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7月5日訊】原本以為是一部黑色幽默劇，最後才發現是一部現實批判劇。寧浩和徐崢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不一樣的夏天。影片要討論的主題有很多：就具體而言，似乎只是一個天價藥的問題，或者是窮人是否就只能等死，因其生而貧窮而被剝奪了受救治的權利。如果再抽像一點，該片討論的無非是一個法與正義的關係問題。法是什麼？按自然權利論的觀點看，法是一種約定正義。法律維護的不能是某些人或集團的特殊利益，而只是全體人民的普遍利益。因而依法執政就具有了一種天然合理性，世間的任何人凡是違反法律的就必須被追究，被懲罰。可是，在本劇中我們看到，那些違反法律的人，卻得到了群眾甚至觀眾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那些秉公執法的人卻讓人感到迂腐，而那些強烈要求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跨國資本代理人卻讓人恨得咬牙切齒。為什麼會這樣？我想該劇不過是把法律的遮羞布揭了下來，讓我們真切地感受了一把「法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而已。
簡單梳理一下該片的故事情節。該片講的是一個關於「藥」和「神」的故事。上海小市民程勇，一家印度神油店小老闆，入不敷出，房租都交不起了。日子過得也很艱難，父親臥病，妻子離婚，甚至唯一的兒子也要移民國外而失去監護權。某一天，一名白血病人呂受益到訪，想讓他幫忙從印度代購一種可以治療慢性白血病的藥，並告訴他可以通過走私該藥賺大錢（正規渠道一盒4萬元，而走私藥一盒2千元）。經過幾番周折後，程勇便從一個落魄的男性保健品商販，一躍成為印度仿製藥「格列寧」的獨家代理商（批發價一盒僅500元）。在賺的盆滿缽滿的同時，他也給病友們帶去了廉價的救命藥。隨著生意越做越大，走私藥的法律風險把程勇嚇著了。他選擇了急流勇退，改行做起了服裝廠。可是一年後，呂受益的妻子來訪，告訴他呂受益因無力承擔起巨額藥費，而選擇割腕自殺時，程勇被深深刺激到了。他決定鋌而走險，再次遠赴印度，不收中介費地為病友代購「印度格列寧」。可印度製藥廠的日子也不好過，「格列寧」的原廠，瑞士方面已經向印度政府起訴，同時還明確要求不准將該藥售賣給第三國。程勇只能以零售價從印度購藥，再以批發價賣給白血病患者。而就在這時，稽查走私的公安干警把程勇捉拿歸案。雖然影片為了過審，最後加了10分鐘毫無說服力的戲，但這絲毫不減弱該片原有的現實批判意義。
從情節設定上看，該片跟《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相似，但在本片中，程勇不是病人，換句話說，走私藥只是他可以放棄的一個選項而已。他連自己的家事都搞不定，更不用說去當什麼拯救萬民的「藥神」了。雖然影片開頭，患者在天價藥商家前舉牌抗議示威，可從總體而言，人們也只能無力地接受現狀。因為，就算我們有幸不是白血病患者不用受天價藥的盤剝，可我們每一個需要衣食住行的人卻也不得不承受諸如「天價房」的奴役。法律維護的不僅是「天價藥」商家的利益，它同樣維護「天價房」等商家的利益。在這樣的法律面前，身為螻蟻的我們該怎麼辦呢？影片用一種戲劇衝突的形式把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讓我們不得不去深究法律背後的正義問題。既然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那麼它維護的就必然是統治階級的利益，或者說它維護的利益就必然是統治階級的，所謂公平正義不過是一句騙人的鬼話而已。那麼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利益是什麼呢？我想不用做深刻的理論分析，在影片中僅用我們粗糙的感性認識可以得出確定無誤的結論。
除了揭露現實的醜惡外，影片中還有好多戳人淚點的細節：患病老奶奶求警察不要再追查走私藥時說:「四萬一瓶的正規藥，房子吃沒了，家人吃垮了，我不想死，我想活著。誰家還沒個病人啊。」程勇在看到黃毛為給自己背鍋不惜犧牲自己後懟警察說:「他才二十歲，他想活著，他有什麼罪。」呂受益邀請程勇來家做客看著新出生的兒子說:「我查出病時他媽才懷他五個月，那時候天天都想死，可看到他第一眼我就不想死了，想聽他叫一聲爸爸。」平時不喝酒妻子特意倒了一大杯白酒一口乾了敬程勇，救命之恩真是溢於言表。最令人深思莫過於假藥販子張長林的一句話:「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在影片結尾處，成群的白血病人自發排隊目送將要服役的程勇，這讓人想起了「十里長街送總理」的場景，也讓人有一種韓國電影《辯護人》的恍惚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