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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加流氓 勢必喪天良(圖)

2021-07-21 14:00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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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鹿为马
我們要以常識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馬……(網絡圖片)

所謂良知或良心,實際就是一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個人的良心」,是一個人判斷事物的正確與錯誤的底線。而「社會的良心」,就是指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在自由民主的國度,人們說「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中國著名學者鍾敬文在去世前曾說:「知識份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注意到鍾敬文把「是」替換成了「應該是」,陳述語態變成了虛擬語氣。仔細研究近代歷史,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僅不是中國社會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沒有社會良心。他們沒有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道義感,就如他們在個人的生活中,缺乏道義和責任的私德一樣。他們會為了一己私利,昧著良心,充當極權走狗。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社會對他們的盲目崇信,這些無良心無良知的知識份子,對中國的發展造成的極大的危害。

中國大陸的頂級紅色學者郭沫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66年6月文革剛開始,舉行過一次國際國內作家的聚會「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討論會」。郭沫若致閉幕詞,題了一首詩歌《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在向毛主席表忠心之後,郭沫若還意猶未盡,接著向在場的江青肉麻地朗誦他的詩歌:《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詩歌是這樣的:「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應該說,1949年前的郭沫若,是有才華而且有風骨的,學術上不無建樹,而且還居然對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公開叫板。但1949年後,郭沫若卻公開表態,應當燒掉他寫過的所有的書。但這個燒書、砸文物的歷史任務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讚揚的「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江青領導下的文革小組所支持、操縱的紅衛兵完成的,經過最高統帥和副統帥親自檢閱的百萬紅衛兵「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在首都又在全國打砸搶燒殺的偉大得無以復加的大革命中,充當了歷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馬屁甚至到了這個程度:迫不及待地說自己「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郭沫若一邊無恥地拍馬屁,一邊對自己的親人不管不顧。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恩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

郭沫若號稱才子加流氓,為了私利反覆無常。有人諷刺他說是「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還說他「大風起兮雲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文革」中郭沫若甘當走狗,把學術當作了政治宣傳。今天已經沒有什麼人讀他的書。人們提及郭沫若的時候,總是把他當作是無良文人的典型。

有人說「才子加流氓,勢必喪天良」,這話說得很對。

「文革」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為了自保,也曾如郭沫若一樣。早在「大躍進」時代的1958年,錢學森就在報紙上鼓吹「畝產萬斤」的科學性。當年農業大放衛星,危機四伏、餓殍遍野,餓死數千萬人。可是錢委員還故作嚴肅地說:「土地所能給人們糧食的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我們,還遠得很!」他說,太陽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畝產就可能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後,他為了迎合毛澤東的狂熱,又「精密計算」得出畝產潛力是5.85萬斤,荒唐至極!無恥至極!在勞動人民被極權壓迫,遭受人為的慘重飢荒的年代,錢學森也公然大肆鼓吹「畝產萬斤」這套理論,明顯就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在自然科學工作者中,這種喪天良的例子,恐怕不止錢學森一個人。

無論是文藝工作者,還是科學工作者,極權專制的寵信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立場正確。於是,中國的某些知識份子就成了極權政治的附庸,使得他們必然地喪失了社會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錢學森,再舉一個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例子。薛暮橋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並且在中央財經小組工作。對於「大躍進」的瘋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員上報的數據是假的,但他仍舊指示下屬說:「現在大躍進的浪潮誰也頂不住,就按省委意見上報。」知識份子本來是與愚昧作鬥爭,與專製作鬥爭,傳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當時中國最有知識的那些人,根本沒有利用自己的知識,去喚醒勞苦大眾。他們不僅不能承擔起「社會良心」這副重任,相反卻利用自己的知識、自己的地位使專制極權變本加厲。

陳寅恪曾經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對比於上述這樣例子,就更加佩服陳寅恪。依附於野蠻的極權專制,甘心作極權者的走狗,這些人不配叫做知識份子。陳寅恪還曾經說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在專制壓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可以選擇沉默,選擇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樣,也不應該跳著出來,心甘情願地為之充當馬前卒。

極權專制下的知識份子問題,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知識份子的良知,涉及在極權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價值觀、文化、社會和國家制度的種種問題。統治者的謊言和欺騙,人的軟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賣……對於這些嚴肅的問題,人們往往下意識地選擇了遺忘。

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那時還有人敢於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為什麼到了1949年以後,知識份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

文革離開我們的時間並不太久,當代中國已經普遍地喪失了良知和誠信。知識份子,多是些政治投機分子和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個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個人的良知,也就不會再有什麼「社會的良心」存在了。

當皇帝光著屁股走到街頭,眾人嘖嘖讚嘆新衣之美,就必須要有一些「愚笨而天真」的人大聲說出來:其實他什麼都沒穿。當廟堂之上開始公開地指鹿為馬,五毛們忙著從科學的角度、歷史的角度、發展的角度來論證「其實鹿就是馬」,就必須要有一些正直但不識時務的人站出來,走到說謊者面前,以常識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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