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的經歷(圖)

第一次抄家的活動，我們中年齡最大的剛滿十四週歲，小的還只有十三歲。（網路圖片）

1966年8月8日，天氣炎熱，我和同班的五個男生和四個女生共十人，身穿老式黃布軍裝，腰扎兩寸寬的武裝帶，佩戴「紅衛兵」袖章，乘坐公共汽車從海淀區的人民大學附中來到位於東城區的西總布胡同，實施一次抄家的活動。我們中年齡最大的剛滿十四週歲，小的還只有十三歲，在今天尚屬於「未成年人保護法」保護的範疇。但我們絕沒有需要被誰保護的任何概念，反而洋溢著保護無產階級專政、保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護偉大領袖毛主席、保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打下的紅色江山的衝動。

所謂抄家，和今天對貪官污吏家產的查封、對刑事犯罪份子窩點的搜查沒什麼兩樣，不同的是今天需要搜查證，有時還需要有公安和武警的武裝協助，而在1966年則無需任何手續，只要被我們這些「紅衛兵」認為是階級敵人的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門而入，武裝協助的是我們自己的拳頭和皮帶。

抄家行動是當時「破四舊」的組成部分。所謂「四舊」，乃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舊思想是也，由於並沒有人對「四舊」定出嚴格的標準，因而對「四舊」的評判完全由我們這些「紅衛兵」小將來定奪，譬如不准女性燙頭髮、男人留背頭，譬如制止女性穿裙子、男人穿瘦腿褲，譬如長安街改名為東方紅大道、東交民巷改名為反帝路，譬如敲下頤和園佛香閣上的小佛頭、砸碎前門大街上全聚德的金字招牌，都是「破四舊」的內容，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非議，實際上，當時的大多數人是給予相當支持的，而且這種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誠」成分。

關於紅衛兵的誕生及其背景，已經有相當多的文章記述和研討，儘管離客觀、真實還有一段距離，但因不是本文的主題，因而不加詳述，反正在1966年8月初的時候，紅衛兵在社會上的活動已經合法化，當然，這完全是「偉人」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所起的作用，在這封信中他老人家表示對紅衛兵堅決支持並告之「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我們這些因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派出工作組而備受迫害的「革命小將」一旦獲得了毛澤東的認同，立刻有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感覺，高呼著「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幹」，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帶著每一代人必有的青春衝動、破壞慾望以及對舊秩序的本能反抗，來到了社會上。

其實紅衛兵最早干涉社會不是一些文章中指責的抄家，而是打擊小流氓，這本應該是維護社會治安的好事，但其出發點跟今天的「嚴打」可能是兩回事，因而這些打擊小流氓的紅衛兵們在1967年以後也有不少成為了在公共場所「拍婆子」、「碴架」、在光天化日下聚眾鬧事的小流氓，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對此略有反映，作家王朔在裡面還出演了一個「拍婆子」、「碴架」的小頭目，儘管由於太痞而不那麼像。

我所在的人大附中曾經以一舉抓獲在海淀區聲名顯赫的流氓集團頭目「四龍一鳳」中的「鳳」而名噪一時。現在細想起來，這個「鳳」不過十七八歲，略有姿色，大概就是和「龍」們睡睡覺，絕沒有吸毒、搶劫、拐賣婦女、欺行霸市、開髮廊當雞頭之類的勾當，但被我們學校的紅衛兵抓到後，一陣拳打腳踢，不知命中了哪個要害部位，便嗚呼哀哉，屍體被扔在教學樓的樓梯下。當天夜裡，還有一個父親是挺有名的將軍的高三男學生因著對異性的好奇，前去「研究」了一下她的身體構造，結果被當場擒住，若非他是響噹噹的「紅五類」子女，肯定也會被當成小流氓給處理了。

據說這個「鳳」是北京市的紅衛兵在「大破四舊」中被打死的第一人，從此，幾乎每天都有紅衛兵手下的冤鬼被拉到八寶山去火化，至於有多少人在震驚世界的「紅八月」中被打死，尚沒有人進行統計，恐怕這也是個不太容易幹的事，據當時八寶山火葬場的工人披露，最多時，一天有兩卡車屍體拉進來。

