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習慣了 就是給的時間太短(組圖)

11月22日，一對夫妻騎著三輪車拉著自己的貨，離開被加快拆遷清退的大興新建村。（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11月30日訊】「這場火，像是老天爺提示我，該回去了。」

這大概是北京最冷的一個冬天。

紅黃藍變成了最可怕的顏色，高價找的幼兒園孩子被針扎，甚至被猥褻，另一邊，北京大興的火災後，死難者離開了這個世界，活下來的人站在寒風中拎著蛇皮袋流離失所，在消除隱患的美好初衷下，成群結隊的成為無家可歸的螞蟻。

這次失火的地點是北京西紅門「聚福緣」公寓，這個富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名字，並沒有給住在裡面的北漂帶來什麼福氣和緣分，唯獨把「聚」這個字詮釋的淋漓盡致，長80米的公寓裡，擠著400多人，夜深人靜時，能聽到隔壁的打呼聲，左右鄰居換著打那種。

火災當晚，北京的氣溫已經到了零下，逃出來的人在混亂中找不到住處，幾個人擠在路旁的麵包車裡關緊車窗待了一整夜，一家饅頭店，也擠著七八個租戶取暖，可一場大火僅僅是個開始，事情還在不斷的發酵，兩天之後，這裡迅速開始了一場全市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居住在那一帶的「外來人口」被要求馬上離開租住的公寓，「違建」的廠房、公寓也被拆除。

24號是截止期，為什麼是這天？沒人知道，人們只知道再等一天就是這19個死者的「頭七」，這其中，還有8個孩子。

措手不及中，人們已經顧不上剛剛發生的火災，這場上萬人大遷徙急迫到從夜裡就開始進行，人們告別著，更多時候，什麼都不說，只是機械的往外搬東西，最近的，去大紅門，最遠的，要到1000公里之外的江蘇常熟。

「都習慣了，幾年前大紅門那場大火後也是這樣，現在好多了，就是給的時間太短。」從聽到這句話開始，我才真的切實感到慌張。

失控的北京和趕不走的外地人

北京一直是一座有計畫的城市——每年有若干戶口指標，這是它想留下的人，其他的，都是「不在計畫內」的人群。

從2005年起，北京就開始制定人口控制政策，早早就定下了目標，到2020年，北京市總人口規模規劃要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結果，還是沒有止住湧進北京的那些帶著夢想的腳步，2009年北京市有1860萬人，提前11年突破了規劃目標。

慢慢的，限制似乎變成了清理。2016年初，全市16區縣的主要負責人，全都簽了人口控制指標責任書。「總人口控制在2300萬之內、並將城市中心區人口減少15%」——這是他們截至2020年前必須達到的目標。為此，北京將這一任務細化分解到各個區縣，倒推出每年每個區縣需要減少的人數。這兩年，北京每個區縣政府領導最大的工作壓力，不是寫出漂亮的GDP數字，而是怎樣能夠不動聲色地將轄區的人民減得少點、更少點。

幾年前，西紅門往北的大紅門有過一次整頓外來流動人口行動。整頓地方因為擠滿了來北京做服裝貿易生意的浙江人，被人們戲稱為「浙江村」，最高峰那會兒，浙江村的本地人只有七千來人，而外來人口卻高達10萬。

清理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大紅門地區的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比例要降到1比1。未辦暫住證的和務工證的，不再辦理；各類工商執照，不再更換；踏三輪車的，一律沒收並加處罰。溫州人建的溫州人住的幾十個大院要一律拆毀，與各村簽訂協議所建的房屋、商亭、商棚等等一律拆除……

總之就是要盡一切措施，拆除「浙江村」，至少要有七八萬溫州人會被清理出京。為什麼要清走他們，在當時聽到的一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們的管理成本遠遠大於經濟貢獻。

雨果在《悲慘世界》中說「陰渠是城市的良心」，地下室是這些外地人來京的第一個住處。而為了實現控制人口這個目標，不出意外的，政府從地下室中清退了12萬的散住人員，這些人，又被趕到城邊的村莊。而村莊卻在要求下，用各種方式繼續驅趕外地人，他們於是搬到工業區，和機器、廠房混住一棟樓。

