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洛:人為抬高洪水位以證明領袖的偉大英明(圖)
孟圓從疫情發展談1998年抗洪決策
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江澤民不採用專家分洪建議，人為壅高水位，為一個電話調動八個提供理由，並為領導戰勝百年不遇洪災取得偉大勝利做鋪墊，（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一、孟圓撰文揭露1998年抗洪決策細節
2020年3月2日孟圓在《看中國》上發表題為《從疫情發展談「王偉撞機」》的文章。文章從王偉撞機談起，談到抗洪與英雄，談到1998年抗洪決策中的一些尚未公開過的細節。根據文中的敘述，孟圓是國務院的工作人員，描寫的時間是1998年8月6日到7日，地點是河北省的北戴河。每年夏天中共中央領導人在這裡休假、聚會，人稱舉行北戴河會議。現將孟圓的相關章節摘錄在下，文章中的99應該是1998年，可能是筆誤：
「99年夏天，我正好在北戴河的國務院駐地。長江水位很高。朱總理冒著大雨坐飛機從北京趕到山海關機場，總理為了防洪問題，連自己的安危都顧不上了。他又馬上冒著大雨從高速上趕到北戴河駐地。連夜召開工作會議，與全國最權威的水利專家商討洪水問題。專家們提出一致意見：必須分洪！刻不容緩，這樣才能把損失最小化。」
……
「朱總理吃早飯從不耽誤時間，雞蛋一口就吞進去，咽得直瞪眼，牛奶一口氣喝完。出門走馬路牙，因為直線快。他那天吃完早飯就直奔中直機關駐地，就是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的夏季行宮，匯報工作會議情況，向黨總書記江澤民請示‘最高指示’。」
……
「他做了那麼多工作，結果得到的指示就一句話‘嚴防死守’」。
從孟圓的回憶中可以看到，朱鎔基從北京趕到北戴河，連夜召開工作會議，與全國最權威的水利專家商討洪水問題。專家們提出一致意見：必須分洪！刻不容緩，這樣才能把損失最小化。而江澤民不同意分洪，而要求嚴防死守。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看原文，網址為：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3/01/924696.html。
二、1998年夏季的長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災情」
筆者曾撰文分析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決策，得到的結論是：
第一、1998年夏季的長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災情」；
第二、原因是不按照長江防洪方案分洪減災；
第三、長江「前線」是朝鮮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軍隊調動；
第四、長江抗洪成為政治道具。
1998年汛期長江發生洪水，中國的新聞媒體按照宣傳部門的「統一口徑」把這次洪水說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騰訊新聞網》記錄道：「1998年的這場洪水，是罕見的全國範圍，全流域的大洪水，洪水持續之間之長，洪峰水位之高均為歷史罕見，災難對流域範圍居民的生命財產都產生了巨大威脅。而媒體對災害的大力報導，第一次讓全體中國人在災難面前有了相戚與共，血濃於水的感受。」
但實際上許多水利專家卻認為，這場洪水其實並不算大，與歷史記錄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卻意外地出現了「高水位、重災情」，包括原水利部部長楊振懷。
衡量一場洪水大小的重要標準是最大洪峰流量。1998年長江宜昌水文站觀察到的長江最大流量是8月16日出現的63,600立方米／秒，小於1954年該站的最大洪水流量。
根據歷史上的長江洪水數據計算：
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為60,300立方米／秒；
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為72,300立方米／秒；
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為83,700立方米／秒；
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是98,800立方米／秒；
超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則為115,000立方米／秒。
這些數據顯示，1998年長江洪水期內最大洪峰流量介乎於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間，科技人員正是據此認為1998年的長江洪水屬於「小洪水」。
但是1998年長江中下游的河道卻出現了罕見的高水位，特別是荊江、沙市地段出現了45.22米的高水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還高出0.55米。正是這「高水位」造成了1998年的重大災情。
