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隨處可見的殘酷批鬥會。（網絡圖片）
按：毛澤東如何對待知識份子？陳力從中共「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功臣淪為右派，再升級為反革命，由中共的敬仰和追隨者變成了最早一批洞察毛澤東奸惡，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群體的一員！
從右派到反革命
1962年3月，由重慶監獄和成都監獄彙集的一百名「勞改」人員，在調往甘洛的流放途中，寄宿雅安監獄一晚，由於押解人剋扣了全體人員整整一頓的囚糧，而引發震驚四川全省的獄中犯人搶饅頭事件，打破了在押犯人在高壓下忍飢挨餓不敢伸張的秩序，為這一支發配梁山的五百人隊伍，注入了初期反抗精神。
那一晚上，在監獄探照燈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一個高個子的人，在奮臂高呼：「我們這一點吊命糧，都要被押送的老管剋扣，真是喝人血不眨眼，大家去把本該歸我們的囚糧搶回來！……」事件過後，我對他便由素不相識，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調到甘洛以後，他被押送去斯足中隊，我則被押送到西西卡中隊，開始了我們的煉獄歷程。殘酷的煉獄，我們原先由成渝兩地集中的五百人，調到鹽源農牧場時，只剩下不到三百人了。1964年10月在經歷了不到一年的生死磨練後，我們終於分別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歷程，在二道溝的糧倉反省室裡相逢了。此時，我們終於在激烈的鬥爭中變成了成熟的與中共搏鬥的戰士了，我們的理想是廢除一黨專制，實行民主。
在小監裡，我們兩人打破了小監的規矩，彼此傳遞信息，並隔著牆，在兩間反省室裡交談了彼此的身世。我才知道，他叫陳力，在甘洛已久仰大名，現在有機會對他的身世，更全面地瞭解了。1951年剛剛從初中畢業，年僅16歲的他，就在中共「抗美援朝」的運動中，戴著「保家衛國」的大紅花，從學校參加了赴朝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沒經過認真的思索，在中共狂噪鼓動之下，只經過兩個月的訓練，便跨過鴨綠江。
夜以繼日的穿插戰，急行軍徒步到了南北朝鮮的分界線三八線附近，參加了血戰上甘嶺的戰鬥。當時年幼無知的他，在陣地上冒著地毯式的轟炸，在地道裡進行慷慨激昂的宣誓。這一切是為了什麼，是戰爭和炸彈不可能講清楚的。如此慘烈的戰鬥，七天七夜下來，他所在的排只剩下了最後兩個人，倖存的他當上了代理排長，成了人們稱為的「最可愛的人」。在他身負八處重傷時仍抱著機槍，向衝上來的美國士兵掃射，直到流血過多，昏迷過去。經過搶救清醒過來時，他睡在離陣地只有兩百米的擔架上。這時炸彈和炮彈已夷平了他所守的戰壕。如果不是後續部隊趕上，他早已永遠葬身在異國他鄉了。
他因此獲得了三等功臣的「殊榮」，並在前線的醫院裡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重傷，他被撤離到後方醫院，不久，韓戰結束，他被復員。在跨過鴨綠江的時候，他忽然意識到了身在異國不是也成了人們所憎恨的「侵略者」了麼？潛意識裡一種模糊的後悔，開始爬進了他的腦海。這也許是一種與其他人不同的靈感在啟發他。
復員回到重慶以後，被安排在位於華龍橋的重慶彈簧鋼板廠作了廠長辦公室的秘書。在工廠生活了兩年以後，因為職務的便利，1955年他最先在「內部參考」上讀到了鐵托的「普拉講話」，讀到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和農業勞動組合的文章，接觸到與蘇聯不同的工廠自治管理上的文章，對自己所在工廠中，那種黨委會包攬大權的霸道作風，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他回憶當時兩名工人因為家庭負擔太重，不得不抽出下班時間為鄰人修補鍋盆，換些零用錢以補不足。結果被黨委書記抓住，作為典型，開除了不算，還要加以大會小會的批判。說他是利用公家的材料為自己謀私利，是資本主義的典型事例。而這個書記卻可以平時不勞動，靠公款三天兩頭出外「旅遊」。
工人的消極情緒到處都在滋長。工廠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費隨處可見。成噸的鋼條因沒有很好的防雨，在天井裡鏽爛，設備因為沒有人及時保養很快成了廢鐵。他同黨委書記之間的成見在加深，這種成見很快成了書記向他挾私報服的動力。所以，南聯盟所發表的文章，便成了他的早期啟蒙教材，使他對這個制度產生了懷疑，發展到後來，促成了他與這種制度的對立。
1957年，就在大鳴大放的春風吹拂下，他在有上千工人參加的鳴放大會上，「猖狂」地斥責了他的頂頭上司，說他是一個飽食終日，無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廠管理。他列舉了黨委霸道行事的種種劣跡，並且提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員會，由工人選舉出委員會的成員，獨立行使工廠的管理辦法。那一次除了贏得工人們的陣陣喝采，也贏得了一頂跟隨他終生的右派帽子。削掉了他的「官帽」，開除了他的黨藉。他的一腔為真理而鬥爭的熱情化為冰炭！他從辦公室搬了出來，搬進了後勤組，由秘書貶為受到管制的清潔工人。
