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手記：耿瀟男命運揭示中國人權至暗時代降臨（上）
【看中國2020年10月28日訊】中共建政七十多年來，中國人權被剝奪殆盡：沒有言論自由權，沒有集會結社權，沒有對人身安全與財產的絕對法律保護權，沒有國事知情權，沒有問責政府權，沒有參政議政權，沒有改選政府權，沒有平等法治權，沒有拒絕洗腦教育權。
此外，中國當局還直接霸佔人們的基本生存物資，侵犯人們基本生存權利，導致中國群體性的抗議事件連年翻番。
「據統計，中國大陸的群體性事件1993年是8,700起、1999年超過3.2萬起、2003年6萬起、2004年7.4萬起，到2005年8.7萬起(包括妨礙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鬥毆、滋事等)，13年增加10倍(於建嶸「中國騷亂事件和管治危機，2007.10；中共公安部網站，2006.5；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平均每6分鐘就發生1起。而據中共國家統計局2007年12月公布的「2006年社會統計年度數據」顯示，2006年公安機關受理「擾亂單位秩序」、「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滋事」、「阻礙執行職務」等4類案件有59萬9,392起，查處的亦達58萬3,180起，群體性事件發生的頻率呈現爆炸性的成長。「（註：引自中國大陸群性事件頻繁，步入「風險社會」參考資料/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另有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指出，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表明2007年，群體性事件增長到10萬餘起（註：何清漣:2015年中國群體性事件的新特點/VOA：）。高得驚人，自2008年始，中國官方不再公布相關數據。不過據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洛杉磯時報》：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增多，政府不得不傾聽民眾的呼聲/RFA:）
三年之內，從10萬增長到18萬，平均每年增長超過2.6萬。這還是十年前的數據。
此後十年，尤其是習近平當政七年，中國人權狀況持續下降有目共睹。再此前提下，僅以每年2.6萬的增長速度為計，今年（2020年）群體性事件至少超過26萬起。平均每天發生730起。也有報導說，僅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群體抗議事件，每天大約500起。（註：中國日均群體抗議500起/VOA）
中國的對內維穩經費額度，是另一個衡量中國社會風險的尺度。曾經有海外媒體分析報導認為：自2011年起，中國已經連續三年「維穩費用」超過軍費。中國當局使用「公共安全支出」描述「維穩經費」。以2013年為例，「210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顯示，中國國防預算支出為7201.68億元，比去年(即上年，2012年)增長10.7%。」而在中國財政部提交的名為《關於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的「公共安全」也就是「維穩」一欄顯示，「2013年預算數為7690.80億元」，增長10.8%。（註：解讀中國預算的「維穩費用」/BBC:）
2019年的報導顯示，中國維穩經費增長幅度，五年翻一倍，到2019年已接近14000億元人民幣（13879億元）這個數字依然超過了2019年連續增長到11900億元的軍費開支。(註：官媒：維穩經費五年翻番將近一萬四千億元/RFA:）維穩費用持續增加並常規性地超過軍費，從側面說明中國大陸人權被侵犯導致的社會矛盾衝突劇烈，強力壓制之下，反抗行動雖然無組織，依然勢不可擋。
三十年來，當局專權造成的嚴重社會不公、不義、不仁、不諧和，產生並凝聚了大量受害人構成的利益群體，如法輪功修煉群體、復員軍人待遇不公群體、假藥受害群體、強行拆遷群體、土地被侵佔群體、環境污染受害群體、投資受騙群體、有毒食品受害群體、豆腐渣校舍工程受害群體、官員私賣土地受害群體、強制計畫生育受害群體、下崗工人群體、農民工群體、冤假錯案群體、良心犯家屬群體等等不一而足。
自九十年代末起至今，中國還連綿不斷地產生著地域事件為軸心的難以數計的、規模從數百人、數千人到數萬人的各類大型抗議群體。（註：冰山一角：1976-2019年重要群體性事件統計/品蔥：）
