方的努力,防止SARS的傳播。」

比雷爾在文中質問:「這就是無情的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迅速鎮壓那些在武漢試圖警告Covid-19的醫生,然後在去年驅逐美國和澳大利亞新聞機構的記者的原因?」

BBC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四個月前也被趕出了中國,因為他試圖調查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冠狀病毒研究人員經常去收集蝙蝠樣本的一個礦場。

至少在2003年,由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領導的世衛組織,在出現兩面三刀的報告後表現得很強硬,這與它在衣索比亞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領導下,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對中共採取的獻媚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當時的世衛組織,指責中國誤導公眾,在病例數量上撒謊,對一個聯合國機構來說,它的語言異常直白。布倫特蘭要求說:「下一次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現奇怪的新情況時,讓我們儘可能快地介入。」

來自醫生和世衛組織的這種壓力迫使中共採取行動。中國當時的領導人胡錦濤,命令官員停止少報數據,衛生部長被解雇,政府承認病例增加了10倍。在三個月內,通過實施新的措施,如旅行限制、機場熱掃瞄器、檢疫、接觸追蹤和在受影響最嚴重的地方戴口罩,全球疫情得到了控制。

新加坡醫生兼衛生部長薩達西文(Balaji Sadasivan)告訴《紐約時報》:「我認為,我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這是一場用溫度計和檢疫進行的戰鬥。」

疫情結束時有8,098個確診病例,774人死亡。這是一次幸運的逃脫,因為SARS比Covid-19致命得多,但是它的症狀在人們開始傳播疾病之前就已經很明顯了,與它的後繼者不同。甚至在SARS疫情結束之前,科學家們就發現病毒是由果子狸攜帶的,這是廣東流行的湯中的主要成分之一,還有蛇肉和菊花(茶)。

奇怪的是,在這次Covid-19大流行中,儘管進行了密集的努力,包括對80,000多個樣本進行測試,但研究人員一直未能發現任何可能在大流行中從蝙蝠向人類傳播SARS-CoV-2的動物宿主。

在隨後的幾個月裡,在實驗室發生了一系列涉及SARS的事件,幾乎引發了第二波浪潮,暴露了高度安全的研究單位的安全問題和中共對保密的痴迷。第一起事件是小事,涉及新加坡的一名學生。第二次更加嚴重,發生在臺灣的一個最高安全級別的軍事實驗室,與武漢病毒研究所一樣,由法國提供設備。超過90人不得不被隔離。

在2004年2月至4月期間,由於中國實驗室的草率做法,至少發生了四起初級感染,導致11起確診病例,包括一名治療病人的護士,近1000人被隔離起來。這些病例開始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CDC)管理的一個病毒研究所實驗室,在武漢的研究所開始運作之前,該實驗室當時是中國領先的病毒研究中心。

前兩起案件從未被正式披露,只是在中國調查記者的揭露下才出現。最終,世衛組織派出了一個小組,儘管它沒有提交報告,這與先前在新加坡和臺灣發生的事件不同。

系統性的失誤,包括一個裝有SARS樣本的冰箱被移到實驗室外的走廊裡以騰出空間,導致幾位高級官員受到「行政處罰」。他們包括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董小平,他現在是疾控中心的聯合主任,以及一名共產黨高級官員,他甚至在2020年2月加入了世衛組織對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的第一個研究小組。後來,該機構宣布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性極小。

六年前,中國軍隊出版了一本書,聲稱SARS是在中國以外的一個實驗室中產生的,類似於其官員現在建議美國的一個軍事研究中心作為這次大流行病的來源。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延中說:「我們以為SARS會成為處理疾病的分水嶺,他們會吸取透明的教訓。但是模式並沒有什麼不同,在武漢爆發之後,掩蓋、否認和不作為。」

他是對的。這兩起事件之間有許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甚至包括它們出現的時間,以及地方官員對可能擾亂黨的會議或公共假期的行動的影響的擔心,儘管只有一個可以明確歸咎於野生動物。

英國外交委員會主席、保守黨議員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說:「獨裁政權滋生了不誠實,因為每個人都害怕一個錯誤可能帶來的(個人)損失。今天在中國也不例外,但這次我們都在(為此)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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