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閒話「共和」

【看中國2018年6月5日訊】

現今從一些時尚學者到市井愛國人士,一提起自己國家,就以「共和國」三字替代。似乎用了「共和國」一詞,不僅顯示出幾分自豪,口氣也倍感親切。由此自然衍生的,還有「共和國旗幟」、「共和國土地」或「共和國衛士」等等,估計若有人稱「共和國貪官」、「共和國地溝油」也不能算錯。當民營中小企業向銀行求貸難於上青天的時候,許多人把央企或國有大企稱為「共和國長子」。當然還有人被讚為「共和國脊樑」,何以能獲「脊樑」之美譽,是因為在「共和國」的政協會議上從未投過反對票。不久前網路傳聞,這名被詡為「共和國脊樑」的節目主持人己移民美國。至於「共和國黑煤窯」、「共和國二奶」之類,大概也就不便多說了。復旦大學一名中年教授(據說又是北大某教授的關門子弟),某次在電視銀屏上大談本國之教育,談吐中反覆不厭其煩地左一個「共和國」、右一個「共和國」,彷彿缺少「共和國」一詞的修飾,其學者成色亦將受損。由此也令我輩大開眼界:原來無知也可公開賣弄。

其實我們這個大中國,從1949年起全稱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只因為在1979年之前的30年間,似乎名號歸名號,未見有人單獨稱「共和國」。官方文件、社論或官員作報告,習慣也多用「我國」二字。這也難怪,30年的時間內,自上而下強調的是「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與「共和」二字好像總有些格格不入。大飢荒的年代,你能說成「共和國大飢荒」嗎?若將1957年知識份子遭遇毀滅性打擊,稱「共和國反右鬥爭」,將十年文革稱「共和國浩劫」,聽起來都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總之,無論是「共和」、「共和國」,抑或是「共和政體」,對炎黃子孫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市井小民不懂「共和」與「共和國」的含義,這也難怪。最早提議將國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者,是著名學者張奚若在1949年6月政協籌備會上的發言。張奚若的這一提議獲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首肯,於是一錘定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名沿用至今。其實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初在老根據地江西瑞金使用的國名,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抗戰時期毛澤東一心想著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國名雖與時俱進,但「共和」二字絕不會放棄,可見「共和」二字意義之重大,使得任何人也不敢隨意抹掉!

張奚若是崇尚民主政治的學者,早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學位,深服盧梭的政治哲學,後在清華大學講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與金岳霖、徐志摩等同為太太(林徽因)客廳的常客。作為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張奚若對西歐共和政體頗有研究,當然不會不清楚共和政體的含義。上世記40年代,他在文章中即曾指出:「中國要有光明前途,只能是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提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國名,究竟是否貼切也只有他自己心裏最清楚。朝代更換時期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彷彿是個謎,他們既想在戰亂結束後的安定時期潛心學問、建功立業,又想與新政權保持良好關係,選擇留大陸也許本來就是一種觀望。其實張奚若在知名學人中算是敢講話的了,在1957年初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張奚若以為真的可以幫助黨「整風」,居然直言指出執政黨與政府的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未來。」這一席話若出自別人之口,是徹頭徹尾的反黨言論。但張奚若竟無驚無險,原因是毛澤東很清楚:張奚若僅僅口頭議政,不願參政,更不願當官,所以屬「無政治企圖」的「好人」——想胡說兩句就讓他胡說吧!這使張奚若在知識界獲得「不死鳥」之稱。

不過即便是張奚若這樣的「不死鳥」,要求他「知無不言」也不現實。所以他提議使用的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中「共和」二字的含義,他選擇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對策。也許在私下裡與知交暢談時免不了流露真知灼見,免不了會談到「共和」二字的真諦,但這也只能是猜測而已。於是在30年的時間內,這位自由主義學者所看到的,要麼是全民在大飢荒中受煎熬,要麼就是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口號,全民喪失理智地大搞「階級鬥爭」,知識份子普遍遭受厄運。

與此現象對應的是,國內各種媒體、刊物,長期以來對「共和」、「共和國」與「共和政體」等片語,也一律保持緘默。不僅是媒體或刊物,從1949年以來的60餘年內,在大、中學校的課堂上,也絕無教師對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和」二字作出解釋。一代一代讀書人從小學讀到大學,全然不知「共和」是什麼意思。直至本世記初,才出現一部題為《走向共和》的電視劇,把延續2000年的帝制,由苟延殘喘到壽終正寢的過程展現出來。《走向共和》的最後一集中,孫中山有一段演講,對人們理解「共和」有明顯啟示,卻很快被「共和國」的文化管理部門刪除了。這對「共和國」而言,不啻是一種嘲弄;「共和國」的臣民,要想弄懂「共和」的含義,真是不容易。

