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義務教育火與冰(圖)

（Getty Image）

【看中國2018年3月21日訊】在近幾日全國「兩會」上，教育「減負」成為一個熱點。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3月3日下午首場「部長通道」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也稱，教育機關將通過多種模式解決小學生「三點半」放學給家長接孩子造成的難題。最高層如此重視，也從側面說明「減負」之難。

現實中，中小學「減負」喊了多年，並未取得實質性突破，甚至還有「不減反增」、「課內減負課外增」的傾向。追根溯源，其原因還在於當前優質義務教育資源分布不均、高中大學教育尚未普及。在此情況下，只要教育還是選拔性的，應試教育的本質就難以改變，「減負」只能是空中樓閣。

「減負」為何難減？「減負」要取得實效，應該從那裡入手？從家長為學生擇校這個視角，或許能找到部分原因。無論如何，覺察是改變的第一步。

上海是一個教育資源高度競爭的城市，關於擇校的政策演變也是起起伏伏。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上海「兩會」上公開表態說上海的孩子「比家長還辛苦」，教育主管部門嚴禁民辦中小學提前招生。上海還叫停了作為民辦初中敲門磚的民間「四大盃賽」中的三個，按以往慣例，在這些數學競賽中獲獎的「牛娃」有很大機會可以進入好初中。

教育主管部門希望通過規範民辦中小學的招生行為來為上海孩子沈重的課外學習負擔降溫。家長們卻如坐針氈，那以後要用什麼標準來決定誰能上好學校？沒有明確規則，如何保證公平？

2017年7日，上海有兩所小學招生時，一所用類似公務員行測題考家長智商，一所要求登記包括學生外祖父母在內的三代身份職務信息，引起軒然大波。上海教委隨後對兩所學校公開重罰，但民辦學校「拼娃」又「拼爹」引發的公平隱憂已經開始蔓延。

民辦學校為何要為公平負責？有學者指出，一些優質民辦學校的公辦基礎厚實，甚至有「假民辦」學校之稱。

難進的民辦學校

孩子在今年某熱門民辦小學的面試中落選了，劉成（化名）表現尚屬淡定，「我們孩子起步晚，訓練晚，真的去了也是個麻煩事兒」。

劉成在科研機構工作，此前沒讓孩子上過輔導班，「正常啟蒙不搶跑」。孩子六週歲，今年要幼升小，對口的公辦小學不滿意，多方打聽，夫妻二人選定了這所民辦小學。

要備考了才知競爭激烈，錄取率不到10%，他和妻子終於給孩子報了課外培訓班，並啟動了兩週緊急集訓輔導，「做數學思維訓練，孩子覺得難，有過抗拒」。

劉成認為「訓練」不足是孩子落選的主因，「業內人士說，衝刺兩年能上都很不容易」。家長圈流傳著一位今年「榮升」這所學校的六歲孩子的「事跡」：在滬上某高端英語補習機構學了三年英語，上過鋼琴、芭蕾、擊劍、語文培訓班，媽媽不上班全職陪伴。

經歷了這場擇校大戰，劉成生出疑惑，「面談考的是孩子的思維和語言表達，但標準已經過於超前，測到二年級水平了」，其結果是本來家庭可以承擔的啟蒙教育要轉為尋求培訓市場，「我和妻子兩個知識份子也應付不來」。

他們心儀的學校今年的面試題是老師示範接電路，讓孩子照著學，還考了數學思維題和看圖解釋成語題。

「民辦學校的選拔標準水漲船高，光遞條子不行，孩子必須質量高。」劉成告訴財新記者，即使是托了關係進入民辦學校的孩子，如果沒有足夠的學業訓練，「進了也跟不上」。

「家長要有極強的心理應對能力。」民辦學校學業訓練方式粗暴，甚至勸退學習困難學生的作風在滬上教育界流傳。一位滬上學者告訴財新記者，他的一位同事托了關係進入了某所知名民辦小學，但孩子難承受壓力，一次解答不出題目，被老師責罵「你怎麼這麼笨」，當場尿了褲子。家長擔心孩子出現心理問題，給孩子辦了轉學。

