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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六四」反省「五四」及其影響(圖)

2021-07-19 19:30 作者:徐沛 桌面版 简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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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堪稱赤潮滲透模式,「二二八」與「六四」都受其影響。(網絡圖片)

第一章

因「六四」反省「五四」及其影響

一、六四屠殺引發共產陣營崩潰

1989年4月15日,被迫離職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辭世,引發共黨在中國大陸篡政後最大的和平抗爭,波及全球,僅北京就有高達百萬人參加遊行。面對強大的民意,以鄧小平為首的匪幫拒絕接替胡耀邦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處理問題,卻調動19支部隊進京,用坦克與達姆彈鎮壓和平請願,死傷無數,是謂六四屠殺。[7]

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一直在利用國家機器濫殺無辜,可是因為共產黨封鎖信息,善於宣傳,外界難以獲知共產罪行。筆者出國前在四川生活近23年,從未獲知共產大躍進及其相關政策餓死上千萬四川居民,史無前例。[8]中華民國對共產罪惡的指控非但沒有誇大其詞,而是因為中共對內操控一切並滲透外界還不夠全面與準確。

唯獨六四屠殺除外,因1989年5月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首次在北京舉行與戈巴契夫訪華,大批海外記者聚集北京,得以把八九民運即時向全世界播報。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一,《六四日記》作者封從德一再強調:「八九民運之和平,古今中外皆罕見甚至空前絕後——數百城市、N多次百萬人大遊行而不砸一塊玻璃,甚至小偷宣布罷偷,未見它例。即便這樣,共黨照樣集結二十餘萬野戰軍殺向首都北京」[9]。

六四屠殺成為全球數十億電視觀眾看到的現場報導,引發全球反響,成為國際性的集體記憶。2019年4月28日,六四倖存者,現在美國的李俊披露他去香柏河(Cedar River)畔的「全美捷克和斯洛伐克博物館」參觀展覽「革命1989:撼動共產主義的一年」(Revolution 1989:The Year That Shook Communism),該展覽「主題雖然是東歐,但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國三十年前的大屠殺」[10]。

以鄧小平為首的匪共用野戰軍屠殺和平民眾保住了在大陸的紅色政權,卻引發以蘇聯為首的紅色陣營隨之崩潰。六四屠殺喚起更多大陸人與共黨決裂,甚至輾轉來到臺灣比如曾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赴湯蹈火的阮銘(1931—)。

六四屠殺是1960年前後出生的大陸人(八九一代)認識共產黨的起步。正是六四屠殺促使筆者在內的大陸人識破共產黨原來是狼外婆,真正的祖國是中華民國,要被解放的不是臺灣而是大陸淪陷區,鄧麗君就是關心大陸,支持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臺灣人或曰中華民國人。

六四屠殺引發第一次退黨潮,十年後共產黨對以「真善忍」為宗旨的法輪功信眾的迫害導致更多大陸人認識到共產黨的邪惡並唾棄之。[11]

1996年,中共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員陳小雅因在臺灣發表《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被解職;在「六四」30週年前已被限制出境。而更多大陸人因「六四」與共黨決裂後流亡海外,其中包括曾屬大陸特權階層的王若望(1918—2001)與高爾品(1947—)。1994年,高爾品利用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訪問的機會將自己秘密研究的思想成果帶出大陸並於1999年在美國以辛灝年之名發表《誰是新中國:中國現代史辨》。作者詳盡地論證是接受斯大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分裂了中華民國,製造了兩個中國,而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在網際網路時代,海內外華人可以聚集在美國出版的《黃花崗》,為在大陸解體共產暴政,復興中華民國而各自奉獻。

二、國共兩黨本質的區別

以鄧小平為首的匪共用六四屠殺保住了在大陸的極權暴政,但促使更多人得以認清共產黨的邪惡本質。不過大陸人無論是誰,無論發表什麼,依然不能逾越共產黨的紅線。1996年大陸學者李玉貞(1937—)在臺灣發表專著《孫中山與共產國際》,披露許多重要事實,但她畢竟身在中共體制內,不可能不聽從共產黨的領導,站在共產黨的立場解讀史實。

2012年,李玉貞在大陸發表《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她的研究成果可以證明孫文及其三民主義與企圖用蘇式社會主義赤化全球的列寧南轅北轍。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領袖明確反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1923年1月26日,孫文於內憂外患中,在拒絕共產黨與蘇維埃制度的前提下,為了實現三民主義,簽署「孫文越飛宣言」,決定「聯俄容共」[34]。「聯俄容共」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採取的手段,目的是為了消除障礙比如北洋政府。

