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安門到香港 但香港不是悲劇！(圖)

香港「反送中」遊行中的「黃雨傘」（圖片來源：中央社圖fl11fl）

【看中國2019年6月26日訊】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30週年。從倫敦到悉尼，從多倫多到波士頓，從紐約到東京，從臺北到巴黎，世界各地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講座、研討會、記錄片、音樂會、雕塑、展覽、集會遊行、出版書籍，香港更有18萬人參加維園燭光晚會，上了《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全球主流媒體也傾力報導，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持續關注，這是過去30年間相當罕見的。

原因不僅在於天安門屠殺本身的慘烈，也不僅在於30這個整數年。更重要的是，天安門沒有結束。

每到六四前後，天安門戒備森嚴，天安門母親被失蹤、被剝奪悼念孩子的權利。六四死難者的親人們有些抱憾離世，有的甚至絕望自殺。諾獎得主、「四君子」之一的劉曉波屢次入獄，並死於監禁之中，這已勝過納粹一籌：在獄中的記者奧西茨基獲得諾獎之後，納粹政府迫於壓力將他轉送醫院治療，並在半年後釋放。

天安門沒有結束，中共的人權記錄一直在全球最差之列，對人權的迫害變本加厲。網禁更加森嚴，知識份子被消聲，民間機構紛紛被關閉，冤獄遍地，腐敗橫行。大量的維權人士、異議人士、宗教人士被投入監獄或被失蹤，教堂被拆毀，十字架被焚燒，強制拆遷導致無數人失去家園、甚至家破人亡。2009年以來，為了抗議中共對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權的殘酷迫害，150多名藏人自焚，這是無比慘烈的一幕，是人類史上永遠的傷口。200萬維吾爾和哈薩克人，在沒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況下，被強行關入集中營，被洗腦、受酷刑、被強迫放棄信仰，並有越來越多的被關押者被強姦和酷刑致死，這是今天仍在肆虐的、21世紀最大的人權災難。

天安門沒有結束，中國比1989年離民主更遠。習近平修改憲法、大搞個人崇拜，把共產黨的集體獨裁變成了個人獨裁。中共運用先進的數據技術、監控設備、網際網路科技、生物識別技術和人工智慧，建立起史無前例的「高科技極權體制」。尤有進者，中共開始向外輸出專制模式，文化滲透，收買媒體，經濟統戰，玩弄聯合國人權機制，操控外國政治，甚至從事跨境綁架。

而今天的香港，正是天安門沒有結束、中共專制仍在橫行的最好的例子。

1989年5月28日，150萬港人上街聲援天安門民主運動，不論遊行人數還是全民參與率，都創下歷史記錄。2019年6月9日，100多萬香港人再次上街，卻是為了捍衛自己岌岌可危的法治和自由。6月16日，更有200萬（200萬01人，這01人是為了紀念遊行前夜犧牲的梁先生）港人身穿黑衣上街，刷新了遊行人數和全民參與率的歷史記錄，恐怕也是世界記錄。2019，天安門和香港均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中英聯合聲明》發布不到5年，六四屠殺發生。把自由香港交到一個劊子手政權手裡，這件事全世界竟然幾乎沒有人質疑。六四屠殺之後僅僅8年，1997年7月1日，中共建黨76週年的日子，香港的主權被中共接管。這一出被演成喜劇的悲劇，恐怕也注定了日後香港命運的曲折和抗爭的艱難。

過去幾十年來，我們見證了一部歷史悲劇：天安門如何從抗爭的百萬人潮、民主女神帶來的希望，變成了槍聲四起、鮮血橫流；中共又如何從屠殺之後的全球譴責和制裁中站穩腳跟、日益壯大，成為對全球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脅，並把天安門變成了「屠殺有理、鎮壓有效、凶手免責」的象徵。

過去幾十年來，我們也見證了另一部政治痛史：一個自由度全球領先的東方之珠香港，如何被交到全球最大的專制政權手裡，又如何一點點地被侵蝕、蹂躪，而全世界竟然眼睜睜地看著香港的自由被剝奪、民主被壓制、而獨立司法也岌岌可危！

中共為什麼要扼殺香港？

因為香港有自由。成熟的公民社會，開放的市場，良好的市民教育，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結社自由與宗教信仰自由，獨立而專業的司法體系，都足令港人自豪。「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不僅是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自由口岸，也是世界知名的信息中心、新聞出版中心、電影工廠和文化中心。

自由是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尤其當鄰居的自由受到剝奪的時候。中國南方一些省份一度可以直接收看香港節目，香港的音樂和電影給了中國大陸無數青年人以思想的啟蒙，中國不能報導的新聞在香港報導，中國不能出版的大量著作在香港出版，中國禁止的書籍、雜誌、電影從香港購買，在中國無法召開的會議在香港召開。

從清末開始，香港就有著「革命」基地和「顛覆」基地的傳統。有論者（林滴藍）稱，「香港這個看似是彈丸之地的小城市，每次中國有大事發生，必有香港這個小孩插手其中，清末革命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亦如是。坦白說，假如過去一百多年沒有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中國近代史可能便要就地改寫。」近三十年來，香港對中國民主運動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以八九民運為例，港媒連篇累牘的報導，源源不斷的送來帳篷、各種物資和捐款，傳授運動經驗，「民主歌聲獻中華」接力音樂會，百萬人遊行，支聯會的成立以及屠殺之後的黃雀行動，每年一次大規模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等，港人對中國民主運動可以說是恩重如山。之後又有聲援劉曉波和天安門母親，聲援趙連海和結石寶寶，要求調查李旺陽死亡的真相，聲援維權律師，聲援因言獲罪的記者作家，根本無法數清香港有多少次、有多少人為了中國的人權而上街吶喊……港人一直用自己的自由為大陸那些被殺戮者、被囚禁者和被消音者發聲。甚至可以說，香港是當今世界唯一一個大規模、有組織和公開反抗中共暴政的地方。