三、為什麼專家們建議必須分洪？
根據孟圓的回憶，朱鎔基連夜召開工作會議，與全國最權威的水利專家商討洪水問題。專家們提出一致意見：必須分洪！刻不容緩，這樣才能把損失最小化。
為什麼專家們建議必須分洪？
應對自然災害，必須要有預案，就是預先對可能出現的各種災情做出不同應對的措施。特別是長江防洪事涉全局，也關係到沿江各省市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利益，需要多方面協調，為了防止在抗洪的緊急關頭因各方利益之間的矛盾而造成決策失誤或延誤時機，國務院專門制定了長江防洪計畫。制定長江防洪計畫的主要依據是來自1954年的抗洪經驗。
國務院1985年第79號文件批轉《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中明確規定：「當沙市達到44.67米（爭取45米），預計將繼續上漲時，即開啟荊江分洪區北閘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
專家們建議必須分洪，依據就是《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
四、1954年的分洪效果
在1954年洪水過程中，荊江分洪工程三次開閘分洪。
第一次開閘分洪時間是在7月22日2時至7月27日13時10分，最大分洪流量是每秒約6700立方米，降低沙市最高水位約0.47米，實際出現的最高水位為44.38米，如不分洪沙市水位將達44.85米。
第二次開閘分洪時間是7月29日6時13分至8月1日15時55分，最大分洪流量每秒6900立方米，降低沙市水位0.64米，實際最高水位44.39米，如不分洪沙市水位將達45.03米。
第三次開閘分洪時間是8月1日21時40分至8月22日7時50分，持續時間21天半，最大分洪流量每秒7700立方米，降低沙市水位0.96米，實際最高水位44.67米，如不分洪沙市水位將達45.63米。
荊江分洪區三次累計分洪總量122.56億立方米，最大降低沙市水位0.96米，分洪效果顯著。利用分洪區分洪，減輕洪水危害，是世界各國在防洪抗險中最常採用的措施。
1998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為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的44.67米還高出0.55米，這是沒有分洪的結果。如果1998年洪水過程中採納專家的意見，刻不容緩採取分洪措施，假設分洪效果和1954年一樣，最大降低沙市水位0.96米，那麼1998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為44.26米，那就是另外一個防洪抗洪的形勢，就沒有調動幾十萬解放軍的必要，也就沒有江澤民指揮千軍萬馬的領袖風範。
很多人不知道，1999年在長江流域又發生了僅次於1954年和1998年的洪水。1999年7月中旬，沙市出現了44.74米的洪水位，這一水位也超過了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但是這一年長江兩岸靜悄悄，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已經事先主動放棄了許多圍垸和分蓄洪區，結果順利通過分洪緩解了水情。再說，江澤民也已經牢牢掌握了軍權，沒有再一個電話調八個正規師的必要。
五、1998年湖北省已經做好分洪準備
在朱鎔基召開工作會議，與全國最權威的水利專家商討應對洪水問題時，湖北省已經做好分洪準備。
1998年８月5日午夜子時，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得知，長江第四個洪峰將在８月6日到達宜昌，預計到達沙市時的最高水位可能高達44.95米，遠遠超過國務院制定的動用荊江分洪區的沙市水位44.67米。
當時湖北省委書記賈志傑和省長蔣祝平達成共識，按照《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的規定，準備開啟荊江分洪區北閘分洪。一方面命令荊江分洪工程所在的公安縣做好居民撤出的準備，一方面於８月６日上午再召集一次水利專家會議，聽一聽專家們的意見。８月６日上午，沙市的水位達到44.6８米，已經超過分洪水位１厘米。在聽取了專家的意見後，於８月６日中午12時，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向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準備啟動荊江分蓄洪區應對洪水，預計分洪時間是在８月7日中午12時。賈志傑和蔣祝平在報告上都簽了字。
1998年8月6日下午1時30分，湖北省公安縣政府接到湖北省抗旱防汛指揮部的命令，公安縣分洪區920平方公里的地區（即荊江分洪區）準備放閘蓄洪，將分洪區內的全部人口從8月6日晚8時至8月7日中午12時轉移到安全地帶。於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全縣52萬居民均按照命令轉移，為分蓄洪作好了準備。當時，公安民警、幹部和解放軍組隊對居民點進行「拉網式」清查，不允許留一個人在分洪區內；同時管制了通往分洪區的所有通道，不讓任何人再進入。此後，在8月12日和8月16日荊江分洪區又兩次做好了分洪準備。
