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菜上桌後，大家這才打開話匣。（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前不久到歐洲旅行，其中一站是柏林。老友兼「六四」難友兼酒友，現在在歐洲大紅大紫的廖亦武，早早就約好了去他家喝酒；一次還不夠，要求隔天再去，理由也很具誘惑力：荷塔．慕勒（Herta Muller，1953-）要見我。
荷塔．慕勒是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老廖的好朋友。她跟我們這些中國的流亡者有兩點惺惺相惜的地方：第一，她本人原來在羅馬尼亞，曾經有過被共產黨迫害的經歷，對於共產極權深惡痛絕；第二，她的寫作圍繞著流離失所者進行，寫他們的記憶，他們的處境和他們的內心世界。
而流亡者，就是最典型的流離失所者。這大概是她跟老廖一見如故感情格外深厚的原因，也是有興趣跟我見面的原因吧。
那天晚上我到了老廖家沒多久，荷塔．慕勒準時到達。一個身材嬌小的女性，但眼神透出銳利的光。她英文不是很好，我則是一句德文也不會，所以老廖專門請了一位中國來的同步口譯的朋友來幫助溝通，但那位朋友還沒到，而老廖自己滿頭大汗地在廚房裡炒菜，於是語言不通的我們兩個，只好把目光轉向同一個目標――老廖的小女兒安娜。
安娜兼具德語和中文能力，但是忙著玩自己的遊戲，懶得幫我們翻譯，荷塔．慕勒和我就分別跟安娜聊天，氣氛有點尷尬。好在不久後翻譯到了，老廖辣死人不償命的川菜也上桌了，斟滿紅酒，大家這才打開了話匣。
因為老廖的關係，荷塔．慕勒對中國的情況相當了解，而且也非常關心。她的出發點完全是人權和民主理念，曾經因為莫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公開批評諾獎委員會，因為莫言的那一番關於支持中國政府言論審查的話令她很不爽。我們的聊天就從中國的話題開始。
我說了這次歐洲行的感想，就是中共借助金錢開路在歐洲深具影響力，這令我相當擔憂。我知道你不能要求歐洲國家的政府堅持正義――堅持正義似乎從來就不是政客的首要考慮，所以我問荷塔．慕勒：為什麼當初北約軍事介入前南斯拉夫的內戰的時候，包括哈伯馬斯在內的歐洲一些頂尖的知識分子紛紛公開表態，並且熱烈辯論，在社會上也產生很大影響；而現在面對經濟崛起的中國對於歐洲傳統價值觀的挑戰，且很少見那些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進行討論和站出來說話？
她的回答顯示出濃厚的悲觀情緒。她說，首先，歐洲經濟凋敝，需要中國的錢，這是可以理解的，也無可厚非；其次，今天歐洲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說話其實也沒有多少人聽了。這番話讓我頗為吃驚，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
然後我提到中國的發展，有法西斯化的傾向。沒有想到，這個比較卻讓她情緒頓時激動起來。她長篇大論了一番，核心的觀點是：不能輕易地進行這樣的比較，因為法西斯主義是很複雜的概念，也有很複雜的歷史脈絡，必須深刻了解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的淵源，否則不要提到法西斯主義這個詞。
她的強烈反應讓我有些吃驚，一時不知道怎麼回應。那位擔任翻譯的朋友在德國住了幾十年，顯然比較能夠了解問題的癥結，她告訴我，德國知識分子其實是很忌諱談到法西斯主義的，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很複雜，但是外界往往在不了解內涵的情況下就輕易觸及這個議題。
這也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情況。看來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至今仍舊是很多知識分子內心很敏感的一塊。就這樣聊了一個晚上。臨走的時候，荷塔．慕勒跟我擁抱告別，老廖則是把她抱起來轉了幾個圈，一種微醺之後的熱情的概念。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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