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辦大事」不一定能「辦好事」(圖)
集中力量「辦大事」不一定能「辦好事」（圖片來源: 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2月24日讯】人類與冠狀病毒性肺炎正在進行殊死的抗爭，中國官方大肆宣傳其制度優勢，也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們相信這是人類對付災難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而不少人的想法則正好相反，他們認為正是中國目前施行的這樣一種權力絕對集中於一個領導人的極權制度，將本可以早解決的問題拖成大問題，這不僅沒有體現中國制度的優勢，而恰恰是這個制度的一個軟肋。正是這種信息極端不透明、政府官員層層推諉等待最高層決策的制度，貽誤了早期制止瘟疫蔓延的時機，以致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從更深一層看，這個制度的劣勢不僅僅表現它在應對突發性災難發生時，社會信息缺失和官方反應滯後，從而加重了社會的損失；即使在災難展開之後，被許多人盲目稱道的那種最高領導人一聲令下，全社會不惜一切代價、採用一刀切的應對災難的方式同樣也會產生巨大的社會代價，這實在難以看成是一種優勢。在針對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所採取的措施，包括強行進行社區的隔離，對部分城市封城，鼓勵其他地區堵截湖北居民等等，這些超乎尋常的措施的必要性和科學性都值得認真審視。
由於中國現有的從上到下任命官員的制度，任何需要從上到下強制推行的政策措施，看似具有執行效率，但是這種執行效率本身並不能保證這些政策本身的正確性。相反，即使了解真實的情況，下級官員既不敢公開批評上級決策的弊端，也不敢將執行過程中發現的問題進行客觀反饋，官員們向上報告的都是決策者願意聽到的正面信息，因為只有這樣才不致於因為觸犯了最高決策者而遭受可能的整肅，這樣一種封閉的信息自循環系統不具備對現有決策進行糾錯的能力，而只會放大最高決策者現有的錯誤。
由此帶來的一個明顯後果是：對於錯誤的決策，執行得越有效率，導致的社會成本就會越高。例如，對疫情中的武漢進行封城和阻斷交通，帶來了許多預想不到的而且很可能是不必要的負面效果，這些一聲令下便雷厲風行地貫徹執行的措施，不僅導致醫務人員無法到醫院救治病人，更導致了許多病人無法到醫院去看病，以至於出現了重病患者倒斃街頭和在家中坐以待斃的慘象。有人輕鬆地將此說成是一種為了大局必不可少的犧牲，但是這些人無法證明上述代價的必不可少，他們也根本無權讓普通民眾以生命作為代價來為這種所謂的制度優越性背書。
通過極權的方式進行決策的另一個後果是，最高統治者通常沈醉於大權在手，號令九州的帝王氣派，全然不顧決策的成本，本來可以花一元錢辦成的事情，他可以大筆一揮，用一百元去辦，這樣的決策，縱使把事辦成了，但是高昂的成本卻是仍然需要社會和民眾來承受的。例如，是為了體現制度的優勢不計成本地快速修建兩所全新的醫院，還是應該利用或者改造現有設施改建醫院？是一刀切的阻斷交通阻礙社會經濟的暢通，還是採用其他措施定向地進行交通控制等等，這些都是應該可以討論的。
筆者最為擔心的後果是，通過極權制度，通過最高領導一人獨斷，然後通過整個社會進行極為誇張的整齊劃一的執行，這些動作實際上都在鼓勵社會進一步地以集體利益的名義消滅社會個體的自由，縱容和支持各級政府官員們任意地擴大自己的權力邊界。最近頻繁出現執政者當眾毆打不帶口罩的市民，強迫市民擡著麻將桌遊街示眾等，所有這一切都在將極權社會層層統治者的威權推向極致。在我看來，對極權優勢的宣傳目的在於進一步的極權，而這些恰恰是中國人民應該十分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