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狗崽子」 惶恐的「紅衛兵」經歷(圖)
瘋狂的歲月（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5月16日訊】1966年8月，我看到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便也想當紅衛兵。當我戴上自製的紅袖章，立馬迎來工農子弟的冷眼，我心裏沮喪，感覺自己的地位從此不一樣了。好在我們學校的紅衛兵很快分成了兩派，造反派從屬於「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不太講究出身，我就混入了其中。我會畫畫，組織了「鋼刀」木刻戰鬥小組，創作了不少版畫宣傳品，數《造反有理》最出名。記得那天，我把整張的膠合板鋪在地上，隨便畫一畫，就拿木刻刀刻起來，再用全開的大紅紙印出，畫面上紅衛兵右手高舉《毛澤東選集》，左手緊握「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大旗。沒過幾天，來了一位老先生，說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專門收集紅衛兵的作品，我就給他了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號《人民畫報》封底整版登載了這張畫。
我有一位從小就同學的親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稱姑太太，同裡弄住著，與我常常見面，十分親切。「文革」中姑太太被迫在裡弄裡掃地「勞動改造」，我見到她，察覺到她想與我打招呼時，會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一瞬間：她迅速地垂眼低頭，轉過悲淒的臉。前不久方群與我聊及「文革」瑣事，見我誠懇反思當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樁被我完全遺忘的醜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學，據說是張春橋質疑王孝和「烈士」有變節行為，才改為建設中學。曾在中共新四軍的倪愛史老師，有一天看見我在畫石膏素描，大加讚賞：「你好好畫，將來可以成為好畫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難逃磨難，那回全校批鬥校領導，方群看見我躲在主席臺邊緣，當眾人高呼「打倒倪愛史」時，負責押解的紅衛兵按下倪老師的頭，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她的頭頂，不重，只是輕輕一碰，隨即收回。我被提示後，隱約想起似乎有過那個情景，很像我的行徑，符合我的下意識：我不忍下狠手，她畢竟是我尊敬的師長；我想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便得有所表示。那時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為骨幹分子，猶如以往一貫的我，總想擔任主角。雖然「狗崽子」的陰影約束著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現自己的革命性，我會義無反顧。猶如學雷鋒運動中，我曾拚命想出點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鋒那樣將所作所為寫入日記、寫入思想匯報；二是不會單獨行為，帶領同學們一起干。總之，不能白干，要讓人知道，如同當下作秀。我還記得，「文革」初，在學校裡我無法盡興表現，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會主任建議，要將全裡弄地富反壞右分子集中起來遊街，張主任為難地望著我，突然反問道，是否也讓你爸爸一起出來呢？頓時我頭腦空白了幾秒：竟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遊街麼……」聲音低沉了不少，張主任拍拍我的肩膀，離我而去。我悻悻地愣在原地，內心深處喃喃自語：謝謝你張主任！
1967年7月，《紅衛戰報》從「紅革會」、「紅上司」手中轉變為「紅代會」的機關報。報社一開始設在《文匯報》社，後來到《解放日報》社，再後來是陝西南路團市委，最後落腳於《青年報社》。我在《紅衛戰報》當美術編輯、攝影記者，因「出身不好」，心裏忐忑不安，覺得是「混」進了《紅衛戰報》。我和《紅衛戰報》的頭頭兒李銳說了自己的憂慮，他說其實我們這裡好幾個人出身都有問題，我也就放心了。《紅衛戰報》期間，經歷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聯司」，我潛意識到這類事件危險，沒有到現場。那天傍晚我路過平涼路許昌路口，發現乘載大量拿鐵棍工人的卡車由東往西行駛，我當時的立場當然是站在「工總司」一邊的，發現有很多路人謾罵車上的工人，有工人下來對罵，路口開始混亂。我記得我是跑了五個街口，一直奔進學校，把建設中學的「紅東北」和長陽中學的「紅東北」召集起來，以方陣隊形分別沿平涼路和長陽路跑步到現場，將圍攻「工總司」的那些人抓起來，現場就有人拿鐵棒打他們。當時我心裏很難受，因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這場面卻是我造成的。
後來我還知道，這個事件發生時，毛澤東也在上海，他坐在轎車裡面，在外灘觀望市革會門口的工人武裝隊伍，這是我第二次接近毛澤東，第一次當然是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期間。9月份我去了南京，親戚對我講，你千萬不能北上，西城糾察隊等著你呢，他們等的就是你這樣的狗崽子。我嚇得從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覺得不至於那麼猖狂了，應該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沒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從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時，到北京兩手髒兮兮，像熊掌一樣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區委的大禮堂，我第一次見識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習慣。感覺齊齊哈爾人像農民，驚奇他們的「裸睡」。只見他們早上一起身就拿著大棉褲在腰圍處不斷抓東西往嘴裡送，我不知道他們吃什麼，像吃花生、瓜子，後來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幾個福建人發生口角。他們第一句就問你是什麼出身，其實我可以說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謊，說是職員，他們馬上質疑我：「什麼職員，職員最複雜。」