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的原始動機大概有兩個，一是要收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國民黨特務等家庭裡藏有的「變天賬」、武器、反動文件，二是要剝奪這些人家裡以往從勞動人民手裡剝削走的不義之財。這時候，被譽為「副統帥」和「接班人」的林彪的那個「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過去那些革過命的人的命」的說法我們還沒有聽到，所以除了對老師、校長發威之外，我們這些紅衛兵文化的批判和武力的批判的主要矛頭還是對準傳統上的階級敵人，也就是所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簡稱「封資修」。

學校坐落在海淀區，我們卻要跑到東城區去抄家，是有著我們的想法的。老北京城有著東富西貴、南賤北貧的說法，就是說東城區住的資本家多，西城區住的貴族多，南城住的是天橋耍把式的，北城住的大都是各種工匠。賤和貧的地方自然不需要抄家，而西城的王府、駙馬府在1949年以後不少都改換了身份，成了部長府、司令府，在1966年的8月這裡還不是衝擊對象，甚至這些深宅大院裡的少爺小姐們很多還是紅衛兵的頭目，後來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還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專門對付那些不知好歹、要去革「新貴」們的命的平民紅衛兵。所以，到東城區去抄資本家的家當然成為了我們這些所謂幹部子弟紅衛兵的首選。另外，我們有個數學老師的家就在東城，她在我們看來是個典型的資產階級臭小姐，剛剛大學畢業就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無非是因為她的爹是個資本家，在公私合營時國家以二十萬元作價，收買了他的企業，於是她家就有了每個月五百元左右的定息吃。而在六十年代，毛澤東的所謂月薪不過四百六十元，五元錢就可以雇一個保姆，一個小學生全年的學雜費是十元錢，家庭月平均收入超過八元就不再享受國家的補貼了，五百元足以讓一個家庭不知怎樣才能把錢花出去。看著這個數學老師的富裕和奢侈我們就有氣，因而想先把她家給抄了。

不過，有比我們行動迅速的紅衛兵先下手為強了，我們又不想白跑一趟，找那個胡同的居民委員會的老太太一打聽，說有一家比那個數學老師家還闊氣的資本家就住在這個胡同裡，而且老頭子當過國民黨的大官。我們一聽，立刻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二話沒說，就衝向那個人家。

這是一座兩進的大四合院，有著高台階、大紅門、小石獅、厚影壁，正房加廂房加頭進院的南房，起碼有二十多間。說實話，在我十四歲的生涯中，這是第一次進入到由一家人住的這麼大的宅子，心中不由得憤憤不平地罵道：「真他x是資產階級！」幾年後當我又進到一個部長級的幹部家的宅子，看著那三進院和四十多間雕樑畫棟、青磚灰瓦的房子時，由於已經閱讀過了當時和《血統論》齊名的文章《論財產再分配》和《共產黨宣言》，也就沒那麼多憤慨和不平了。

也許是預感，或者是聽到了傳言，甚至是認命，我們衝進這家大宅門之後，並沒有看到不滿的臉色，更沒有聽到委屈的聲音，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和一個保養得很好的老太太像迎接當年的「解放」軍進北京城一樣把我們這些滿臉稚氣而又凶神惡煞的紅衛兵迎接了進去，而且在花壇邊的石桌上擺上了熱乎乎的茶水。我們當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資產階級放出了糖衣炮彈。

不過，想擊中我們這些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的紅衛兵小將決非容易的事，我們當即朗讀了「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然後，迅速解下了腰間的皮帶，二話不說，照著那老頭子就掄了過去。

我記得很清楚，那個膚色很白的老頭子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而且嗚嗚地哭了起來，而那個老太太則撲通跪了下去，連連磕頭。這時有一個女孩子興沖沖地跑了出來，手裡舉著一張國民黨政府頒發的委任狀，上面的官職是天津法院院長。我們頓時欣喜若狂，紛紛議論著：「法院院長是個大官，肯定有槍！」「說不定還有潛伏特務的名單。」「咱們要立大功了。」「抄這家算是抄對了！」

於是，我們開始了對老兩口的刑訊逼供。刑是皮帶、拳頭、巴掌、木棍及腳伺候，訊是橫眉立目、義正辭嚴及歇斯底里、破口大罵，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讓反動官僚交代出埋藏起來的武器彈藥和反革命材料。不論男孩子還是女孩子，每個人都必須動口還要動手，否則就是對階級敵人心慈手軟，就是革命立場不堅定，就是妄稱革命後代，就是紅衛兵的敗類！

