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褚時健配得上中國民間的讚譽嗎(組圖)
高齡創業的褚時健（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3月14日訊】一個月之內，中國兩位知名人士去世引發國內外關注與評價爭議，一個是副部級高官、親身經歷中國數十年政治鬥爭被民間稱為「兩頭真」的李銳，另一個是在國企幹過一把手並鋃鐺入獄後高齡創業的褚時健。
中國人常說「蓋棺定論」，所謂在一個人生前多少無法評價，因而死後評價成為廟堂與民間的共識。與此同時，中國人也喜歡說「死者為大」，就是說，即便一個人去世後，只要他有善良人性的一面，則往往避免去討論他的時代性與侷限性，正因如此，在名人去世評價問題上，近些年往往在中國引發民間論戰，比如前幾年過世的文學家楊絳。
為何名人去世會在民間引發爭議？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由於官方與主流社會過於給名人拔高與讚譽。但，回歸本質問題，即一個人該不該有如此高聲譽？他做對了一些，他同時又做錯了什麼，比如李銳對政治問題上的「兩頭真」，是否符合邏輯正確？一手打造國企「煙王」的褚時健，是不是真的具備企業家精神？這需要嚴格區分與評判。
李南央：被捧殺的李銳
其實，對李銳的評價問題，李銳女兒李南央在最近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得異常客觀：「他被中國一些人評價為改革派、良心派，甚至於曼德拉、神燈，這是純粹錯誤的，李銳有他的時代侷限性，他不過是被一些人放上面烤」（接受明鏡視頻採訪）。
曾擔任過毛澤東、陳雲和高崗秘書，李銳親身經歷中國1949年後多次政治鬥爭，他寫的《廬山事件實錄》，就很好地記錄了黨內是如何整治另一位高官彭德懷的。近距離在中國高級領導人身邊工作，到之後被整治，被關押在中國最頂級的監獄秦城多年，應該說，李銳是見識到黨內最複雜最反人性的一面，同時，他也是目前中國為數不多瞭解當年事件的重要當事人。
李銳生前照片（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混沌年代之後，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李銳先後在中組部擔任常務部部長以及中顧委（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近些年來看，李銳關注中國改革，甚至於在中國十九大會議召開時還寫過建言信。在中國民間，李銳等這一批黨內老人，有一個很出名的稱呼-「兩頭真」，既愛國愛黨，又愛人民。
所以，民間往往對李銳這種「兩頭真」老人存在疑惑，到底真在哪？一個最直接的邏輯就是，對黨國體制的真，能不能換算到對人民的真。這顯然是試圖把中國政治體制的利益關係，直接等同於中國億萬沒有選票沒有民主自由的人民頭上。
這顯然是非常不適合的。甚至可以說，這種想法，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極權化國家，都是不對的。民主國家，選民擁有民主的力量，所以，朝令夕改是主旋律，政黨的人、政黨與人民，並不是劃等號，不管是競選理念，還有實際操作中，都不可能。
而在極權化國家，黨政一體，黨就是國，國就是通過強制力手段控制每一個人，剩下的原子化個體就是被奴役的物件，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沒有福利，沒有選票，一切都是任人宰割。所以，名義上，黨員甚至於黨派可以高調宣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任何一個稍有智商的人都清楚，這是指鹿為馬，這是強盜行為。所以，根源上，黨、國家與人民，也是南轅北轍，利益截然相反與存在衝突的。
可以認定，「兩頭真」在現實社會就是個偽命題，邏輯上講不通。還是李南央女士講得清楚：「這些人把李銳捧高作為旗幟，作為神燈，而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存在，這些人還殘存的是中國傳統的‘封建遺毒’，鼓吹個人，他們對民主制度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狹隘的。」
當然，李銳自始至終沒有明確提出過反體制，他的侷限性在於，仍然試圖通過建議的方式讓體制運轉更加靈活，可能這在他看來才能有益於國家與人民。在李銳去世後多日，中國官方媒體刊發了這一消息，生是黨人，死是黨魂，這是李銳的宿命，他並沒有勇於打破宿命，死後被黨旗環繞，這是他的侷限性。
而且，相比於關注社會現狀而言，李銳等兩頭真老人是嚴重不足的，他們會關心自己署名的雜誌《炎黃春秋》，但幾乎看不到他們對民間疾苦發聲。這也難免遭人議論。說好的良心派，為何就只關注黨內呢？難道良心與人性也分三六九等？
李銳這個改革派的旗幟倒了，在李南央看來，這些人還會重新樹立另一個李銳。餘毒過重啊。
褚時健的「企業家精神」
當李銳被捧為中國良心後，另一位中國企業家褚時健也被捧為「時代楷模」、「最具企業家精神」、「中國企業家之魂」。
褚時健成名是源於他打造了中國國企香菸品牌紅塔山，他對雲南經濟發展做過貢獻。在此之後，他由於貪污問題被入獄，出獄後，八十高齡還創立了自己品牌「褚橙」。
從企業家角度而言，並不否認褚時健通過個人努力為國企奮鬥出力。但瞭解中國國情的人都很清楚，煙這樣的消費品一直是被政府壟斷的產業。也就是說，在被壟斷的市場環境下競爭，褚時健並沒有真正意義上遇到中國與國外的市場化企業競爭。
到今天為止，煙仍然是被政府所壟斷。所以，我們無法得知，在國企當一把手的褚時健是如何運用壟斷？如何把壟斷發揮極致，才能打造一代「煙王」。客觀來說，壟斷產業非褚時健所制定，但他現實中確實在運用這樣的優勢資源。
細分的話，這是兩個問題，首先國企性質，自然就傾斜了中國巨量的政治資源、融資環境以及方方面面採購等。第二個問題是，壟斷下的市場競爭，到底算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答案顯然是不算。
假如褚時健最被人稱讚的紅塔山經歷那段屬於企業家精神的話，同樣的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中聯通、中電信以及世上最大的商業銀行-工行一把手，是不是都具備企業家精神？
或許，人們讚揚的是褚時健高齡創業的勇氣與毅力。這當然沒問題，但18歲創業與80歲創業，只要你有條件，其實性質是一樣的。再延伸些，中國億萬農民，哪個不是七八十歲還在辛苦作業？無論是種地還是外出打工？這背後也凸顯了中國缺乏最基礎的福利制度。
也許可以這樣定義一個中國式企業家精神，任何靠自身努力，而非國企或政府資源壟斷，靠真正意義上市場化競爭，一步步發展而起的民營企業，或做大，或成功，或失敗，或再創業者，都具備企業家精神，都值得敬重。
不管是李銳，還是對褚時健，之所以在中國社會產生分化評價，這才是應有的多元化審視名人得失，才更有利於社會價值觀清晰，而不至於形成一言堂與糊塗蟲。反過來，也可以不斷鞭策所有名人，你們配得上社會給予的讚譽嗎？至少，李銳與褚時健所享受的讚譽是有較大缺陷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