這場初露鋒芒的較量，使他認識到了中共是一個不明是非，不講道理的官僚集團，不值得任何留戀，更不值得為它獻身。緊接著他又親身領教了大煉鋼鐵的一課。在三面紅旗萬歲的狂噪中，切身體驗了毛澤東帶給全體人民的飢餓苦果。這些切身的生活經歷，讓他從對中共的革命憧憬中清醒過來。當美麗的共產主義的海市蜃樓消失以後，他所見到的除了百姓的被奴役和飢寒，便是中共政權的驕橫拔扈。人們到了連飢餓都不敢直言的程度。於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使他從中共的敬仰和追隨者變成了最早一批洞察毛澤東奸惡，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群體的一員！
1959年，因為繼續反對工廠黨委，他被保衛科扭送沙坪壩區看守所。接著，在看守所裡又同管教幹部們唇槍舌劍，他的反革命「罪行」日益升級。有一天，監獄廁所裡的牆壁上有人用鐵釘歪歪扭扭地劃了「打倒共產黨」五個字。如臨大敵的監獄管教們立即封閉了廁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通通趕回了各自監舍，並立即進行鑑定，根據管教幹部所收到的「檢舉」，和獄方的「筆跡鑑定」，獄方確認這一「反動標語」係他的親筆。
提審時，他憤怒地抗議了這種憑空捏造。他說：「這種對『糞便』進行宣傳的行為，實在是一種既無用又可笑的的勾當，我是決不會幹的。」他說他會公開的陳述他的政治觀點而不會作這種蹲在廁所裡寫幾條標語給屎看的勾當。但是，看守所的獄卒們不顧他的辯駁，把這條「反動標語」硬栽在他頭上，並以此作為他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鐵證，判了他十二年徒刑！從右派份子升級為反革命份子。
兩個反改造份子
在我進入孫家花園以後大約半年，他也隨之來到了這個監獄中，並於1962年一起被當時的監獄長編入了發配涼山甘洛農場的「流放大軍」之中。在途徑雅安監獄的那個晚上所爆發的搶饅頭案件中，他又被當局認定是為首的鼓動者和組織者，一開始便成為甘洛農場的重點監管對象。我們倆人因為公開向當局喊出「我們要生存」的口號，被認為是對犯人進行破壞性鼓動宣傳，而被列為最危險的反改造份子。
1964年當我們先後兩批，經黃聯關來到鹽源農場以後不久，我被調往古柏，他卻留在二道溝地區。這一年八月我在古柏被關進了反省室；他卻在二道溝地區，被關進了場部的糧庫所在地。直到九月，我們便在戒備森嚴的監視下，合併一處。從此以後，我們兩人便成為農場中人人皆知的反改造尖子，並戴上了一頂新的時髦帽子：「國際修主義的急先鋒」，開始關在糧庫的特種禁閉室，後來，我們又被關進了「羊圈」，在那裡共同合演了一幕又一幕，驚動監獄管理者們的抗暴鬥爭……。直到1965年10月當局才將我們重新放回到大監之中。
1966年5月，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狂飈初起時，在農六隊犯人討論文革的學習會上，我們又當著在場的犯人和幹部們，公開地為文革定下了「宮庭政變」的結論。這在當時的中共下層官吏中視若禁區，不敢「妄猜」文革內幕的情況下，猶如睛天劈雷，起著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我們相信，當時的這種「揭密」，一定對這個農場的幹部們起了巨大的催醒作用，尤其當時就預言了毛澤東的路線將因中共黨內的分裂而走到盡頭。
感謝耗子們，在隔斷我們倆反省室的那足有40厘米厚的泥牆上鑽穿的洞。當時我們倆便依靠著這個洞，傳遞著各自寫下的文章和消息，互相啟發。而今想來，這些文章因為記載了監獄的暴行，以及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內幕，抨擊了專制主義而成為最珍貴的監獄「遺筆」。可惜，我們沒有辦法將它們原件保存下來。只能依憑著我的記憶，回憶它們的內容了。當時，我深深地為他犀利的筆鋒所折服。在他當年的手稿中，有對中共欺騙百性的尖刻諷刺和抨擊，有對苦難華夏子民的無限悲憫和同情，有對獄吏虛假殘忍和種種卑鄙劣行的刻畫，有對反抗者的歌頌。
記得當年我們在報紙上讀到鄧拓《燕山夜話》中的許多文章，諸如諷刺高產衛星的《一個雞蛋的家當》、譏諷頑梗不化的「皇帝」在事實面前還要掩飾真象的《皇帝的新衣》、勸誡因主觀武斷而鑽牛角尖的「領袖」們認錯回頭的《放下即實地》。這些文章中不無溫和的規勸。而陳力的文章沒有任何的溫情和幻想，他在監獄中所留下的五十萬文字，幾乎每一個字都是射向專制主義者的一粒槍彈，每一篇幅文章都是直刺專制獨夫的利劍！有一篇是描寫人民公社化時期，一個農家五口人餓死，最後只剩下了一個大娘。她為年僅十六歲，埋在荒山中的兒子痛哭時所唱的吊亡詩，情節淒惋，當時我讀後，曾流淚不止！即使關漢卿所撰的「竇娥冤」也不能及。這也許因為淒慘的生活給了陳力一種用不盡的創作源泉！
在他的筆下，毛澤東是比周厲王還要周厲王的周厲王，是比楊廣還昏聵的暴君！是一個連自己百姓家中一只碗都要搶到手，再拿到國際政治賭場上「豪賭」的賭徒。是一個撞進知識殿堂裡強虜豪奪祖國文化遺產的巨盜，是一個連加法都不會的文盲村夫。
嘻怒笑罵，盡情鞭韃！他用一個被置於死地而欲求生的中國人憤怒的控訴，來為數百萬不明不白死於運動中的冤魂發出一聲聲聲討！淋漓盡致，痛快之極，這就是陳力的文風。他還寫下了大量的詩詞，不僅表達了他壯志未酬，報國無門的長嘆，還表達了他追求真理反被殘害的吶喊！抒發了他對毛澤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未來的憂患！可惜，所有這些極為珍貴的文稿，恐怕全都被當局燒毀了！當時，誰也不敢保留這些東西，即使以個人檔案的名義，也不允許保存。（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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