翻開權威工具書《辭海》(1989年版),居然同樣沒有對「共和」的詮釋,只提到青海省有一縣,名「共和縣」;再看發行量達幾十億的《新華詞典》(1981年版),對「共和」一詞的簡單註釋是:

共和——國家元首和國家權力機關定期由選舉產生的一種政治制度。

恕我直言,《新華詞典》對「共和」的詮釋,完全屬似是而非的胡說八道。

最早通過電視媒體,讓家家戶戶熟悉並使用「共和國」三個字的,是軍旅歌星董文華。1979年中國政府對越南實施「自衛反擊」,這個被稱為福建「紅樓女主人」,其實也即「共和國二奶」的董文華,緊緊把握機遇,用歌曲《血染的風采》鼓舞士氣,其中反覆詠唱的副歌是: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從此,「共和國」一詞隨著《血染的風采》傳遍大江南北。當無數士兵因聽著「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而熱血沸騰,衝進槍林彈雨的時候,誰又會想到那位「共和國二奶」正躺在「紅樓」裡尋歡作樂?鄧小平南巡,深諳投資機會的董文華,又立即奉獻一曲《春天的故事》。若非「紅樓」東窗事發,等到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得手,我猜度人們在電視旁又將聽到她歌頌「共和國打黑英雄」的妙音。董文華不僅是「共和國二奶」,她的聲樂「藝術」也早就是「共和國」政治的二奶。然而誰又會想到,30年來人們對於「共和國」三字抱著姑妄聽之的態度,突然之間竟因了一曲《血染的風采》,從學者到市民,都以口稱「共和國」為時尚。

共和一詞最早源自古羅馬。共和的含義是指不同政治權力依靠制衡而形成的和平共存。古羅馬的共和制,也許受古希臘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當一個物體沿某方向運動時,若要想制止,唯一的方法是依仗另一個質量相同、方向與之相反的力的作用,這就是制衡。當這種制衡的共和政體消除以後,羅馬共和國走向羅馬帝國,古羅馬的滅亡也就注定了。18世記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按傳統方法,將社會政體形態劃分為三種: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暴君)政體,其中共和政體又分民主共和制與貴族共和制兩種,民主共和政體是由全體民眾擁有最高權力的體制,貴族共和是一部分人擁有最高權力的體制。稍後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又稱古典共和與現代共和,無論古典共和制抑或現代共和制,本質上強調的是權力制衡。

1789年法國大革命突然爆發,巴士底獄的攻佔成了大革命的光輝標誌。次年通過《人權宣言》,兩年後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宣布建立。再接下來一年,隨著路易十六被推上絞刑架,雅各賓派專政也已形成,共和至此名存實亡。法蘭西民族比我們更懂得為權利而戰,卻不懂對權利的理性維護。雅各賓派的領袖們,除了響亮的革命口號,沒有留下絲毫有關共和的真知灼見。真正的共和,是一種權力遭遇另一種權力的阻擋或制衡,使革命衍變為妥協的結果。整整200年後的東歐天鵝絨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於對法國革命中浪漫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的警惕。

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對共和也作過精準的詮釋。在他看來,上世記前期以北大為核心的「五四」運動中,提出「民主」與「科學」的訴求,卻不懂由權力制衡導向的共和,才是人類文明史上更重要的大智慧。楊小凱認為,共和與民主不一樣,民主的含義是把選票交給臣民,其中含少數服從多數的意味,由此極易導向多數人暴政;而共和是依靠制衡形成,恰恰是對少數的保護——共和是對民主的不信任。簡言之,共和就是容許不同聲音存在,共和就是權力制衡。共和國沒有臣民,只有公民。

共和,是人類最高政治智慧的結晶;民主共和政體,是人類社會理想的終結制度。共和在世界範圍的光輝實踐,迫使極權主義者們不敢公開站在反共和的位置上,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打著共和的旗號抵制共和,把一個與「共和」風牛馬不相干的國家,包裝成「共和國」,再藉助意識形態壟斷和信息敞屏,行反共和之實。如曾經是極權主義罪惡統治的蘇聯,全稱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差不多同時壽終正寢的東德,也曾經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就連世襲君主極權制的朝鮮,至今也依然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當人們熱衷於將「共和國」一詞掛在嘴上唱的時候,還有多少人在意自己的「共和國」,究竟是真共和,還是假共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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