那老兩口苦苦哀求，指天發誓絕沒有什麼武器隱藏起來，更沒有什麼反革命材料，老頭子還給我們上起課來，說是當時法官從來不佩帶武器，他們最嚴厲的武器就是法律條款，他們的護身符就是黑袍子。當然，他的這種解釋只能獲得一陣更為狂暴的痛打，直至兩眼一翻，昏了過去。

我們認定這老兩口是堅持反動立場，死不改悔，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便把他們扔在太陽下面，讓八月的烈日烤晒他們的肉體和靈魂，我們則從居民委員會借來鐵鎬和鐵锨，在屋裡屋外砸牆刨地，尋找我們認為必定存在的那些東西——槍支彈藥、變天賬、潛伏特務名單。這一類東西被搜尋出來的消息在當時的北京幾乎每天都會傳來，給我們這些紅衛兵帶來的衝動和現在什麼地方出土了珍貴文物所產生的轟動沒有任何區別，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番如同下鄉拔麥子的重體力勞動過後，除了一堆碎石爛瓦和泥土外，真正的收穫就是一沓沓的人民幣現金和一串串金銀首飾。這家人看來不是土財主，不會把值錢的東西裝到醃咸菜的罈子裡埋後院或廁所糞坑底下。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把金銀財寶藏什麼地方的都有，我們組織的一個紅衛兵就從床棱子裡摳出幾十根金條來，至於後來拍賣抄家得來的一些傢俱和衣服被褥時，更有人從椅子背裡發現金元寶，在棉被裡發現幾萬美元，在枕頭裡發現翡翠西瓜，在西裝夾縫中發現五萬元的存摺。還有一些人不願意在被抄家時發現藏有金銀財寶，乾脆把這些東西扔出家門，像我的既在中共建政前開過公司又在建政後當上了副局長的大伯父就把上百兩金子趁著夜深人靜時給拽到北海裡去了。有專家分析說，若是把北海的淤泥清理一下，從裡面篩出來的金銀財寶不僅夠支付清理費用，多出來的還夠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的。

不過，在當時，我們這些紅衛兵小將絕對是視金錢如糞土的，如今一些文學和影視作品描述當年紅衛兵抄家時往自己兜裡塞東西的情節完全是賦予了今天人們的行為方式。有一件事可以為我的說法作證，那就是1966年秋天在北京展覽館舉辦的「首都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上，我作為解說員親眼看到了被嚴格管制的展品是各種手槍和戰刀，被精心保管的是各種地契和國民黨政府的委任狀，而金元寶、銀元、金條、美元、英鎊、寶石、鑽石戒指、全綠的翡翠雕件卻被隨便擺在一邊，任人丟來扔去，實際上也沒有人對其感興趣，更沒有聽到丟失的傳聞。

因而，僅僅抄到金銀財寶而沒有抄到武器和變天賬讓我們沒有感到過分的欣喜，反而有些沮喪，於是對那已經快被晒昏過去的老兩口又是一頓暴打，以發泄沒有抄家戰果的難堪，當然，老兩口真的就昏過去了。這時，我們的肚子餓了，生理上的需求並不考慮革命的需要，「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的俗話不因震驚世界的「紅八月」而改變其本來意義。可吃的東西在這個大宅子中並不少，先不說廚房裡有雞鴨魚肉，就是從幾間臥室中打開的點心盒子裡的各種點心就已經讓我大開眼界了，那全是稻香村的產品，我不到十四歲的生涯中從沒有見過這麼多式樣的點心。然而，沒有一個人去吃，甚至每一個人都會以產生吃資本家家中的東西的慾望為恥辱！我們每人拿出兩角錢，交到一個女生手中，讓她到附近的北京站去買回一大書包五分錢一個的燒餅，然後讓居民委員會的老太太送來一壺開水，守著那些色香味俱全的高級點心和龍井茶，狼吞虎嚥著燒餅，喝著白開水，算是解決了肚子問題。而在此時此刻，我們還沒有一個人學習過毛澤東他老人家關於「解放」軍路過果園而不吃老百姓的果子的「最高」指示。