為了再把他們趕走，工業區停止地暖供應，人們只好自採暖、燒煤爐。人們拖家帶口，聚集到這些劣質的公寓，還要慶幸周邊有沒被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

他們的生活空間，一點一點，被壓縮到那些和你杳無交集的城市最邊緣。

不斷上調的紅線和被折疊的城市

被壓縮的不只有他們，一條一條殘酷的紅線似乎波及了每一個踏進北京的外地人。

「我馬上就要離開了，原因和好多人一樣。我有小孩兒，沒有戶口。」

「即使有錢，能上四五千一個月的幼兒園，能交得起二三十萬的上小學贊助費，可即使再有錢，也實在搞不定初中高中的回原籍考試。在習慣了北京的素質教育後，回去跟以考分為標準的孩子PK，難道要找死嗎？」

在朋友圈寫下這段話的第二天，我那個已經在北京漂了七年的朋友終於漂不動了。北京是全國唯一一個從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開始就明確要「控制人口盲目增加，減少城市人口」的城市。各種層出不窮的新標準，戶籍，房子，職業，資格證……可到今天為止，所有嘗試過的人口調控方法從未成功。

上週我拖著行李搬到大興，搬家，似乎是帝都生活法則，從北邊的天通苑、回龍觀，搬到東邊的燕郊，就是搬不進五環。在地鐵上，偶然聽倆北京大媽聊天，A大媽說，今天這麼擠，早知道就在二環住了。B大媽，您家幾套房？A大媽輕描淡寫，二環一套，五環三套，來回跑煩死了。B大媽，嘿！真行，我家才兩套。

那一刻，我才發現這個早已折疊的城市，窮也分三六九等，而被打上標籤的「低端勞動力」就是很多人眼中最下面的那等。他們都有著相似的特徵：外地人、出身農村，做點小生意或者打工，賺錢是最主要的目標，享受生活對他們而言是奢侈。

他們是在服裝廠起早貪黑加班掙錢給孩子交學費的母親，是夜半在都市為人代駕的司機，是帶著妻兒落腳於此的快遞員，是幫忙照顧孫輩的祖父母，是「背井離鄉辛辛苦苦打拼的人」。

他們租住進一月房租600元的「三合一」違規建築中，壓力與動力都來自農村務農的父母和在老家上一年級的孩子。

他們沒有發言權，沒有影響力，也無法喊出要在這座城市平等居住的口號。媒體似乎更關注那些油膩的中年男人，更關注有多少萬人在北京假裝生活，媒體對這些掙扎最底層的人失去了興趣。

好聽一點的叫他們「外來務工人員」，「外來」意味著不被認同，刺耳的叫他們「低端勞動力」，「低端」意味著將被驅逐。

是轉折還是悲劇？

但真正「殺死」那些「低端勞動力」的，是這一次次的清退嗎？

當人們滿懷夢想地來到這座城市，卻並沒有倒逼它在規劃能力、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反而在工作多年後，一旦不能達到這座城市的紅線，就有被行政驅趕的可能。這或許是北京在清退人口的過程中，受到空前現實阻礙和輿論壓力的根本原因。

而這些「低端勞動力」的境遇更可怕，除了不斷逼死他們的紅線，他們拿到的還有和所付出的勞動力遠遠不相稱的報酬，他們的待遇讓他們除了租金低廉的公寓別無選擇。而聚福緣就是無數個這樣的公寓的一個縮影，低廉的租金，可到處都是安全隱患。

他們，別無選擇。

也許這篇文章最後也會跟許許多多的文章一樣，消失在龐大的數據中。創哥真正在期待的也許是一次倒逼，底層勞動者走了不代表這些行業就消失了，這就是每個大城市都必須存在的生態鏈，哪裡會有憑空存在的「高端城市」「高端產業」和「高端人口」？

但願等到春天，他們再回來的時候，他們不必再為違章建築裡一不小心的火災而擔驚受怕，他們必須住在安全的地方，他們所獲得的報酬必須配得上他所提供的服務。

一紙冷酷的行政命令，倒逼市場提高從業者的待遇，也許這是這個寒冬孕育的唯一春意。

但也許，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網路圖片）

（原標題：期限已至！昨天，這群人已全部搬離北京！）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