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體在歷史上的罪惡(圖)


電影《瓊斯先生》揭露了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是造成烏克蘭大飢荒的幫凶。(網絡圖片)

有一部電影叫《瓊斯先生》,講述一位英國記者,上世紀三十年代到蘇聯做記者,冒著生命危險潛入烏克蘭鄉村,發現了大飢荒的秘密。在莫斯科,他遇見了一位《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站的記者杜蘭特,杜蘭特獲得了蘇聯政府的優待,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給美國發去的報導是:「這裡沒有飢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憑這些謊言,他獲得了普利策獎,普利策委員會表彰他,說他的報導「富於學識,深刻,判斷無偏見,同時也極為清晰」。而發現了真相的瓊斯先生,卻過得非常窘迫,三十出頭就在一次採訪中被槍殺。在影片最後的字幕提示,那頒給杜蘭特的沾血獎項,至今也沒有撤回。

後來我看到索維爾的書,說英國作家馬爾科姆・馬格里奇也指出了烏克蘭的飢荒,幾十年後,羅伯特・肯科特在其學術研究著作《悲傷的收穫》中估計,有600多萬人死於那場飢荒。這些判斷在蘇聯國家檔案館開放後,被證實是真實的,而且當初的估計還保守了一些。

但在當時,馬格里奇的文章,卻被費邊社成員,社會活動家比阿特麗斯・韋伯斥責,說這是「歇斯底里的攻擊」,導致馬格里奇遭到了大量的恐嚇詆毀,連工作也找不到,窮困潦倒。而罵他的高知和她同樣高知的丈夫悉尼・韋伯,卻在毫無良心愧疚中,度過了他們「高尚」的一生。

其實烏克蘭發生的飢荒,《紐約時報》的記者杜蘭特心知肚明,他私底下和朋友說過。1933年,他認為在過去的一年內,蘇聯可能因為飢荒死了一千萬人。但他為什麼要說謊,欺騙美國人民呢?主流媒體嘛,呵呵。

歐洲一戰過後,知識界反戰情緒濃烈,1938年,各國在慕尼黑回憶上,競相取悅希特勒。法國報紙說:「任何事情都好過戰爭。」丘吉爾因為對此持保留意見,就被主流媒體罵為「一個被軍國主義情緒所控制」的人。全法國的學校,都被和平主義籠罩,都以保衛法國為恥。最後,我們都知道,它果然一戰而亡。

法國的這個風氣自然也傳播到了英國,1933年,英國牛津大學的學生宣稱,他們不會為保衛國家而戰鬥。丘吉爾警告他們,不可能因為恐懼戰爭,就能避免戰爭。事實上丘吉爾是對的,但當時的知識份子沒有人聽他。著名的哲學家羅素說:只要我們削減軍備,不威脅別人,別的國家就不會想跟我們開展。抵抗,是激發敵人殘暴的主要因素,所以英國應該單方面裁軍。法國社會主義首腦布魯姆說,如果我們就此裁軍,不但沒有風險,反而會產生巨大的道德威望,讓對方慚服,導致它們紛紛主動裁軍。

法國小說家尚・喬諾說:如果德國入侵法國,最糟糕的,也不過是所有法國人成為德國人,而做一個活著的德國人,也至少比做一個死去的法國人好。另一個作家西蒙娜・維依說:「為什麼德國的霸權就比法國的霸權更糟糕呢?」後來前者投靠了納粹,後者流亡。

在主流媒體的引導下,英國首相鮑德溫在1933年說,假如我像德國一樣,建議國會撥款大力擴展軍備,那我就不要想在選舉中獲勝了。丘吉爾非常氣憤,說這是首相公開宣布因為害怕失去大選,而不想承擔對國家的責任。

但這能怪鮑德溫嗎?丘吉爾也承認,如果鮑德溫選舉失敗,工黨上臺,會變本加厲削減軍備,那樣的話,二戰可能就完全失敗了。1935年,《英德海軍協議》簽訂,主流大報《泰晤士報》高度讚揚說,這是希特勒先生本人最英明的決定。

誰也搞不過主流媒體和高尚的知識份子啊!它們的偏向宣傳,會讓你失去無數的選票。

法國也一樣,政治家不敢和主流媒體對著幹,法國外交大臣白里安說,法國的主流媒體會盡最大努力壓住德國軍國主義已經復興的新聞。德國有關軍國主義的遊行影片,在法國的電影院被完全禁止播放。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被禁止翻譯,以免法國人看了會被嚇住。從德國逃到法國的猶太人,講述的恐怖經歷,也基本被主流媒體全面屏蔽。

英國的《曼徹斯特報》說,納粹觀念雖然有些極端,但他們上臺後,還是會按普通政治家的形式做事。《泰晤士報》拒絕刊登希特勒在國內迫害民眾的一系列舉措,它派往德國的記者所寫的稿件,因此被反覆要求刪改甚至重寫,一些記者因此憤然辭職。有些記者還被派往德國的邊遠地區,躲開事件發生地。《泰晤士報》的編輯堅決支持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有位叫傑弗里・道森的編輯真誠地承認:我盡了最大努力,一晚又一晚,來保證報紙上不發出任何可能傷害德國人感情的東西。

丘吉爾說,1932年的裁軍會議上,德國代表要求撤銷凡爾賽條約對德國軍備製造的限制,他們的要求得到了英國絕大多數主流媒體的支持。這意味著允許7000萬德國人重新武裝起來,並發動戰爭。

於是主流媒體毫無失望,盼來了戰爭。戰爭的狀況是什麼樣的,我們基本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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