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的秘密(圖)

2021年6月1日，美國加州紀念六四雕塑（圖片來源：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6月4日訊】1989年6月3日凌晨，北京中國革命紀念館外，香港學生李蘭菊（Liane）沒有攔住一位男孩。半個小時後，她看到男孩從她面前抬過，渾身是血。李蘭菊昏過去了。當她恢復意識，人們要把她送上救護車。李蘭菊拒絕上救護車，她覺得受傷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輛救護車過來，她依然拒絕上救護車。這時，車中走下一位中年女醫生，用英語對她說：「孩子，我們需要你返回安全地返回香港。我們需要你活著離開，告訴世界今晚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Child，we need you to return to HongKong safely。We need you to leave alive to tell the world what our government did to us tonight。）」

這是何曉清（He，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Tiananmen Exiles：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開篇記載的一個故事。

那一晚，中國發生了什麼呢？那一晚，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或許，這正是《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這本口述史試圖告訴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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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國的1989，以及當下的中國，有一條捷徑，便是對比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在這兩個遙遠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中，能找到幾分驚人的相似之處。

「1956年我20歲。那是一個著名的解密時刻，人們的幻覺第一次普遍崩潰的時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覺的時刻。歷史地來說，那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時期：在世界上的我們這個地區，走馬燈似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牽強的補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與背叛，第一次浮現出來。那些漂亮的真理與謊言的辯證說辭，在社會中和人們的頭腦裡開始滑落，今天為我們如此熟悉的被掩蓋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開始衝入人們的視野。」

1976年12月，在《1970——1976年劇本集》的跋《第二口氣》中，40歲的瓦茨拉夫．哈維爾起筆便回憶起自己20歲時所經歷的年代。在他20歲的那一年，1956年的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在這個會議上，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即《秘密報告》，從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這對於當時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一次地震。當時依附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更是如此，「人們的幻覺第一次普遍崩潰」。接下來的十二年，便是荒誕派戲劇作家、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所形容的一個重要年代：「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及樂觀主義時期。」這個相對勇敢和樂觀的時期在1968年的春天達到頂點：新當選的捷共中央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提出改革主張。但旋即，這股改革的浪潮被蘇聯的坦克所摧毀，1968年8月20日，蘇聯的坦克一夜之間便佔領了捷克。從此，一個更為保守的壓抑的平庸的政權代替了一個較為自由開放的政權。捷克進入一個「灰色的純功利的年代」。

若是將時間往後推一點，青年哈維爾所經歷的那12年（1956－1968）與中國的1980年代的12年（1978－1989）有著幾分相似——那也是一個「解密」和「幻覺崩潰」的年代，「今天為我們如此熟悉的被掩蓋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開始衝入人們的視野：一方面「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補救和清算」。另一方面，從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開始，批評「兩個凡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國的政治環境日益寬鬆。雖然也出現「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批判，但已不再像之前那樣發展為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思考、辯論：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裡？中國的未來走向何處？僅從當時熱銷一時的圖書便可看到當時人們的思考的深度與廣度，「走向未來叢書」、「走向世界」叢書，「西方現代思想叢書」、「二十世紀文庫」、「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等圖書幾乎遍及文學、哲學、政治、社會、歷史等各個領域，「讀書無禁區」，成為那個時代的人的最大幸福。

與此同時，傷痕文學、朦朧詩、實驗戲劇以及改革文學、現代小說、先鋒文學等文學思潮的興起，「人」本身第一次成為1949年之後文學創作的中心。與哈維爾所熱衷於以存在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荒誕派戲劇相似，薩特、尼採及其關注「人」的存在主義成為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精神初戀」。對此，《薩特研究》的編選者柳鳴九解釋道：「80年代是中國人自我選擇的一個時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價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薩特‘存在主義’的核心正是強調‘自我選擇’，這種觀念正好適合了當時那代人的主觀需求，尤其是釋放了很多青年人對這種情緒的發泄。」伴隨著對「人」的思考與覺醒，是青年人對現實的關注與思考，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與嚮往。這是一個勇敢與樂觀的年代，人們有理由對未來抱有希望。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這幾乎讓人嗅到了「民主」「自由」的氣息，但這一切，在1989年6月4日戛然而止，與1968年捷克一樣，一夜之間戛然而止，從此，中國進入九十年代，進入一個「灰色的純功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激情與夢想、自由與民主幾乎瞬間被坦克擊得粉碎，成為一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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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坦克製造的秘密呢？如何面對坦克之後的後極權主義社會呢？長期生活在後極權主義社會的哈維爾給出的秘方是「活在真實中」，這無權者最大的權力。因為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其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是「恐懼」與「謊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如何打破依靠「恐懼」與「謊言」而運行的社會呢？哈維爾的答案便是「活在真實中」。