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人雖然為了實現三民主義不擇手段,但不曾想到要利用他人尤其是學生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1923年如此指責國民黨:「很可以舉許多例來指出國民黨在學生會、商會和別種團體對列強屈辱中國做示威運動的時候,沒有能在其中指導和促進。無怪乎五四運動的學生把國民黨忘掉,去年北京雙十節紀念在中央公園開會,學生工人到者數千人,連創造民國的國民黨的名字也沒有提起。國民黨所以不能得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不是沒有理由的」[33]。

1923年8月,孫文派蔣中正率團訪蘇三個多月。敗退臺灣後蔣中正痛定思痛,1956年發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其中第二章第七節〈我的遊俄觀感〉中就已認識到:「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想像所能及的。」[12]九十六年後,審視國共兩黨的歷史,筆者斷定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政治綱領無可非議。孫文不僅把美國總統林肯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譯為「民有、民治、民享」,還明確指出這就是他追求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13]

1924年2月17日,孫文則在民族主義第四講中明確表示「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14]。推崇孫文並以他為國父的中華民國本質上與馬克斯主義背道而馳,可惜因為孫文被迫聯俄容共,導致國民黨從此被共產黨滲透,最終大陸淪陷,殃及臺灣。

為了堅持三民主義,孫文敢於反對援助他的蘇俄,認同彈劾共產黨的張繼(1882—1947)提出「革命黨人應有自尊精神。以俄為摯友則可,以俄為宗主則不可」[15]。而中共在斯大林死前,唯蘇俄馬首是瞻。

李玉貞無法認識國共兩黨本質的區別,以所謂的黨派利益抹殺國民黨的理想和實踐,把國民黨與共產黨混為一談。孫文創黨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也即為國為民,黨派利益從一開始就在國家人民利益之下,國民黨入黨誓詞堪稱為國為民奮鬥之宣言。真正的國民黨黨員應該像陳立夫兄弟一樣勇於為國為民奉獻甚至犧牲自己與黨派利益,可惜他們無法阻止共產走卒潛伏在中華民國尤其是國民黨,製造事端,禍國殃民。

只要比較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入黨誓詞,就可辨別孰是孰非。國民黨的誓言既遵守天理人倫又愛國愛民;而共產黨一再變更其誓詞,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入黨誓詞卻隻字不提「抗日」,只要求黨員發誓「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16]

國民黨向共產黨學習「監視」和「鎮壓異見」等手段,目的也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只有擺脫共黨箝制的學者比如流亡臺灣的大陸人李明才能認識到民國大陸史「有兩條主要的線,一、就是『臨時約法』所開的法統與『袁記法統』之爭,是民主憲政和開明專制之爭,二、與軍閥割據之爭。護國、護法、國民革命皆由此而來」。國民黨及其創建的中華民國接收臺灣與在臺灣的統治模式與此密切相關,不能忽視。

孫文珍惜自己民族的文化,反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可惜「聯俄容共」好比引狼(共產黨)入室(國民黨),養虎為患。所謂的「國共合作」實質是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人為了實現三民主義被迫與共產國際勢力鬥智鬥勇,無奈追求民族獨立的國民黨最終不敵投靠國際恐怖組織的中國共產黨。

與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共不同,國民黨突破重重阻力在大陸通過軍政,實行訓政,籌備憲政。1936年,國民黨主導的中央政府就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慘勝日本後,試圖完成既定目標: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即使在中共的阻攔下,國民政府依然於1946年召開首次「制憲國民代表大會」,臺灣代表依法參加。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憲法,定12月25日為憲法實行日期,中華民國正式進入基於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憲政時期。全國包括臺灣開始致力於實行憲政。而毛澤東則詆毀蔣中正於1945年8月14日發布的《告全國同胞書》,把重慶談判當緩兵之計,依靠斯大林的支持,不遵守《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也即雙十協定),繼續企圖顛覆中華民國。因此,以蔣中正為首的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只能被迫奮起反抗,捍衛辛亥革命果實。[17]明明是毛澤東禍國殃民,但中共卻用宣傳污蔑以蔣中正為首的民選政府發動「內戰」。[35]

「國共內戰」不是內戰,而是以國民黨為首的各政黨各民族各地區反對國際共產勢力的正邪大戰,持續至今,臺灣也未能倖免,雖然形式不同,就像臺海兩岸都在紀念「五四」100週年,但著重點不同一樣。而「五四運動」不僅為共產國際在中國成立支部提供了社會基礎,也將打砸搶燒等犯罪行為史無前例地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政治化。李大釗等發動「五四運動」的方式堪稱赤潮滲透中華民國的模式,特此簡評,不僅僅是因為「二二八」與「六四」都受其影響。

三、「五四運動」開啟赤化機制

在列寧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前,就有俄共(布)黨員鮑立維以教俄語為掩護從海參崴到北京從事赤化活動。鮑立維不僅通過教職與北大教授李大釗(1889—1927)取得聯繫,還赤化了在天津北洋大學就讀的張太雷(1898—1927)等青年學生。[18]