到天黑之時，儘管暴打和挖掘繼續輪番進行了幾次，可我們預想的戰果還是沒有出現，於是我們決定夜戰，不獲全勝絕不收兵。盛夏的夜依然不涼爽，天上沒有雲，空中沒有風，遠處時而傳來慘烈的嘶嚎，這一定是階級敵人發出的，不值得同情。幾盞電燈被拉到院子裡，我們將老兩口置於明亮的燈光下，任憑他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卻絕不被打動，而且還要痛打落水狗。

到了深夜時分，老兩口再次昏暈過去，我們的困意也終於來臨，於是一個個或坐在屋檐下或倒在土堆上，酣然大睡，我們絕不會想到那老兩口若是從昏迷中醒來，完全可以把我們這些半大孩子一個個掐死。當將近黎明時不遠處人們的喊叫聲和消防車的鳴叫聲把我們驚醒時，我們委實感到了後怕，因為就在這同一條胡同裡，離我們抄的這家只有幾十米遠的另一個被抄的地主家，那個老地主不堪凌辱，放了一把火，將自己和自己的兩個老婆一同燒死。幸虧抄他們家的紅衛兵們見沒什麼收穫，提前撤走，否則將會釀成更大慘劇。這場火災，是北京「紅八月」中最為嚴重的事件，從這一夜以後，置頑固不化的階級敵人於死地的事情才開始大規模爆發，被皮帶抽死、鐵棍敲死、繩子勒死、拳頭打死、皮鞋踹死、太陽晒死、刺刀扎死的男女絡繹不絕。而我們從火場回來，再也不敢睡覺，用繩子把老兩口牢牢地捆住，把所有的菜刀和火柴都收藏起來，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們，生怕他們也會作垂死掙扎。

天亮之後，看確實抄不出武器之類的東西，再加上對夜裡發生的事件的後怕，我們決定像當年湖南農民運動搬走地主的浮財那樣把這個大院子裡值錢的東西搬走，不能讓這些建政前過好日子的人在建政十七年後還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簡單說，就是徹底剝奪他們靠「剝削」和權力得來的財產！我們出了胡同，一抬手就攔截住三輛大卡車，見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孩子，沒有一個司機敢不停車的，他們對紅衛兵的恐懼肯定超過了對交通警察的敬畏。我們告訴司機，去拉反動資本家家中的東西。那些司機一個個連連稱是，馬上把車開到了大院子門口，真正的抄家開始了。

這家人的西廂房裡堆滿了大號樟木箱子，查找武器和變天賬時，我們已經把它們翻了個底朝天，裡面全是四季衣服，而且料子都是綾羅綢緞和各種皮毛，其華貴程度起碼我是前所未見。據老太太交代，這是她的嫁妝，共有七十箱，但從建政後，她就再也沒穿過，那些充滿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味道的式樣也確實讓她無法穿出門去，她很希望把這些東西破了「四舊」。這意思不用她表示，我們肯定要將其抬走，裝上卡車。接著搬走的還有這家人從王府井百貨大樓購買的整打的襪子、整捆的床單、成排的呢子大衣、幾十款瑞士手錶、法國席夢思軟床、紅木傢俱，還有什麼，我如今已經記不清了，反正整整搬了一天時間，那三輛大卡車跑了三趟。東西都被送到西交民巷附近的一個大教堂裡，那裡是抄家物品的收集處。對於這些抄家物品，既不需要給被抄家人打收條，也不會向收集處的管理人員要收條，反正只要這些東西不再屬於資本家就行，從理論上說，這無非是一次財產再分配的過程，是對建政後那次財產再分配不夠完全的補充。當然，以我們當時的認識水平，只把它看成是剝奪剝奪者的行動，是破「四舊」的一個組成部分。

天黑之前，我們的抄家行動結束了，老兩口雖然傷痕纍纍，但依然活著，不是每一個紅衛兵都有動不動就打死人的勇氣。九天之後，「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百萬紅衛兵小將，用親自佩戴上紅衛兵袖章的方式再一次肯定了我們的行為。又過了三天，我隨著一夥高中學生南下串聯，到西安、重慶、貴陽、湛江、廣州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去了。不久，當我父親被打成「走資派」，我母親被打成「國民黨中統特務」的時候，我們家也被抄了，面對著別人抄我的家，我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