「活在真實中」，這是何曉清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能給與我們的最大的收穫。

在這本口述史中，何曉清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三個人易丹軒、瀋彤和王丹的故事，以及何曉清自己的故事，若是說這四個人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屬於「八九」一代，他們的人生軌跡因「六四」事件而改變，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為什麼會做‘六四’？」這可能是何曉清遇到的最多的問題。1989年，何曉清還只是一名高中學生，既沒有去北京，也非當時學生領袖，只是如當年許許多多的學生一樣，參加了遊行。可是，為什麼多年後，她會選擇自我放逐，獨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開始，讀碩士讀博士，再到哈佛大學做博後，最後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事件」這門課程呢？為什麼25年來她始終無法放下「六四」，花十年年時間完成這本嚴肅的學術書呢？何曉清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說自己的故事，如何從「曉清」，其父親希冀「破曉」「清明」之意的「曉清」，成為「Rowena」的：一個決心要說出真相發掘秘密的人。這一切是那麼自然而然，一切又那麼不可思議，但是她做到了——於是，便有了哈佛大學這門「天安門的歷史與記憶」的課程；於是，有了這本書。這是一本以「天安門流亡（Tiananmen Exiles）」為研究對象的書。

雖然書名為《天安門流亡》，但實際上這本書的主角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那群學生，而是全中國的整整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人。這一代人，與1956年20歲時的學生哈維爾有幾分類似，經歷了「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及樂觀主義時期。」。他們雖大多出生在「文革」前，在成長於「文革」結束之後，讀書於一個思想文化勃發的八十年代；他們朝氣蓬勃、自由浪漫；他們讀書、思考、爭辯；他們理想、激情、樂觀。他們既關心人的命運，更關心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點。這從何曉清與三位流亡者易丹軒，瀋彤和王丹的訪談中輕易發現這一點：無論是對社會政治，還是對個人生命，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不同的是，當坦克碾過理想的時候，哈維爾32歲；而當年這些中國學生大多才20歲左右，這似乎注定他們經歷更多更複雜，也注定他們會成為當下中國的「失蹤者」。找到他們和他們身上的「秘密」，或許才能明白今天的中國。

「八九」一代人有著什麼樣的經歷和秘密呢？在《天安門流亡》中四位主人翁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縮影：雖然經歷了文革，但不像他們的父輩，文革的經歷給他們留下的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創傷；而知識份子家庭的出身，更好提供了他們獨立思考的環境。無一例外，無論是北京的瀋彤、王丹，還是廣州的易丹軒、何曉清，都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且一直是學校裡的優秀學生，很容易在他們身上發現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獨立、理想與思考。這或許注定了他們此後的人生軌跡：從起初的天之驕子，成為流亡者，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成為了他們生命的轉折點和永遠不能消失的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著自己的故事：與瀋彤和王丹為北京學生不同的是，1989年的易丹軒是廣東一所高校的學生，先是被捕入獄，後無奈來美國完成學業，卻無法再回國；與易丹軒和王丹旋即被捕入獄不同的是，瀋彤是唯一沒有坐牢的而直接去了美國讀書的；與易丹軒和瀋彤不同的是，王丹幾乎是這場學生運動的代名詞，並兩次入獄。然而最終，他們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國完成他們的學業，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生活。與他們三人不同的是，何曉清選擇的是主動流亡。其實，多年來，何曉清的採訪遠遠不止此三人，在書中，還能看到許多沒法呈現的流亡者的身影。這或許是他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命運：「六四」的創傷注定他們遠離，成為「流亡者」，身體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後的生活與未來呢？每一個人又都有著自己的思考。在何曉清的訪談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又似乎沒有答案。因為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這一切似乎自然而然，然而今天看來一切又那麼不可思議。但，一切都發生了，且就那麼發生了。無論是憂鬱而內向的易丹軒，還是令人爭議的瀋彤，或是引人矚目的王丹，還是想方設法從他們嘴裡挖掘秘密的何曉清，或是更多的沒法呈現的流亡者及「八九」一代，都如尼採一本書的書名：「人性的，一切太人性的」。在書中，何曉清問：「1989年為什麼會參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當像六四這樣的社會運動發生時，它就容易激發人們對自由的嚮往（I think it is human nature to prefer to live in afree environment。When asocial movement like June 4happens，it triggers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我想，若是那個時代或是「八九」一代人什麼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對自由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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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天安門流亡》的時候，正逢臺灣大學生因不滿服貿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兩天後，網路上流傳著臺灣國立大學兼任教師、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陳嘉銘寫的一篇短文《為什麼都是年輕人出來》。文章講述其搭出租車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機一番冷嘲熱諷，「令我心驚的不是他說出了任何支持服貿的主張。而是他的失敗主義、犬儒主義、虛無主義的批評。他完全沒有立場，就是自我放棄，對所有努力冷嘲熱諷。」於是，他突然明白為什麼現場只有學生和年輕人，沒有成年人。這也讓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會出現「八九」一代這樣的年輕人。正如學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憶錄》序言中說到：「和他們父兄不同，王丹這一代年輕人不是嚇大的，而是長大的。」