李大釗1918年就在陳獨秀(1879—1942)創辦的《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與〈Bolshevism的勝利〉,聲稱Bolshevism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19]。李大釗還想當然地宣稱:「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0]李大釗一廂情願地把鼓動「階級戰爭」的「Bolshevism」美化成「人道的警鐘」與「自由的曙光」,奮不顧身地投入國際共運,利用愛國心與民族情誤導他人尤其是青年學生,赤化中文世界。[21]

1988年中共刊物《黨史研究與教學》就曾發文論證〈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應是李大釗〉[22],此前因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的報告中稱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無人敢有異議。

從目之所及的資料來看,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侵蝕中國的開始。中共青島大學教授呂明灼也得出類似的結論:「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呂明灼也認識到促成「五四運動」的不只是陳獨秀與李大釗,蔡元培(1868—1940)與胡適(1891—1962)也必不可少。[23]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後,先用捏造的假學歷與假職位聘請陳獨秀(1879—1942)充當北大文科學長,後在陳獨秀的支持下,邀請李大釗當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24]這是李大釗能夠發動「五四運動」的關鍵。陳獨秀則因嫖娼,已於1919年3月失去北大教職,而胡適雖然也參與「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反文化運動,也即所謂的「新文化運動」,為馬克思主義開闢思想通道,但他畢竟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並因此引發與陳獨秀的論戰。所以,筆者認同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缺一不可的核心人物。

從1918年起,李大釗便開始發言發文鼓吹馬列主義,鼓動愛國學生「直接行動」,仇恨拒絕共產主義的國家與群體以及個體,自此「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等可以致人於死地的紅色新話源源不斷地進入中文世界。

李大釗不僅身體力行地宣傳階級鬥爭,還親自成立或指導以此為目的的各種社團,目之所及有「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6月),「學生救國會」(1918年6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欺騙警察,用了馬爾格斯的名字)(1918年冬)「北京大學學生會」(1919年2月),「國民社」(1918年10月)。李大釗還是1919年元旦出版的《國民》雜誌月刊的總顧問,該雜誌不僅鼓動仇日,而且在第五期發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前一部分,據稱這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譯本。[25]

就是說,在「五四運動」前,李大釗在思想上,宣傳上,人員上與組織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沒有李大釗,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鮑立維,就沒有李大釗與張太雷的赤化工作。他們投身共運應該不是為了領取盧布,雖然中共從成立起就得到莫斯科的大力扶持。[26]而「1920年陳獨秀辦《共產黨》月刊、《勞動界》雜誌,以及創辦外國語學校,印刷各種宣傳小冊子等,無不從魏金斯基(維經斯基)那裡取得資助」[27]。

李大釗讓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大學生成為被赤化的對象,其中包括傅斯年。而北大圖書館主任室成了「五四運動」的指揮中心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場地。1920年3月,經鮑立維介紹,李大釗與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見面,開始籌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28]

魏金斯基在1920年9月1日於莫斯科就其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東亞各國的工作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透露:「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29]為此魏金斯基在1920年5月,為領導業已展開的工作,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開展的工作如下:

「1.通過在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

2.在中國軍隊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

3.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

4.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30]

李大釗等淪為實現共產國際總政策的中國走卒,誤人子弟,屢肇事端,比如參與反英的「五卅運動」,導致「五卅慘案」,也因此1925年遭到北洋政府通緝。1927年4月,張作霖佔領北京,將藏在蘇聯大使館的李大釗等逮捕並繳獲李大釗為蘇聯從事軍事諜報工作的罪證。李大釗認賊作父,出賣中國利益,被處以極刑。[31]

以李大釗為首的共產走卒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幹的是聽命於莫斯科的賣國勾當,可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少年很難識別共產騙局,因為共產黨確實如飽嘗其苦頭的閻錫山在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元月對山西省集訓小學教育幹部訓詞中所言「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32]

「五四運動」把反傳統反道德的「新文化」運動推向社會,為共產黨在中國生根發芽培植了土壤,這是中共把5月4日定為青年節的原因。從南京遷到臺北的中研院與臺大都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卻不直面危害至今的紅禍,還為接受共黨閹割的大陸學者提供講臺,而筆者卻因質疑推崇五四狂人陳獨秀被一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排斥,可見五四狂人掀起的赤潮對臺海兩岸的影響延續至今。

中華民國當然可以紀念「五四運動」,但應該反省該運動的赤化作用與紅色惡果,尤其是當蘇聯及其在東歐扶植的共產陣營已被和平解體,而赤潮在大陸吞噬的人數還在增加,臺灣依然遭受北京打壓的時候。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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