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六歲了 已不知道該寫信給誰(圖)
李文亮去世，上海女孩街頭舉牌呼籲言論自由（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20年3月23日訊】我看到自稱十六歲的孩子在寫信。我三十六歲了，一直很想寫封信，都不知道該寫信給誰。（相關閱讀：高中生寫給杜甫的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家的長輩裡，早就沒有人能回答我的困惑。我不能給大學班主任曹老師寫信，畢竟自己也老大不小了，再寫給他，矯情。不能給初中班主任汪老師寫信，雖然她打過我，但更多的還是關心，可我覺得汪老師解答不了我如今的問題。
這種苦悶，沒有地方說，沒有地方去問。午夜情感熱線是有，人家只解答什么女朋友跟人跑了我好氣憤怎麼辦的問題，順便還把你罵一頓。我偷偷跑到李醫生的微博下面去留過言，說過心事，偷偷拿本子寫了日記，但這也緩解不了，這種苦悶歸根結底就是：要寫嗎？值得嗎？原來在社裡工作的時候，一位編輯半夜打電話來核對一個稿件細節，我問他大哥你這樣加班，值得嗎？人家估計翻了我很久的白眼。現在報應不爽，輪到問自己了：值得嗎？
2019年的數據，我國有14億人，也就是說我們有14億同胞。課本告訴我們為了中華崛起而讀書，為了億萬同胞而讀書。從小我品格一般，倒是真讀書，打完遊戲還讀書，和女孩子打完架然後還讀書。
可是幾十年下來，許多讀書的人猛然發現哎呀弄錯了，讀得越多就越錯，許許多多的可愛的大眾同胞們不需要你讀書，不需要你思考，不需要你著述，不需要你從事更高遠的精神活動。這些廣大的同胞們不需要哲人，不需要詩人，不需要作家，不需要思想者。他們只需要你對他們喊加油，對外面喊傻逼。臥槽這是多麼容易的事啊，早說啊，大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呢？
有為數眾多的人眾，他們相信大學，但是不相信知識；他們相信文憑，但是不相信文明；他們嘲笑進化論，但卻無比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能識別的好人，僅限於中學課本上認證過的好人；他們能夠識別的壞蛋，僅限於刑事犯罪人員。
你的關心，對他們而言反而成了極大的侮辱；而那些拚命侮辱他們智商的東西，他們卻打心眼裡認為是關心。他們像範廚師一樣，對高秀敏發狠，對大忽悠道謝。你給他們望遠鏡，但他們只要萬花筒。比如你認為洪水和蝗蟲來時，他們理應知道得更早些，為此大聲疾呼，以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他們卻在最底層渾渾噩噩地說：呸，那也要按程序上報。你又呼喊說並沒有這個程序，隱瞞才是違背了程序，而且有關部門也已經糾正了、澄清了，他們卻還渾渾噩噩地說呸你別有用心。
比如災情，你以為災害是這些同胞最大的痛，為此心急火燎，總怕他們有病難治，或是失崗失業。可後來你恍然大悟：在一些人的內心深處，災似乎並不是他們的痛，致死者永遠只是少數，哪怕他們根本不佔有什麼優質資源，可大概率他們也會安然無恙；禁足和封閉也不是他們最大的痛，因為大家都禁足、都封閉，包括官員和有錢人。而只有當你說這片家園尚不完美、許多地方還要改進、我們的改革還要繼續進行時，便成了他們最大的痛，他們認定你在中傷他們唯一的自豪和自尊；當你叫嚷說哎呀還有一個同胞在承受痛苦、還有一個人掉了隊時，也就成了他們最大的痛，他們認為你驚擾了他們的心情，沒有給他們唱搖籃曲。
你希望他們不要多疑、易怒，不要陰謀論。你希望他們自信、陽光、昂揚，像多寶塔一樣雄健，像蘭亭序一樣瀟灑，像自敘帖一樣豪邁。你希望同胞們結成一個優秀的族群，像我們小時候課本無數次說的那樣，屹立於世界之林，一起用中文書寫出一個民族的新生。結果他們又像範廚師那樣，撂下擀麵杖，摔了豆腐乳，踢倒泡菜壇，呵斥你到底是哪家人，收了哪家的錢了。你說你早看不上那一毛錢，他們說「呵呵那肯定是一塊錢、十塊錢！都是一樣的人，做人的差距怎麼那麼大捏？」然後回頭對大忽悠說：謝謝啊！
所以你抑鬱，苦悶，搞不清楚值不值得，只好把自己關回書房，躲藏到書裡去。茨維格說的，讀書是一些人的唯一特權。書會治癒你，那一個個偉大的頭腦，那歷代先賢，就猶如璀璨群星照臨，又像給你回血的水晶。你翻開杜甫，讀《北征》，讀《春望》，讀《潼關吏》，讀《洗兵馬》，讀到王安石在杜甫像前說的：「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你也忍不住掩書流淚，涕泗橫流。
然後你拿起筆，又要寫點什麼字，可是想起對面那渾渾噩噩的同胞，覺得無法落紙。你不知道該如何地小心翼翼走夾縫，才能不觸碰到這些大眾們易碎的玻璃心；不知道該如何地「溫和」，該如何地不「陰陽怪氣」，該如何地面面俱到，才能不傷及這些大眾敏感的神經和自尊，才能不激起這為數廣大之人的諱疾忌醫的習氣，才能讓他們明白你關心他們，希望他們健康、富庶，希望他們順遂、平安，希望他們健旺、自強。
所以你放下筆彷徨，彷徨。三十六歲，寫信都不曉得該寫給誰了。兒時不懂魯迅，後來長大了，湧上心頭的經常是他魯大爺的詩。彷徨，就像他說的：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