可以說，萬事具備，就等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批准。而朱鎔基還需要向總書記江澤民跪請‘最高指示’。
六、江澤民一個電話調動正規軍八個師
湖北省委書記賈志傑和省長蔣祝平是同時上黨中央、國務院和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在朱鎔基接到湖北省委書記賈志傑和省長蔣祝平報告的同時，江澤民也收到了這個報告。在朱鎔基連夜召開工作會議，與全國最權威的水利專家商討如何應付洪水問題的時候，江澤民正在給軍委副主席張萬年等下達命令。
８月６日晚，江澤民給軍委副主席張萬年打電話，命令調動三軍將士立即上長江大堤嚴防死守。
張萬年在接到江澤民的電話後立即給總參謀部下達命令：廣州戰區、濟南戰區、南京戰區的部隊迅速調往長江抗洪搶險。按照江主席的命令最近關於防汛抗洪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圍繞三個確保，統一指揮好長江中下游地區搶險救災部隊的行動。
軍委副主席遲浩田指示：參加抗洪的部隊既要發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又要注意充分準備，周密組織。
總參謀長傅全有命令：長江防洪形勢嚴峻，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要堅決執行江主席的的命令。認真貫徹落實中央軍委的部署，做好充分準備，保證一聲令下，立即出動，按時到位，堅決圓滿完成任務。總參機關要加強值班，及時掌握情況，切實履行職能。
８月６日晚江澤民的一個電話，最早到達長江抗洪一線是南京戰區部隊的將士，他們已經從4、5月份開始「埋伏」在那裡了；其次是空降部隊，直接投至長江荊江地區；
廣州戰區的部隊在將軍的帶領下攜帶武器裝備北上了；濟南戰區的部隊在將軍的帶領下也攜帶武器裝備南下了；空軍將士趕到長江大堤；海軍將士趕到長江大堤；二炮部隊趕到長江大堤；武警部隊趕到長江大堤；軍事院校的師生趕到長江大堤。
中國軍隊十多個集團軍、近百個師團、上百萬將士、民兵預備隊投入了所謂的抗擊「百年不遇」的長江洪水的戰鬥。軍隊調用了5800多部軍車，860多艘舟艇甚至60多架飛機參加了抗洪。鐵路部門給予最大的支援，用火車把戰士和重武器裝備都運到長江抗洪第一線。有報導說，共有幾百萬人投入了這場嚴防死守的戰鬥。
在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從未有過這麼多的正規軍和民兵預備隊參加一場抗洪活動。參加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的總兵力為渡江戰役以來的最大一次。趕到長江大堤向江澤民表示效忠的有100多名將軍，他們中間有廣州軍區司令員陶伯鈞、政委史玉孝，南京軍區司令員陳炳德、政委方祖歧、副司令員董萬瑞，濟南軍區政委徐才厚，武警部隊司令員楊國屏、政委徐永清等等。
8月13日上午，江澤民在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和軍委副主席張萬年的陪同下從北戴河乘飛機前往沙市。一上飛機，江澤民就儼然像個拿破崙，打開地圖，聽取張萬年的關於部隊的兵力部署。其實江澤民對於部隊、對於部隊的首長知之不多。來的記住了，不來的更記住了。8月13日下午5時，江澤民攜帶眾將軍來到長江洪湖大堤。張萬年回憶道：「‘總書記來看望我們啦！’頓時，大堤上的軍民們歡聲雷動。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震撼人心的宏大場面：一幅幅巨型標語佈滿大堤上下，一袋袋沙石築起的堅固堤防巍然屹立，一面面不同歷史時期英雄團隊的軍旗迎風招展，一隊隊身穿迷彩軍服和橘紅色救生衣的官兵整齊列隊……」。
在幾天後的一次軍委會議上，江澤民談到此次調兵時情緒特別興奮，有點失控。他站起來揮舞著手臂說：「6日晚上，我一個電話就上去了八個師，空中、鐵路、公路摩托化齊開進。的確有一場特殊戰爭的感覺。說明我們這支隊伍，只要黨中央、中央軍委一聲令下，不但能開得出，走得動，而且能守得住，打得贏，是黨和人民可以放心的偉大軍隊。」
「我一個電話就上去了八個師！」這是何等的「權威」！據說當年趙紫陽總書記連調動一個排兵力的權力都沒有。通過1998年長江洪水的大調兵，江澤民檢驗了部隊對他的服從度和忠誠度，從此牢牢掌握對軍隊的控制權，直到習近平利用反腐敗，拿下郭伯雄、徐才厚等，才把對軍隊的控制權奪了過去。徐才厚就是在1998年抗洪過程中脫穎而出，得到江澤民重用的。江澤民對徐才厚的考試也是十分特別。徐才厚帶濟南戰區的部隊來到長江前線，部隊馬上並入別的系列，歸別人指揮，徐才厚毫無怨言，堅決服從命令。不久濟南戰軍接到軍委命令，洪水形勢有所緩解，徐才厚可以帶部隊返回。部隊坐上火車往山東開，軍委又下命令，要求徐才厚帶部隊返回長江抗洪第一線。徐才厚也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了軍委的命令，深得江澤民的青睞。