劉成想讓孩子去的小學學業要求也很高，「每週都有測驗，對英語和漢字的書寫要求高，據說有的孩子手都寫出老繭」。劉成一位朋友的孩子在這所學校也學得疲憊，想退學，但苦於沒有對口的公辦學校願意接收。

「想進入民辦學校，要經過嚴格的市場訓練或者有相當的家教，要把孩子壓到那個程度，否則進去後就會發現孩子是‘裸奔’。」上海家長圈有一個詞很流行，叫「雞娃」，意思是讓強迫孩子學習，以進入有著「打雞血」學業訓練方式的民辦學校。

在升學壓力層層向下傳導的形勢下，「優先選民辦、保底到公辦」，已成為很多上海家長為孩子選擇小學的基本思路。上海孩子要上好大學，擺在眼前的是上海高中裡「四大名校、八大金剛、逍遙二仙」（指上海中學、復旦附中等知名高中）升學率領跑的現實。

想進入上述的重點高中，從錄取率來看，上海優質民辦初中的表現比公辦初中優異許多。而民辦小學受上海家長熱捧，受益於其衝擊重點初中的高升學率。

聚焦科技與教育政策的同濟大學裡瑟琦智庫曾發布的一項名為《上海市基礎教育「減負」15年反思》的報告（下稱《報告》）指出，「在競爭民辦初中入學名額的過程中，公立小學和狠抓應試教育的民辦小學相比，已經較為明顯處於下風。」「招收最優質的生源」和「對學生進行艱苦的學業訓練」，是上海優質民辦小學衝擊重點初中高升學率的兩大法寶。

有觀點認為，此種優勢得益於上海民辦小學可以「不聽從行政指令」。一位上海公辦小學校長表示，「公辦學校都會嚴格按照主管部門要求的基準來操作」，民辦學校卻存在「拔苗助長」的問題。

即使這樣，上海擇校大軍的隊伍逐年在壯大。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上海共有31880名學生填報民辦小學，這一數據在2015年為25133名。其中備受家長熱捧的民辦小學的招錄比甚至超過30︰1。

因為家長爭相追捧，民辦學校挑選生源的空間越來越大。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指出，公辦學校被嚴禁擇校，給了民辦學校「難得發展契機」，吳華稱：「如果一個民辦學校表現出優勢，在市場引導下，生源規模將越來越大，規模大了就會產生經濟效益。」

上述《報告》也指出，上海逐漸壯大的優質民辦中小學市場，將走向按照「家庭背景、父母成就、孩子口頭表達」等顯性標準進行招生的傾向，「民辦學校喜歡招收‘收入高’‘家境好’‘孩子機靈’‘家長陪伴時間足’的學生早已廣為人知」。

「擇校找民校」20年

把擇校的口子放給民辦學校，是上海一向的官方教育政策。1997年，和中央層面給出的方向相呼應，上海對小升初實行了大規模改革，包括重點中學的初中部和高中部分離辦學或停止招生，並取消小升初升學考，實行初中「就近入學」——小學對口某初中或實行派位。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國平的研究指出，當時如果有家長對對口初中或派位初中不滿意，就可選擇民辦中學（含轉制中學），招生工作文件中明確規定「要擇校找民校」。

吳國平認為，如此改革，主要有兩種政策考慮：一是「平均、正態分配生源，辦好所有公辦初中」；二是解決分稅制改革後上海教育經費不足的困境。上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上海投入高中和大學的經費數倍於義務教育經費。初中階段教育經費捉襟見肘，上海將重點中學初高中分離辦學，並將其中的一些學校轉制為民辦初中，這些學校可收取學費收入和接收大量捐款，為當時的上海政府解決財政困難。

這一政策實施後，民辦初中大幅趕超公辦初中。吳國平認為，此法是人為將民辦初中（含轉制初中）變成變相的「重點中學」，「原來小學升初中看重點率，現在小學升初中看民辦率，小學的壓力依然沒有減輕」。

