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虎難下 六四前中共高層誤用興奮劑(圖)
19日宣布戒嚴後，喬石告訴趙紫陽，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網絡圖片）
按：19日宣布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5月21日，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
四、決定戒嚴和武力鎮壓
接著我談一下關於戒嚴和「六四」鎮壓的問題。學生在和政府對話完全失望以後，決定乘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期間，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他們認為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藉口。
我得此信息後，便於5月13日借同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談話。大意是這樣：大學生如果有什麼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干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們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藉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的各大報都發表了。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5月13日下午組織了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從這天起，學生們佔據天安門廣場，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發生。
學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捲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學生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離。當時學生帶有很大自發性。雖然現場成立了指揮部，但沒有哪一個頭頭能做出冷靜的決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麼權威性。現場指揮部頻頻更換領導人，誰的聲音大、鼓動性強，就按誰的辦。我們曾向學生領袖做工作，發動校領導、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沒有什麼作用。
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5月16日夜，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其實我當時就感到時至今日發這篇講話並不會結束學生絕食的，因為學生絕食，最為強烈的要求是改變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我感覺這個問題已經到了沒辦法繞開的時候了。這個結子不解開，沒有辦法使學生停止絕食，開展對話。而如果學生絕食的情況拖延下去，將會發生極為嚴重甚至無法預計的後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論定性的問題。李鵬當即表示反對，他說4･26社論的定性是按鄧的原話寫的，不能動。我反駁他說，4･26社論是按4月24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鄧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論將傷害小平。我說可以想辦法做到不傷害他，這件事應當由常委集體承擔。我還說，我去朝鮮時曾發電報同意鄧的決策，所以我對4･26社論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准的。李鵬竟然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因而修改4･26社論沒有談得下去。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17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大意是：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4･26社論定性上。4･26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鬆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
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指責我在亞銀的講話。過去他們實質上反對，但是沒有這樣公開說過，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從兩人對我毫無顧忌的攻擊，可以看出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經有了默契。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鄧講完後，我就表示：有個決策當然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李鵬在會上還提出，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泄漏出去，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我就反問他：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什麼根據？他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鄧是否又留下他們談了什麼問題，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裡召關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尚昆針對我的話說，現在不能提這樣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動，就是說，我這個總書記不能動。我的辭職信送到中辦秘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尚昆說，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將使形勢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勸告，18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秘書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這裡我想說一下，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什麼三票二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就那麼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什麼正式常委投票。在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志，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鄧器重的像李一氓這樣的老同志。所以我5月18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作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五月十八日
這是在鄧家裡5月17日開了決定戒嚴的常委會後，我給他寫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在5月17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開始李鵬說他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他又趕來了，原來是他聽說我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5月19日拂曉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也是這樣。他反對我去，並且還要中辦阻止我去。我感到這麼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別的人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他看我態度堅決，沒法阻止，才改變了主意。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
我當時對學生除表示慰問外，即席講了一些話，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了。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繼續絕食下去，甚至死幾個人，他們也會無動於衷的。
所以覺得年輕學生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當時年輕學生並沒有領會我的這一篇講話，他們更不會想到他們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當然，我對學生的這篇講話後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從5月17日在鄧家開會後，李鵬等人的行動有許多很不正常。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前面。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從5月17日晚到19日，有關戒嚴的事什麼情況也沒告訴我。19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了電視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來當天晚上召開宣布戒嚴大會的通知和他的講話稿，要我主持會議並講話，但對這個會如何開，在哪裡開，什麼人參加，還有什麼內容等等，事先什麼也沒向我說。而他的講話稿竟然寫著，「5月4日以後學潮嚴重升級」。後來可能他們感到這個說法指我5月4日講話太明顯了，報紙發表時改為「五月初以後學潮升級」。這就公開指責學潮是我的《「五四」講話》造成的。李鵬還向國務院各國務委員傳達說我犯了錯誤。當晚召開宣布戒嚴大會之前還開了個小會，所有這一切使我感到實際上我已經被排斥在決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時決定的，我到現在也不知道。17日在鄧家討論決定戒嚴，雖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鄧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但開會後幾天的情況，實際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邊了。李鵬當時摸到這個底了，所以到醫院去，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說人事變動會被動。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當晚出席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當時，天安門聲援絕食的群眾大為減少，絕食也改為靜坐抗議。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學生回到校園，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部分是外地臨時來的學生。
19日宣布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天。
5月21日，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如果不是鄧一再督促，並且決定調更多的軍隊來京，這場大悲劇也許可以避免。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湧在街上，湧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我當時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5月21日，我找閻明復談了我的這個想法，請他轉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這之前，彭沖找我談過，他說萬里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贊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
21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裡。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吳學謙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據說李鵬又給萬里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可能是請示了鄧，所以萬里未能及時回國。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份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畫，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裡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