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圖片來源:看中國)
我和邱原先生相識於1956年12月四川省第二次文代會上。他曾在大會上作過有關電影與戲劇創作方面的發言,給我留有較深的印象。他的電影文學劇本《青蛙少年》曾柀收入《四川優秀戲劇集》。由於工作和見解關係,「整風反右」前,我們經常聚集在茜子(本名黃獅威,又名陳謙),《草地》文藝月刊編輯)家談論時政和有關文學創作問題,大家觀點鮮明,直言無忌。後來這個聚集的地方被羅織為「反革命‘裴多芬俱樂部’」。其實就這麼幾個愛好文學的小青年聚一起談淡文學創作,對現實生活中所見不平發發牢騷而已,此乃人之常情,竟不想惹下包天大禍,使年青鮮活的生命連同才華埋葬土中。
邱原先生從外表看像個山東壯漢,身材魁梧大頭大臉,閃灼的雙眼能看到三尺厚地下所埋藏的東西,那直達耳腮青乎乎的胡楂又顯示出男人的陽剛之氣。其實他是個道道地地的成都人,一個有獨立見解從不人云亦云的文人。1949年前就讀於四川大學,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薰陶,對國民黨政權極為不滿,常寫文章給予無情抨擊,曾列入黑名單為特務追捕對象。
爾後他用狂喜熱淚迎來了鮮花明媚的「翻身日」,投筆從戎走上了革命道路。但不久他發現這個「革命」說一套做一套,南轅北轍大相逕庭,開始有不滿言論,在「反胡風運動」中即遭肅整,被關押審查,大小會批判鬥爭,自此失意入,常有奇談怪論。觀點一針見血,剖析深刻。他直指時弊鞭撻入裡,縱是今日來看也十分超前和有價值,不愧是抗暴反殘的先知先覺者。
他的「反動言論」散見於四川省委宣傳部和省文聯編輯的「右派言論」和某些「朋友」為洗刷自的「反省檢查交代」之中,這裡僅將我知道、聽道、看到的擇其重點,作如下介紹。他有如下的一些言論:
「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風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終身領袖制度,是個人崇拜的根源。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上裴多菲俱樂部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逼得他們去那裡,因為只有那一小塊地方有民主自由氣氛。」
「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於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活》,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
「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體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改造人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思想是人類生而據有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
「黨委要退出文學創作藝術部門,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地創作,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文學沒有黨性,只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潤育藝術。《三國》《水滸》《紅樓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
「毛主席就是個帝王,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獨斷專橫,指鹿為馬,說高饒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才是今天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什麼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的關係’。1955年‘肅反運動’整錯了那麼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
正因為他的觀點立場和客觀現實格格不入,被劃成「極右份子」,本應送「勞動教養」,但他聰明,不相信通過「思想改造」和「勞動鍛練」可以重新回歸「革命隊伍」的鬼話,堅決要求自謀職業。此後鎖喉禁聲,離開文聯以刻蠟板度日,混跡市井。沒有想到他逃過了1957年的懲罰,卻沒有逃脫「十年文革」的血腥,竟壯烈慘死於1974年天明前夕的成都寧夏街市大監。
事情是這樣引起的。茜子1957年12月30日因被指控參與組織「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判處5年有期徒刑,送到成都天回鎮大灣成都動力機械廠勞改,刑滿後仍不許回家,留廠就業繼續強制改造,致使家庭破裂。1967年趁「文革」動亂之機,茜子逃到成都市,找到以刻蠟板和畫像為生的邱原聲淚俱下地說:「我們這一生何曾反對過黨,只不過發發牢騷而已,共產黨卻往死裡整,老子現在簡直活不出來了,決心跑到國外去反對它,你得幫助幫助我。」
邱原是位為朋友事願兩肋插刀的人,當即拍著胸膛表示支持,給錢給糧票。茜子企圖從新疆後出境未果,又轉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再爬上外國商輪,當然更是痴心妄想,最後潛入山西一個縣的煤窯裡挖煤度日。不久全國對茜子發出紅色通緝令,很快將他抓捕歸案,邱原作為支持「叛國集團」的幫凶也啷璫入獄。
公安部門立即對他採取刑訊逼供和誘供,邱拒理抗辯死不認賬,最後只好將其單囚一室,並經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個天生的硬漢子,個性極強,有「勿自由寧死」的風範。獄吏曾脅迫他說「只要你交代出同夥,我們可以立即釋放你,如抗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條。」在生與死的兩條路面前,在保護朋友和出賣朋友的人格考量下,邱原選擇了拒決招認的絕路。
在小監裡你想死也死不了,沒有毒藥,沒有利器,沒有繩索,連褲帶也被獄吏收去,除此防範極嚴,每隔兩三個小時就有人巡視。為了保護朋友,他立意翻新,將吃飯用的一隻竹筷在地上磨尖,然後在一個風雨如磐的夜晚,他蓋著被子躺在床用手摸著股動脈,咬牙對準跳動的血管舉起磨尖的竹筷用力插去,插進去後再用力不停攪動,直到鮮血汨汨外流時才蒙頭睡去。
這種死不但需要勇氣決心,還需靜若止水的毅力,不然死不下去的。到底這種死是種啥滋味無從得知。北大右派學生宋林松先生在「十年文革」中為了不受辱也選擇此法自殺,所幸被人發現而活了下來,將其過程移植在此,到是個很好的解答。
宋林松說:「我已受了10年的屈辱,再也經不起進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豈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語‘他從東方來,我向西方去’,也給我以引導。為了維護做人的尊嚴,我只能選擇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決定之後即寫出了離婚申請書,交代了後事——給諸位添麻煩了,不必留骨灰,此時心情到格外平靜了。當時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滿佈暴戾殺戮之氣,防範也十分嚴密,我必須隱蔽些以免畫虎不成反類犬,招致提前批鬥。夜深人靜時我把棉被理為長條狀擋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發現,先用剃鬚刀片(孰料斷裂了)後用剪刀,在以死抗爭的心態下竟一點也不痛。開始時有如聽到埋在牆壁裡的自來水管中潺潺的流水聲,後來就糊塗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掙扎吧,把腳頭的棉被蹬下了地,僥倖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廁,發現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醫院。事後他們說我的右側頸總動脈已斷裂半厘米、還只剩一邊連著點皮,估計是我的頭無力下垂後,斷裂處又被蓋住了,才沒有流光血液,不過到醫院時已測不出血壓,真是又一層的僥倖。」
第二天早晨待獄吏發現時,邱原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長逝。後監獄通知他妻子張天秀來領取遺物,那床血跡浸透的被蓋重達幾十斤。張天秀拿著血被去錦江河沖洗,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紅色。這樣的死有如項羽自上吻於鳥江,又如一隻猛虎鬚中萬箭而兀立山頭,不禁使人想起宋代詩人李清照的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此詩,於他當之無愧。
邱原兄安息吧!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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