1997年之後，共產黨先是遮遮掩掩，後來便凶相畢露。中共高官多次公開叫囂，「不容許香港在民主的幌子下，變成顛覆大陸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地」（周南）。2003年企圖推行23條立法，2012年準備推行國民教育；之後，對香港的控制加快了腳步：2014年6月10日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實際上撕毀了一國兩制；進而鎮壓雨傘運動、推行一地兩檢、剝奪議員資格、取締香港民族黨、給政治活動家定罪、銅鑼灣書店事件，到了2019年又要修改《逃犯條例》，一步一步把香港人逼到牆角。與其說，中共害怕和仇視香港，不如說中共害怕和仇視自由。

於是世人看到了香港人的絕地反擊。「我們走出來，不是因為覺得有希望，而是沒有希望也要走出來。」「有人說，面對中共，只有三個選擇：認命、逃命或革命。不，還有另一選擇，就是抗命」（李怡）。 張潔平在描述6.12遊行時寫道，「示威者已經確知，這是一個不會被民意撼動的政府，百萬人在街上大合唱也沒用，國際媒體形象也沒用，想要改變它，已經沒人知道具體的辦法，只知道「盡做」。而經過了過去五年，民間「泛民/和理非」與「本土/勇武」路線的大撕裂，兩條路線的領軍人物均被判刑……威權主義已經開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只是要盡最後的努力，去阻止這一局面的出現。」無論是遊行示威，還是公民抗命，港人的勇氣、團結、友善、節制，都足以令人動容。

6月12日晚，有香港朋友私下說，「今晚可能是香港的六四。」暴力和流血發生了，警方將示威定性為「騷亂」，一些參加者被逮捕；但是類似天安門屠殺的事情沒有發生。一個星期後的6.19，香港200萬人反送中遊行隊伍裡，出現超大橫幅「痛心疾首」四字，讓人想到1989 年5 月21 日，香港《文匯報》決定以開天窗形式，刊出只有「痛心疾首」4 個字的社論，抗議中共當局宣布北京戒嚴。從天安門到香港，歷史的回聲一再響起。

有人說，香港的情況表明，沒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和法治。這話對了一半。「不民主」有幾種情況，可能是威權，或開明專制；或民主國家的殖民地，比如1997年的香港。中共1949年後的恐怖統治、英國的民主傳統、香港經濟的快速發展等等，都使得香港在1997年前的「無民主而有自由法治」成為可能。

但還有一種不民主的形式叫做極權。當香港的主權被中共徹底收回，雖有「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基本法」的約束，有「一國兩制」、「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但香港已經厄運難逃。中共不是英國，前者是野蠻恐怖的極權政權，後者是最早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自由政體。任何莊嚴承諾，在中共那裡不過是廢紙一張。中國憲法裡寫著大量漂亮的基本人權與自由條款，但那只是用來欺騙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的幌子而已。中國與西藏簽署十七條，那不過是城下之盟和屠殺前的準備。中國政府加入了數十項國際人權條約，但他們加入條約的目的不是遵守條約，而是操控條約和欺騙世人。李卓人說，「我們要保住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社會，每一個香港人其實心裏都清楚，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那我們的恐懼就沒有了，我們就不再恐懼共產黨的統治。」在公民抗命運動中發揮關鍵作用、至今仍在香港坐牢的戴耀庭教授則說，沒有民主，要抵抗越來越厲害的對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會是困難的。

2014年港人爭取普選時，中共喉舌稱：你們回歸前的總督也不是你們一人一票選的啊，是英國派來的。港人回覆說：可英國政府是民選的啊，你們北京如果也是民選政府，給我們派特首也行啊。這形象地說明瞭香港爭取民主的大環境的截然變化。英治時期，自由法治有保障，爭民主動力不足；但到了中共手裡，爭民主似乎是與虎謀皮。中共不但不予兌現普選承諾，而且連香港本有的自由和法治都要擠壓和侵奪。

事實上，英國早在1950年代，已經有意在香港推行某種普選制度，但中國政府得知後嚴厲阻止。當時的總理周恩來向英國表明，只要英國替香港引進任何自治方式，一概會被認定是「不友善的舉動」或「陰謀」，時任中國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更威脅說，假若英國堅持改變現況，便會採取行動解放香港。香港民主化進程於是擱置。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立刻著手推動香港民主化，在立法局大幅引進民選成分，結果觸怒中方。鄧小平警告撒切爾，如果在香港提升民主程度，中方可能會推翻此前的協議。

香港的例子表明，極權之下不可能存在真正自由的政治特區。但香港不是悲劇，而是希望。他們說，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他們說，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香港人已經展示了震撼人心的勇氣和力量，他們仍在抗爭，他們仍將持續戰鬥。

在可以看得見的方面，他們和中共的力量相差懸殊；但在正義和人性尊嚴方面，他們必將得道多助。這種情況下，也許下面兩種國際力量的對比，將對香港前途產生巨大影響：一個是掩耳盜鈴、對中國採取綏靖政策的、見利忘義的國際力量；一個是堅守自由人權、要求遏制專制擴張、積極促進中國民主的國際力量。

自由不是一個禮物，而是一個任務。香港的抗爭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果，某種程度上打亂了、至少延緩了北京控制香港的步驟。香港感動著世界，也似乎在喚醒全世界對中共的迷夢；它有無可能成為撬動太平洋地緣政治的支點？我們不能拭目以待，我們要站在香港人這邊，就像1989，我們站在坦克人這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