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何既封殺「自由」又鼓吹「自由」?(圖)


北大的自由精神今日何在?(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看中國2017年7月11日訊】近日,北大張維迎教授在國發院畢業典禮上以「自由是一種責任」為題發表演講表示:「曾創造過輝煌的中華文明,在近代發明創造乏善可陳,對人類進步的貢獻幾乎為零!問題出在我們的體制與制度。

張維迎在演講中直言:「中國(中共)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民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只有自由,才有創造。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人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

然而張維迎的演講內容在北大官方微信賬號上刊出不到半天的時間,即遭到火速刪除,目前全大陸網站已經找不到這篇文章,網友對此議論紛紛。

胡適是北大歷史上最著名的校長,有學者總結了胡適的「自由」觀::一、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是良心的自由。「宗教是一件個人的事,誰也不能幹涉誰的宗教,容忍的態度好。」二、思想自由。在文學上發展出來就是言論的自由,表現於美術品、工業就是創作的自由。三、政治的自由。中國歷代爭取信仰、思想自由的的文人政治家,從春秋戰國墨子、楊朱以降,桓譚、王充、範縝、傅奕、韓愈、李贄、顏元、李塨,都未能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未能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途。四、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力。

北大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上閃耀著光輝,1916年的新文化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1935年「一二.九」運動,成就了北大的地位,造就了北大的百年「品牌」。

1939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等高校聯合組成)必須遵循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使用全國統一教材並舉行統一考試等。這項命令卻遭到了聯大教務會議的拒絕,並推舉馮友蘭教授起草了《抗辯書》。

《抗辯書》中稱:對教育部的訓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構」,「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豈可由「教育行政機關」隨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育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育部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似不必輕易更張」。國民政府收到此書後,只得對此事不了了之。

北大的「自由」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人格完善的自由,也就是成為「人」的自由,在中共的眼中,這叫「資產階級自由化」,歷史上,多少知識份子成了中共的刀下冤魂。

中共也鼓吹「自由」,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自由、平等」云云,據說「自由」還擺到很高的地位。它所說的「自由」是什麼含義?

還拿北大舉例,看看今日的北大,早已成了一個巨大的名利場。所謂教育產業化之基地,已然成為一個「文憑速生」之工廠。博士證、碩士證、學士證、研究生班結業證,證證待價而沽;總裁班、研修班、總監班、MBA班,班班唯錢能上。如今,有點名氣就可以順利成為北大的學生、客座教授、名譽教授;有點錢,就可以在這裡拿個什麼MPA、MBA的文憑,充當門面;有點人氣,就可以登上北大講堂,滔滔不絕地胡吹海侃,不管觀點是否正確。北大似乎只有商人,沒有知識份子。那些「校領導」們,正部級、副部級,正局級、副局級,這個家、那個家,大家齊聚一堂,為陞官發財而努力。

再看看這些年有關北大的「新聞」:「北大院長姦淫服務生」;「校內建五星級酒店供教師和學生吃喝玩樂嫖」;「北大學生會幹部賄賂競選」;「北大碩士論文開題報告造假」;「季羨林藏品被盜事件」……

中共所說的「自由」是不擇手段追求金錢、名譽的自由,腐敗的自由,墮落的自由,成為「鬼」的自由。

當下,中國不乏思想自由的知識份子,也就是網民說所的「公知」,在網際網路和通訊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中共對他們言論控制早已力不從心。

可悲的是另外一些人,仍然有良知,有一定的學術造詣和客觀認知,承擔著一定的歷史使命,但在成為「鬼」的自由中玩的不亦樂乎。中國的政局變化需要這些人的聲音,中國的歷史變革需要這些人的聲音,再不醒悟過來,不扮演「士大夫」的應有角色,恐要要負歷史責任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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