在所有這些民眾抗議事件基礎上，自1976年四五運動以來，不算北京發生、席捲全國、幾十個城市跟進、數百萬人參加、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抗議浪潮同氣相求而震撼世界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有明確政治訴求的民主運動和異議聲音一直持續到習近平時代。粗略統計並簡要描述，中國當局先後鎮壓了站在「我們人民」前列的、排排跟進、輪番抵抗奴役的六排各界政治、思想、文化、EGO、法律等各界精英群體和個人。
第一排：江浙人為首的中國民主派運動
「生為萬夫雄，死演革命史」，官方在對上述群體的抗議事件進行常規性打壓的前提下，還在連續不斷地鎮壓站在中國抵抗專制第一線、曾經公開組黨，四十年來長期頑強抵抗專制的江浙一代仁人義士，以至於將他們幾乎絞殺殆盡。（註：參見華盛頓手記/錢塘義士民運悲歌：「坐牢是我的工作」/RFA）
第二排：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為代表的中國異見精英
自1989年天安門聲勢浩博、影響深遠的民主運動被鎮壓後，中國以二十年時間的沉默，重新凝聚起了憲政改革的力量。這是第一排的江浙民主運動持續遭到鎮壓中，站在第二排的政治反對力量。他們大都參與了2008年著名的中國「零八憲章」最初的聯署活動。但是自2009年，這一力量開始遭到大規模整肅。
知名的被整肅者是劉曉波，他在零八憲章網上公布數小時後/就被拘留。劉曉波，是零八憲章的發起人和共同起草人，簽署活動主持人、中國溫和反對派代表人物。他不久釋放後，於2009年6月被正式逮捕、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
曉波在服刑期間獲得了兩項國際獎，一是聲譽巨大的諾貝爾和平獎，使他成為達賴喇嘛之外，中國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這個獎項的獲得者。此外，他和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們，還獲得了東歐抵抗專制同仁頒發的具有特別意義的獎：捷克總統哈維爾親自頒發的人與人（Homo Homini）人權獎。這使中國溫和的反對聲音一度受到極大鼓舞。
但是這一輪整肅除了劉曉波被重判，在303名「零八憲章」各界發起人和最早簽署人中，可以確認遭到傳喚、審問，反覆並被要求退出，並被刪除博客等整治的人，至少有70名。這導致中國這個極權帝國的版圖上，第二排公開表達不同意見的知識精英，開始逐漸噤聲。
第三排：緘默耕耘的異議知識人
習近平2013年底登基後，對此成果並不滿意，逮捕範圍開始擴展，囊括到第三排更加溫和的異議知識精英。他們中間有很多來自第二排，退居其次，而改變了自己表達方式。他們並無直接抵抗行為，不公開出聲，但是他們尚未沉默，審時度勢地打擦邊球，並在不直接觸及敏感現實的思想、文化領域，耕耘深冬的土地，埋下春天的種子。
這一時期裡，表達對奴役之不滿的方式嚴重縮小以至於無，只剩下了各類被鎮壓的政治事件紀念日，如八九民運六四祭日、趙紫陽祭日、胡耀邦先生祭日等這一極為有限的空間。但是在這一空間極為謹慎地表達哀思或反思，也不被容忍。2014年5月，當局相繼刑事拘留了北京郊區私宅中，於八九六四紀念日提前一個月聚會，閉門討論這一運動的幾位知識人：胡石根、高瑜、徐友漁、郝建、浦志強、吳斌、劉荻。罪名是「尋釁滋事」。
被拘者雖然不久釋放，這是一次成功的震懾。導致在中國每一個政治事件紀念日，想表達追思的人們必須極為小心謹慎，自我按奈，內心的憤懣和自發的紀念活動，擠壓為餐桌上的牢騷和平民化的宣泄。
到2014年初冬，已經有數百人權活動人士包括律師、作家、學者、記者被抓捕，人數之眾，超過以往數年。甚至北京的文化編輯徐曉女士也被帶走，中國大陸已經雷區遍佈，良知世界已經沒有人身安全，中國批評界至此基本鴉雀無聲。
第四排：獨立公民團體
直接或間接的文明政治訴求已壓制，中共當局沒有罷手。2014年，打擊目標同時對準的是中國獨立的公民團體。這是一支在界定模糊中摸索，在不斷變化的容忍範圍內，艱難生存的文明力量。
中共發布所謂「七不講」的意識形態領域通報，其中「公民社會不要講」列為第三。並將「小政府」、「大社會」和「公民社會」作為西方世界給中國設置的陷阱，必欲除之後快。當局對這支力量下手之際，這些獨立團體，如傳之行、立人圖書館等諸多並不涉獵政治敏感問題的機構，被強行關閉，很多負責人被捕、被判刑。據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披露，至少1500名持不同政見者、非政府組織成員、訪民、家庭教會成員、網際網路、大學和新聞機構人士被捕入獄。僅憲政學者、溫和的公民運動倡導者許志永的團隊，就有一百多人被抓，他本人則被判刑四年。
與之同時，當局出臺政策加緊對未判死刑的獨立機構的資金控制，海外資助則以陰謀論為由被切斷；境外非政府組織必須註冊並取得官方批准。（註：獨立NGO在中國遭遇寒冬/VOA:）據信，甚至一些臺灣赴大陸支援病區，災區的慈善團體和個體也遭到監控，抓捕或驅逐。
至此，中國羸弱的獨立的民間組織，作為站在中國政治異議群體之後的、第四排文明力量公民社會，遭遇嚴冬，重傷權力摧殘之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