上海教育界對此爭議不止。多有學者認為，上海自身培育純民辦中小學的力量不足，而這批學校能成為隱形的「重點」，與政府扶持不無關係。在公建民辦框架下，政府允許轉制學校教職工仍保留編製，校長也由教委派駐，以及由公辦高中名校扶持發展等。一學者稱：「如果沒有公辦資源支持，在上海要辦成好的民辦學校，很難」。

同時，重點高中也想招收符合其辦學特色的初中生。新世紀開始，中國掀起「名校辦民校」「教育集團化」的辦學風潮，上海的示範性高中也藉此機會培植力量。以上海高中「四大名校」之一上海中學為例，坊間笑談其初中教育基地統稱「張寶華」——張江集團學校為老校長唐勝昌創辦、上寶中學由上海中學協辦、華育中學為上世紀90年代剝離出的民辦轉制校。

這些民辦初中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相當高。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上海中學預錄取總人數235人，「張寶華」佔比接近75%。上海近年的招生政策規定，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提前招生錄取計畫為學校招生計畫的40％，分為推薦生和自薦生兩類。2015年上海中學推薦生預錄取98人，自薦生預錄取137人，「張寶華」的比例超過76%。

「四大名校」的其他三所也有相類情況，上海家長熟知它們的「親兒子」是誰，進入示範性高中的高升學比例是他們追逐民辦初中的脈門。

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張端鴻分析，家長們的心態是，如果不進入這些教育集團的民辦初中，「再往上升學就失去機會了」「教育集團化變成優質資源的縱向集團化，就破壞平衡了」。

「上海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學校’主要是民辦初中。」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在上述會議上透露，上海頂尖的民辦初中，「與公辦母校和公辦高中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楊東平稱：「這些民辦初中游離於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政策之外，在考試選拔等方面大展身手，所獲取的高升學率使公辦學校處於下風。」

這種做法的初衷，得到教育主管部門肯定。據公開媒體報導，教育部前部長賙濟2004年3月25日談到《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時表示，「公辦不擇校、擇校找民校、名校辦民校」是一種很好的思路和做法。

近年來，公私教育的分化趨勢開始由初中傳導向小學學段。在上海一所公辦學校校長陳琪（化名）的回憶中，附近辦學質量一般的民辦學校也受到家長熱捧，開始於三年前民辦學校招生提早至公辦學校前。

在2013年的招生政策中，上海的公辦小學新生報名和民辦小學面談時間同步，都為5月17、18日，但到了2014年，民辦小學的統一面談時間提早至2014年5月10日，此後滬上民辦小學招生一直領跑。

「三年前同時招，家長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潮水般先擠去民辦學校。」陳琪告訴財新記者，由於公辦學校禁止擇校，民辦學校選擇權口子的放開，「讓本身不擇校的家長，也優先嘗試民辦了」「民辦學校有兩或三個志願，家長都填了，但一些民辦學校並不好」。

張端鴻認為，從體量來看，上海約800所小學中有接近70所民辦小學舉行面談，分布在17個區縣，「這種規模對整個盤子的影響其實不大，但是讓民辦小學提前招生，這種前置性的篩選考試，讓參加擇校的家長不得不精心準備，整個城市的家長就會產生比較大的心理壓力」。

張端鴻指出，提前招生使民辦小學可以搶掐有良好家庭背景、學習習慣的學生群體，「這幫學生就是高水平的均智狀態，將來要往下掉的可能性就比較小」。

公辦學校衰落

吳國平的研究認為，「要擇校找民校」的政策代價是讓上海的公辦初中必須接收學習困難的學生，師資也開始流失。這種衰落態勢開始延伸至上海的公辦小學。在上海多位公辦小學校長眼裡，上海民辦小學憑藉招生提前優勢，「對公辦教育衝擊很大」。

陳琪也告訴財新記者，三年時間裏，她的學校生源變化明顯，「優秀的學生不見了」。而在上海，生源是否優秀，家庭的教育投入是重要因素，陳琪所在的學校在近年間已開始出現優勢階層的孩子漸少的情況，「底層的孩子多了」。

