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複製崇禎命運?全都趕上鼠疫、瘟疫。(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這兩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勸習近平抛棄中共,回頭是岸,並拿習近平與崇禎作比較。崇禎在歷史上的評價並不算壞,但很多人認為他志大才疏。前幾年爲數不少的人對習近平寄託著希望,覺得他是個精明強幹的領袖。崇禎皇帝也是意外當上了皇帝,雷厲風行地清除了宦官專政,曾一度被當作聰明有為的中興之主。然而崇禎與小習在治理國家、從事外交方面都被認為是一塌糊塗。
除此之外,崇禎為帝時,瘟疫和其它天災不斷,農民起義不斷。崇禎年間,明朝統治區域內許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禎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場連一場。如今,中共肺炎來勢洶洶,去年豬瘟、鼠疫不斷,更讓人感到習近平和崇禎命運的相似。
有些人雖然不認為一個朝代滅亡前,各種災難降臨的啓示,但縱觀歷史,包括旱、水、蟲、風、地震等往往對人類和人類的歷史起著關鍵的作用,在人間的社會、秩序、社會變動與重大事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崇禎一朝,災禍有多嚴重?讓我們看看歷史的記載。
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現疫情。萬曆《山西通志》記載這年垣曲、陽城、沁水大疫,「道殣相望」。高平、遼州大疫,「死者甚多」。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現旱災,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東南地區流行。沁州沁源縣城中僅數百家,但由於「歲荒,斗米錢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計其數」。
崇禎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黃河的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社會不安定,自然災害交加,興縣就出現了疫病,「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之為空。」靠近興縣的臨晉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兩月之間。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衛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弔問絕跡,歲大飢」。南部的稷山縣也出現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禎十六、十七兩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渾源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甚有死滅門者」。崇禎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靈邱縣「瘟疫盛作,死者過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弔問,有闔家死絕不敢葬者」。
河南地區。河南內黃縣《荒年志碑》記述了黃河兩岸崇禎十三年「風大作,麥死無遺,有家無人。食糠榆皮,受飢者面黃身腫,生瘟疫,死者過半」。崇禎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內黃縣一帶家家遭瘟,人死七分。當時有地無人,有人無牛,地遂荒蕪,偃師縣「春大疫,死者枕藉」。閿鄉縣春天飢荒大疫。陽武縣「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春大疫,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商水縣「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無數。初猶棺斂,繼買薄卷,後則闔門皆死,竟無一人能斂者。至六月間,街少人跡,但聞蠅聲薨薨而已」(順治《商水縣志》)。這些地區的疫病十分劇烈,挨家挨戶傳染,一批又一批地死人,連棺材也來不及製作,馬路上嚇得連行人也沒有。
河北京津地區,崇禎十三年後也是大疫流行。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河間府有大疫出現。大名府「瘟疫傳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繼續有所發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傳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禎十四年。當年春天無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順德府由於連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無數」。廣平府、真定府、順天府均出現大疫,並於這年七月疫病傳進了京師。
江蘇吳江曾遭到連續二次的大疫襲擊,崇禎辛巳年(1641年)吳江突然大疫流行。這場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計其數,死亡率之高令人驚訝。有一大戶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幾天裡全家數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後全部不治身死。《吳江志》稱:「闔門相枕藉,死無遺類者。」這種高死亡率的疫病當時人十分少見,只覺得「偶觸其氣」必死無疑。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僅隔三年,吳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狀是口中不時噴血,噴血後不久就斃命不起。吳江城內死掉的人在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甚至一條巷內的居民全部得了這種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絕,一個活的也沒留下。這場大疫持續了一個多月,奪走了大量吳江人的性命。
崇禎十六年,順天府通州於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康熙《通州志》)。京師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見則死,至有滅門者」。保定府處於京師南約200多里,這年「郡屬大疫」,其中雄縣的瘟疫最為嚴重,「人心驚畏,弔問之禮幾廢」。疫病蔓延進京師是在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這場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萬人的死亡。
據吳震方《花村談往》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師內外疫病流行進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論貴賤長幼,得了這種病很快就會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來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滿,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數千,很多人死了連病名都還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與客人對談,舉茶打恭行禮,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萊拜訪客人急急趕回來,剛進室內就死去。
宜興吳彥升受命為溫州通判,剛想登船去上任,一個僕人就死了,另一僕人去買棺材,很久還未回來,趕去一看,這個僕人已經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個旅館住宿的朋友鮑某勸吳某搬遷到另一個旅館,鮑某先背負行李到新居,吳某稍微落後一會趕來,他看見鮑某已死在新居裡。吳某趕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
金吾錢晉民陪同客人飲酒,話還未說完就斷了氣,過了一會兒,他的妻子及婢女僕輩在短時間內死了15個人。又有兩個同伴騎著馬趕路,後面的人先說話,前面的人答了話,後面的人再說話,前面的人已經死在馬鞍上,手裡的馬鞭還在高高揚起。沿街小戶人家死的人更是無法計算,街道上已經沒有人在閑談、散步了。死的人實在太多,很多人連棺木都設有,因為棺材店來不及趕製。根據官方計數,九扇城門抬出的死者有20餘萬人。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談到京師的鼠疫時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所談和吳震芳的記述完全符合。
與京師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襲,不過已是崇禎十七年了。駱養性談到:「上天將災害降臨人間,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傳染到達頂峰。感染疫病者時間長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時間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經死了。天津城內每天就有好幾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個活的。這種病一戶挨著一戶傳染,沒有一戶能倖免的。只要有一個人得了病,就會傳給全家人。這病在天津城內已經傳播了有二個月,引起了重大喪亡,至九月達到高潮,城內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現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處都是棺材,耳朵聽到的都是哀號之聲,人們個個都是悲涼惶恐。」
不僅是百姓,連崇禎帝最後的結局都讓人不勝唏噓。他曾經有過機會,可是,一次次的,他沒能把握住。歷史,給人的教訓是深刻的,但是,也總是有人不能從中汲取教訓。
説到民衆,疫情給人們帶來的是悲涼惶恐,然而又有一個問題是,那些活下來的人是甚麽樣的人?他們為甚麽能在疫情中活下來?面對災難,我們怎麽能活下來?或許,不麻木,保持清醒,用心傾聽周圍勸誡的聲音,心懷善念,將是人的希望。這樣,或許在災禍中,上天還會向善良的人伸出救度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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