當朱鎔基在8月7日早晨匆匆吃完早飯趕到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的夏季行宮，向黨總書記江澤民跪請 ‘最高指示’，得到的聖旨是：嚴防死守。此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幾萬官兵已經或者正在趕往長江抗洪一線的路上。
七、江澤民領導戰勝「百年不遇洪災取得偉大勝利」
在抗洪期間，江澤民做了四個十分煽情的講話，第一次是1998年8月14日在湖北視察長江抗洪搶險工作時的講話，第二次是9月4日在江西視察長江抗洪搶險工作時的講話，第三次是9月28日在全國抗洪搶險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第四次是10月8日在全軍抗洪搶險慶功表彰大會上的講話。在第四次講話中江澤民說：「在這場偉大鬥爭中，我軍充分展示出堅決聽從黨的指揮，視人民利益重於一切的高度政治覺悟。在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緊要關頭，黨中央、中央軍委一聲令下，各部隊雷厲風行，廣大官兵奮勇奔赴抗洪搶險前線。有些官兵面臨部隊調整精簡和個人進退去留，或即將轉業退伍，但都踴躍加入抗洪鬥爭的行列；有些官兵家在災區，有的親人遇難，但他們舍小家顧大家，日夜堅守在抗洪一線；還有不少官兵或推遲婚期、或中斷休假、或帶著病痛，全身心地扑在抗洪搶險上。他們心裏想的是人民群眾的安危和國家財產的安全，把個人的利益拋在腦後，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真正做到了無私奉獻。這是一種多麼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思想情操！廣大官兵立下的「人在堤在，誓與大堤共存亡」的豪邁誓言，生動地體現了他們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赤膽忠心。高建成、李向群、楊德勝等二十六名同志英勇犧牲，用生命譜寫了壯麗的人生凱歌，他們的英名將永遠銘記在人民的心中！」
回到孟圓的文章。
孟圓寫道:「我們已經被忽悠了幾十年了，別再忽悠了。本來在中國歷史上，拯救大兵瑞恩那樣的事在漢朝就有。大漢文化注重仁孝，以漢文化為基礎的中華文化具備世界最高尚的價值觀。尊重自然，珍惜生命。古代，只有敵人真的入侵了，中原才會迎戰，只有敵人總是入侵，我們才把入侵者趕到土耳其。中國人從來不去主動出擊。將士戰死沙場，那叫陣亡——在兩軍對陣中死亡了。現在這些年，動不動就是犧牲，提倡什麼犧牲精神。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珍貴的，哪怕是小人物。為什麼要讓人犧牲？犧牲是什麼？牛字旁！古代根本不是講人的事，是講用牛羊牲畜來祭祀神明。」
「現在這位飛行員之類的人，都沒有戰爭、沒有對陣就上趕著去死了，不能叫陣亡，只能叫犧牲了——用他的命祭了中國軍隊的技術。我不相信他是自己決定要採取自殺行動的。即使沒有上級的明確指令，也是個平時就被這種教育洗腦的人。因為我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是要像「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樣，要犧牲少年兒童的生命，保護生產隊的羊。人命還沒羊命珍貴。所以現在有人才會覺得拿人命換連生命都沒有的飛機是對的。作為個人，我同情他的父母。父母養他一場，他就這麼沒了。但作為他的職業，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
孟圓接著說：「我講的不是政治，是文化和價值觀。而您是在講政治，所以才把別人的話理解為政治。我再跟您扯兩句。我從來沒有攻擊過王偉，我說的是讓他這樣做的背後原因或人我不同意。道理很簡單，人的生命比技術珍貴的多。如果為了維護技術，美軍飛行員是不是可以飛進南中國海，跟王偉一樣採取自殺行動呢？所以中國得到美國飛機，不只是因為王偉撞機，也因為美軍飛行員不自殺。那是不是美國飛行員貪生怕死呢？也不是。當年，為了保護中國的百姓，飛虎隊的年青人鮮血灑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作為外國人，來保護中國人的生命，都沒惜命。為什麼不保護本國的飛機呢？因為飛機不是人命。」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我們會在電視裡看到戰士們手挽手站在滔滔洪水裡，用自己的身體來做堤壩。媒體可以對這些戰士進行煽情的報導。這些戰士也真的很苦。可是他們本不必做這麼危險的事。而且人牆堤壩能頂多長時間？洪水擋不住造成的決堤，那後果和人工分洪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啊，每當有人要把那些戰士當作英雄來讚美，我心裏真的很難過。他們在中共統治者眼裡只是任意擺佈的棋子，隨時可以變成炮灰，來換取中共需要的物質財富、技術和所謂的穩定。現在，武漢疫情因為被中共掩蓋，造成大爆發。控制不住了又讓軍隊去維穩，軍隊又不是醫生，怎麼跟病毒作戰？結果只能是得不到救治的百姓被鎮壓，軍人自己也得上病。」
謝謝孟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