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古觀今】康乾大帝為什麼要打「白銀算盤」？(圖)
【看中國2018年8月3日訊】閉關鎖國，是近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首先，從軍事上來說，大清和俄羅斯進行兩次雅克薩戰爭，雖然最後以簽訂合約而結束，但戰爭的進程中，清軍依靠了很大的人數優勢：按清朝的記載，第一次雅克薩戰爭，清朝佔據6.7：1的人數優勢，第二次清朝佔有2.5：1的優勢。而俄方的記載則分別是33：1和9.7：1。無論大清還是俄方的記載，清軍都佔有巨大的人數優勢，讓清軍見識了西洋火器的威力。
清軍進關時，八旗精銳不過十來萬人，面對西洋火器的殺傷力，他們打不起這種戰爭，同時清軍不願意繼承明朝的火器。當無法應對這種戰爭的時候，只能利用海岸線作為天然屏障，地理上閉關鎖國的需求也就產生了。
其次就是文化。後金在關外是一種部落性質的文化，雖然清軍用武力統一了中國，但文化上與中原擁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西洋文化再大規模侵入，滿清就不具備統治中原的文化基礎。
再其次就是金融和財政的因素。
清朝在1660—1670年間，米價達到最低水平。然後，在整個康熙在位期間，米價都是震盪上升的趨勢，但上漲的很緩和，特別是康熙後期，米價小幅回落。在低通脹的時候，財政收入的購買力有保證，清廷的國家機器運轉正常，所以，康熙帝在位時，平三番、定臺灣、遠征新疆，社會也相對穩定，康熙皇帝在歷史上建立了很高的聲譽。
雍正在位時期和乾隆登基初始，米價開始上升，到1740年左右，米價劇烈上漲，這種漲勢一直持續到1760年以後才出現短期的回落。然後就是更加猛烈的上漲。1722年—1760年間，米價漲幅大約一倍，其中主要是在1750年前後完成的。
乾隆皇帝畫像（公用領域免費圖片）
這說明，在乾隆即位（1735年）後，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脹逐漸上升，意味著財政收入的實際購買力下降。所以，雍正帝開始採取修生養息的政策，以勤修內政為主，這是非常正確的，所以，本人認為，從審時度勢來說，雍正帝在清朝首屈一指。在乾隆時期，不斷的通貨膨脹造成人民生活環境惡化，各地揭竿而起，雖然乾隆皇帝東征西討，但主要是鎮壓農民起義。乾隆沾沾自喜的十全武功，連火星人都會害羞。
嚴重的通脹意味著生產效率下降，白銀資本價格下跌。
明朝在張居正改革時期，金銀比價達到1：5.5，意味著白銀很貴，生產效率很高；當時歐洲的金銀比價是1：12左右，白銀便宜，生產效率低。所以，白銀流入中國。到康熙時期，中國的金銀比價在1：10上下小幅波動，英國的金銀比價在1：15左右，歐洲的白銀還可以繼續流入清朝。從雍正即位開始，中國的白銀價格開始下跌，到乾隆皇帝在位的1750年前後，白銀價格劇烈下跌，說明隨著通脹的不斷惡化，經濟效率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
相反，英國在18世紀中期，開始第一次工業革命，生產效率不斷提升，資本升值，雖然這時的英國已經是事實上的金本位，白銀逐步退化為普通金屬，但白銀的財富屬性不會立即改變。工業革命帶動資本升值的同時，白銀價格開始回升。
到1751—1760年，清朝的金銀比價是1：14.90，而英國的金銀比價已經回升到1：14.55，說明英國的銀價高於中國。白銀不具備繼續流入中國的動力，而是顯示流出的趨勢。也恰恰在1740∼1760年間，中國的米價上漲的最猛烈，通脹最嚴重，這說明白銀價格劇烈下跌，生產效率劇烈下跌，形成白銀流出的動力。
一方面，通脹不斷上升意味著清朝以白銀表示的財政收入的購買力下降；另一方面，白銀流出，經濟萎靡，意味著清朝的財政收入無法增長甚至萎縮。堂堂大清面臨「窮死」的威脅。
經濟效率下降，意味著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貿易就會出現逆差；而白銀資本外流，形成資本逆差。明朝開啟的雙順差時代過渡到了乾隆皇帝時期的雙逆差。
生產效率下降，意味著經濟增長潛力耗盡，而通貨膨脹不斷發展，現代經濟學的術語就是滯脹。財政收入萎靡甚至下滑，而通貨膨脹不斷發展，財政收入的實際購買力就會出現斷崖，讓大清面臨窮死的威脅。基於崇禎皇帝剛剛上演過一樣的曲目，乾隆皇帝只能扒拉自己的算盤。
乾隆皇帝肯定不想到煤山上和崇禎作伴，這是一定的。那就只能想招：第一，提高經濟效率，也就是提升資本（白銀）的價格。可決定經濟效率的根本因素是國家的行政管理效率，讓乾隆皇帝放棄專制的封建體制，有點過於奢望，乾隆皇帝自然不同意。第二，管制進口，也就壓制了貿易項下的資本外流。同時，管制白銀資本外流。這些就控制了財政收入的被動收縮。這很省事，也不會威脅乾隆皇帝的集權地位，自然是開心的。
乾隆皇帝選擇是閉關鎖國，實際是選擇滯脹繼續深入，他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十八世紀末期，米價再次劇烈上漲，開啟新一輪通貨膨脹。
當然，最終選擇的是落後，是被動挨打。
閉關鎖國的措施在康熙皇帝在位期間的1717年就已經部分開始，此時的主要原因或許還是基於軍事和文化的原因。到了1757年，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一口通商」政策開始了，意味著閉關鎖國正式啟動。這樣的選擇，是清朝的國體所決定的。
很多人關注清朝在資本上的閉關鎖國，實際上大可不必，在古老的大地上，任何經濟上的選擇都是滯後的，打前站的一定是文化。文字獄是古老的發明，宋朝、元朝、明朝都有，不過不嚴重而已。到了清朝，大興文字獄，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可以說，既空前，也絕後。著名的《南山集》案件發生在1711年；呂留良案發生在1728年；「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這個案件發生在1730年。但康熙、雍正時期的文字獄案件終歸不多。到了乾隆時期，文字獄的案件開始登峰造極（主要從1751年開始，資本的正式閉關鎖國發生在1757年），共發生一百三十多起，其中四十七起案犯的涉案人員處以死刑，而那些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的文字獄案件，多如牛毛、不可控制。
教科書一貫認為，康乾是盛世，這是要打問號的。乾隆時期，不斷爆發農民起義，這樣的時代可以稱作盛世？這有點像慈禧老佛爺嘴中的天朝上國，自欺欺人罷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