張端鴻表示，民辦教育的題中之義應是探索素質教育，在上海現有的公辦系統外「培養偏才怪才」，「但很多民辦學校現在還是‘搶跑’、刷題，是應試教育那一套」。他擔心，如果長期維持這個格局，傳統公辦小學的優勢就會被消解，「在招生上恐製造不公平」。

但對於對教育有著高要求的上海中產階層而言，公辦學校並不盡如人意。

一位上海父親，家庭早期有所積累，現全職在家陪伴兩個孩子學習，大兒子今年從靜安區公辦名校一師附小考入「四大名校」教育集團下的某民辦初中。經過擇校備戰，他對公辦教育更失信心，決定未來小女兒幼升小時即進行民校擇校，「公辦學校要碰到好老師有偶然性」。此前，為了讓孩子上一師附小，他特意購買了學區房。

在上海，不乏有家長花大價錢買了學區房後，發現學區對口的公立小學「變差」，將孩子送進課外培訓班，再應考民辦小學的情況。一位上海家長告訴財新記者，在上海，有經濟實力的家長會先購買學區房「佔個坑」，用公辦學校入學資格「保底」，但在擇校時也會嘗試讓孩子參加民辦學校的面試。

「公辦學校（在升學上）一次表現得不怎麼樣，就會被拋棄。」吳華指出。公辦學校自身的體制束縛也是關鍵因素。在上海的教育決策中，公辦學校「減負」一直被力倡。近年來，上海在公辦小學全面推行「零起點」教學和「等第制」評價制度，使用「A、B、C、D」或「優秀、良好、合格、需努力」的等級制，取代百分制評價，以淡化小學階段的分數選拔功能。

此規之下，公辦學校的教師想為孩子在課後義務補課而不得，「不能踩紅線」。「窮人的孩子沒錢補課，（學校的）課程難度隨之下降了。」陳琪擔心若教育政策不改，未來其所在學校的優秀師資將發生流失。

「公辦學校通過‘減負’剝離的應試訓練，是否已經轉移到民辦學校和課外培訓機構？」張端鴻提出疑問。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曾在《中國青年報》撰文指出，日本基礎教育階段實行了30年「寬鬆教育」後，出現系列副作用，日本政府因此進行反思。日本的「寬鬆教育」政策從1976年開始實行，以緩解學生學業壓力為訴求，包括降低教學大綱的標準（縮減課本）、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等措施。

但實行30年後，日本卻出現公立學校「瘦弱」，私營辦學機構「肥滿」的現象。整個社會的教育供給也被改變，日本中產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進」，必須對抗「經濟負擔、選擇焦慮和全家被裹挾參與孩子應試」等「三座大山」。

一位上海家長告訴財新記者，她的孩子在一所提倡「快樂教育」的市級示範幼兒園上學，但同齡的幼兒園教師也在課外為自己的孩子報了思維、英語等各類培訓班，「她告訴我有些東西還是要出去學的」。

有底層家長坦言，對於孩子的升學「早就放棄了」——要通過民辦學校考試，小孩得參加培訓班，「拼爹」又「拼娃」，無財力可以供給。

從事了30年教育工作的陳琪告訴財新記者，在最近七八年中，他眼見上海學生的學習負擔越來越重，教育也開始成為上海重大的民生矛盾，「這是多種教育政策積累產生的結果」。

對於擇校需求的降溫她並不樂觀，「上海是人才集聚的高地，它就像匯聚了全國各地的優良奮鬥史」。考上北大清華復旦交大的人才的二代都在這裡競爭。

「要讓孩子成為牛蛙（娃），成不了的話，至少要成為青蛙（普通的娃），不然我的孩子就只能成為小蝌蚪」「如果我的孩子成為小蝌蚪，我這一輩子沒有指望了，我的孩子也沒有指望了。」這是一位上海家長的心聲。

「全面二胎」政策下，上海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戰爭將愈發激烈。數據顯示，2016年，上海適齡入學兒童人數約18萬左右，據上海市教委基教處處長倪閩景公開透露，2018年這一數字將達到31萬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