是的，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代人又是最幸運的。他們既不像他們的父輩那般經歷太多的苦難和創傷，又不像此後在「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中長大的一代。作為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員，何曉清對於他們一代人以及那個時代，有著許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讓我驚心的卻是其對「八九」之後的分析——「扭曲的愛國主義（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教育從馬克思社會主義方向轉向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各個級別的學校將他們的教室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論壇。」

據一份對某校高中二年級學生的調查「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顯示，在536名學生中，自認為對文革瞭解比較多的佔12％，準確知道文化大革命起訖年代的為15％。瞭解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渠道是影視劇和剛剛學過的中學歷史課本。有24％的同學心目中文革最典型的事件是「串聯」，15％的同學認為是「吃飯不要錢」。雖然75％的同學知道「上山下鄉」這個詞，但其中95％不知道是怎麼回事。18％的同學為沒有趕上文化大革命而感到不同程度的遺憾。最後38％的同學表示沒有時間瞭解文革的來龍去脈，11％的同學表示「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吧。

若是做一份類似的調查「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其結果會是什麼呢？我曾不止一次親耳聽人問：「聽說有坦克，那是謠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質問：「你怎麼證明有坦克？」當然，更多的年輕人聽說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場暴亂。」若是說「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嚇大的，「八九」一代是長大的，那「八九」之後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說是騙大的呢？

1989年的坦克的秘密過去25年了。如哈維爾所說，「維穩」已經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翻看新聞，社會事件頻發、大眾道德底線不斷受到挑戰，問題出在哪裡呢？1975年4月，不同政見者哈維爾給當時捷克總統兼捷共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在信中，哈維爾指出：「今天這種文化閹割之後，明天這個民族將忍受多麼深刻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軟弱無能。」隨即，哈維爾又說到：「提高生活質量的基本條件是使其隱蔽的秘密不斷明朗化。」

這正是何曉清這本口述史《天安門流放者》最大的意義所在——它不僅證明了坦克的存在，還揭開了坦克的秘密。在書中，不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光榮與夢想，還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歷史和歷史的秘密。這不僅是提高我們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對抗後極權時代的無權者的最大權力。在訪談中，王丹和瀋彤都提到這項權力，那就是「活在真實中」。它終將擊退「恐懼」與「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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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來，被北京市民救護出來的香港學生李蘭菊，總是在各種場合堅持說出真相。在1997年一張雜誌照片上，她獨自一人站在一群歡迎江澤民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面前，但他們對李蘭菊憤怒無比，對著她喊：「你是個騙子。」

何曉清說，這張照片總是讓她想起六四標誌性照片「坦克人（Tankman）」照片——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孤身擋坦克的「無名抗議者」的那張照片。「她孤單，但她強大。（She is alone，but she is 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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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