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要中大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圖)

抗戰期間，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沙坪壩舊址。（網絡圖片）

提要：國立中央大學是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的最高學府，羅家倫是天生的大學校長。1932年，羅家倫發表題目為「中央大學之使命」。他認為，「創立一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學若不能負起責任來，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一個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創造，一定要趨於滅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 

偶爾看到一位南京大學的學生寫的校內日誌，讀來叫人心酸:

——1956年，北大北師大成為全國重點大學時，這所學校不是重點大學。這所大學的老校長在國家教委門前的雪地裡坐了一夜，才僥倖與北大北師大一起辦起了研究生院。

——霍金訪華的時候沒有去過這所大學，儘管他的論文中曾經數十次引用過這所大學天文、物理系發表在《science》、《nature》上的論文。

——這所大學的學生不能確定自己的母校是不是被國人尊敬。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年風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長曲欽岳先生在校廣播裡致新年賀詞和辭職聲明：「國家對教育口惠而實不至，我已身心疲憊，萬難繼續校長的工作。」學校的黨委書記因為全校帳上只剩下5萬塊錢，不得不四處借款給老師發工資。

——這所學校20年前動工興建的新校區到現在還沒有圖書館，只有一個用建築工棚組成的閱覽室。新校區裡的很多建築和景觀都是歷屆師生義務勞動建設起來的，裡面的一草一木，國家沒有投資一分錢。

上面說的這所大學就是南京大學，我的母校。她曾經是民國時期的國立中央大學，這就是她的原罪。（此處引用時對原文作了壓縮）

「這就是她的原罪」——正是帖子中的這句話引發了我對國立中央大學的興趣。當瞭解了她的短短幾十年的歷史之後才明白，原來她才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最高學府!

1932年，羅家倫就任中央大學校長。（網絡圖片）

一、羅家倫就任中央大學校長後指出：大學應該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中央大學的目標應該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等這些國立大學裡一流的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

這裡說的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而不是民國時期，是因為民國時期應當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為北洋政府時期，首都為北京；後期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首都為南京。前期中國的最高學府應當是北京大學，後期的中國最高學府才是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的近代校史肇始於1902年張之洞、劉坤一等人創辦的三江師範學堂，歷經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國立江蘇大學幾次更名。前身主流意見為南京東南大學，建校歷史一般從1915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算起。南京東南大學是20世紀20年代初在張謇、蔡元培、蔣夢麟、黃炎培等人士上書教育部後建立的。當時她是與北京大學並駕齊驅的著名綜合性大學。司徒雷登曾稱其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學府。1927年3月，北伐軍攻佔南京，6月，以國立東南大學為基礎，並入原由該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和江蘇法政大學、江蘇醫科大學及江蘇境內四所公立專門學校，在首都南京改組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5月16日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不僅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最高學府，也是整個民國時期國立大學中規模最大、系科設置最全的大學。

如蔣夢麟之於北京大學，梅貽琦之於清華大學，創建國立中央大學的關鍵人物是羅家倫。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紹興人。1914年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為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印刷傳單中的白話宣言《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在5月26日的《每週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習歷史，又轉往倫敦大學、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深造，1925年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翌年參加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黨務學校代理教育長。1928年濟南「五三」慘案發生，蔡公時等18名中國外交人員遭日軍慘殺。羅家倫時任戰地政務委員會教育處長（蔡為外交處長），受命與日軍的師團長交涉，其膽識為世人所稱道。三個月後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時，被任命為首任校長，時年僅31歲。

1932年，羅家倫35歲時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至1941年去職，任職長達10年之久。這10年，是中央大學危難深重而又發達鼎盛的10年，而羅氏便是這一時期中央大學整頓和發展的總設計師。

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可說是「受任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此時的中央大學是一個爛攤子。因為經費及學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長，以致校政無人，陷於混亂。最高當局甚為震怒，為此一度解散了中央大學，教育部派員接收中大，教員予以解聘，學生聽候甄別。羅家倫原本不想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無奈前任中央大學校長、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門力勸，「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出於愛國心，羅「不忍在國難期間，漠視艱危而不顧」，於是抱定「個人犧牲非所當惜」的勇氣，挑起了這副千斤重擔。

羅家倫能夠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固然是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同時也與他「五四」學生領袖的形象，濟南「五三」慘案善後處理中的個人魅力乃至其獨特的留學經歷有關。這樣的校長易為學生所接受。於是，中大的「易長風潮」便以羅家倫的到任而告平息。

羅是天生的大學校長。1932年10月11日，上任伊始的羅家倫在中央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題目為「中央大學之使命」。他認為，「創立一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學若不能負起責任來，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一個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創造，一定要趨於滅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 

羅家倫曾先後留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在他心目中，這些大學都是各國民族精神的體現，代表了各自「民族的靈魂」。他長校中大，志在要中大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他為中大設立的目標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這些國立大學裡的一流大學。而要負起上述使命，他認為一是要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協調在這一共同意識之中。

他以柏林大學為例，當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崙的軍事擠壓時，一代學者積極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貢獻綦大而影響深遠。在有了這樣的意識之下，羅家倫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謀中央大學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這就是首先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再進行師資、課程、設備諸方面的「充實」，以求得學校的「發展」。他預計每個時期大約需要3年，同時又辯證地提出，「在安定的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充實時期應亟謀發展；就是到了發展時期，也還應當安定。」

他為國立中央大學撰寫的校歌歌詞為：「國學堂堂，多士蹌蹌；勵學敦行，期副舉世所屬望。誠樸雄偉見學風，雍容肅穆在修養。器識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增加人類知識總量。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並從歌詞中取出「誠樸雄偉」四字作為新學風。「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它為升官發財的途徑，不作無目的的散漫動作，守著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地走去；「樸」，就是質樸和樸實，力避纖巧浮華，反對拿學問充門面，「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雄」，就是無懼無畏的氣魄，改變中華民族柔弱委靡的頹狀，善養吾浩然正氣，男子要有雄風，女生須無病態；「偉」，就是偉大崇高，力避門戶之見，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誠樸雄偉」後來被定為中央大學的校訓。

適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羅家倫激勵中央大學師生學習柏林大學前輩，「建立有機的民族文化」，保有獨立精神，復興中華民族。要引導師生回歸到學術中去，校紀就不可鬆弛，為此他採取四項措施：一是「鬧學潮就開除」，二是「鎖校門主義」，三是「大起圖書館」，四是「把學校搬到郊外」。

羅家倫本身是五四學運領袖，靠鬧學潮起家，現在卻反對學生鬧學潮，且措施極為強硬，這恐怕是他對學潮的反思所致。此舉確實耐人尋味。這讓人想起五四運動時蔡元培對學運的態度。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一向抱有「成見」，所以五四剛過，立即請辭北大校長。因為他預見到五四之後的北京大學已經難於走上「研究高深學問」的道路了：「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於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就難以滿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蔡氏對於學生運動自有一種難言之隱，既同情，也不滿。羅家倫現在反對學生鬧學潮，與蔡元培自有一致處，不過他比他的老師更強硬。其中的是非當另作別論，但在由於學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長的中大，也確是「安定」學校局面的必要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