這幾個小子，本來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這一下就把我鎮住了，我作為「右派份子的狗崽子」，躲開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我們3點鐘起床，來到長安街的東邊，在那兒排隊等著，好幾個小時過去了，9點鐘，隊伍開始行進。等經過天安門，大家已是淚流滿面，只知道呼喊「毛主席萬歲」了。我只望見天安門城樓上有兩個色塊：毛澤東的紅臉，林彪的白臉，別的什麼也記不住。天特別冷，到接見那時辰還好些，一定是毛澤東的「陽光」把我們給罩住了。一邊仰望毛澤東，一邊問別人幾點，再低下頭在語錄扉頁寫上「11月25日上午9點40分16秒，我見到了最最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在《紅衛戰報》工作的時候，還經歷了炮打張春橋事件，我端著相機，好像在公共汽車上，外面的牆上只要有大字報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麼在校園裡也是坐在車上。反正復旦大學被我拍了個遍，用去三卷135膠卷，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張春橋的標語和大字報。《紅衛戰報》不會主張炮打，我們是把它當「罪證」收集起來。那時候我愚忠得很，覺著我只要好好畫畫，好好拍照，已經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現在想來，那種滿足感一直伴隨著惶恐。
愚忠塑造著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為獲得那種滿足，有時會主動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懾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話，也可以和「紅五類」同學一樣，去抄別人的家。那時，我家經濟條件差，媽媽在裡弄門房看大門。有一天晚上，來了一隊紅衛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認識。我媽媽請他們到裡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鍋紅棗赤豆湯，由我端去做他們的夜宵。領頭的是我小學同學，是成績很差的那種學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紅衛兵隊長，那天他卻不好意思，始終不敢抬頭看我，我心裏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陳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參加我們「紅代會」成員會議，說了許多，我只記得一句：「你們要準備當一名職業紅衛兵。」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們堅守崗位，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久，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來上海招兵，我作為記者在台下聽得真真切切：「我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按徵兵標準招收兵團戰士！」我的心涼了半截，徵兵時我因為出身問題未被錄取，好容易有進兵團的機會，又泡湯了。我夾著自己的畫作和照片去滬東工人文化宮招兵辦事處，負責人見了我的作品馬上表態：「你被錄取了。」「我父親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現。」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雖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當過大隊長、上海市優秀少先隊員、學生會幹部、紅衛兵機關報編輯，現在無需政治審查就可以當上兵團戰士，我一定不辜負「毛主席」對我的信任，下鄉繼續革命，與農村的階級敵人作鬥爭。以此作證：我下鄉並非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紅衛兵的姿態去農村繼續革命的！1968年8月11日，我們穿軍裝，戴紅花，在公共汽車上招搖過市。楊浦區的平涼路上儘是夾道歡送的人群，到火車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車。車上，我依然是《紅衛戰報》的記者，還沒有完全卸職，帶著相機一路拍攝過去。兵團的人要留我在團部。我想他們是看中我的相機了，需要我做宣傳工作，需要我去畫畫。我把相機交還給了隨車一起來的《紅衛戰報》的李平，然後就和團裡招兵的人說，我沒相機，不去團部了。最終和建設中學的同學們一起去了最遠的沒有電燈的20連。
我在20連當農工，經常出版報，寫大標語，畫毛澤東像，滿腦子想的還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們建設中學的知青會到21連團聚，討論的話題幾乎都與連隊的「階級鬥爭」有關。聚會開頭唱《東方紅》，結尾唱《國際歌》，嚴肅的狀態如黨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副風風火火的革命者嘴臉背後，我的內心陰冷惶恐：離滬之前我做了一件讓自己不安的傻事……心裏憂慮著傻事會導致何種結果。
1957年我的父親李寶仁在上海紡織管理局財務科被打成右派。那時我剛加入少先隊，選大隊委員時，本人獲全校最高票卻未被認定為大隊委員，接著幾年都是這樣。四年級我從大隊輔導員賈老師處得知，這與父親是右派有關，還告訴我：「黨的階級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現’。你沒當上大隊委員，是有成分論，還讓你當中隊長，是重在你的表現。」我立刻對父親產生「仇恨」。我和姐姐當面指責父親：「你反黨害得我們一個入不了團，一個當不上大隊長，我們要與你劃清界限！」從此，「和父親劃清界限」成了我口頭、筆頭的誓言。我五年級的十一前夕，父親回家還未進門就興奮地告訴我媽：「月華，我回到人民隊伍中來了。」多麼像一句台詞！我聽罷衝下樓去直奔錦州路小學，老師與校領導都激動不已，還擁抱了我一下。不幾天我就當上了副大隊長，撫弄著三條槓標誌，我心中對「黨」充滿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後，我走在裡弄裡，特別昂首挺胸。因為在這之前，我家門口曾被貼滿大字報。我垂頭喪氣過，雖然鄰居對我不錯，不曾嘲笑我。
「文革」開始了，我時任建設中學學生會宣傳委員，眼看著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在全上海有門或像門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鬼見愁」的對聯。有些牆上還有「紅色恐怖萬歲」的字樣。我心中慌亂得不行，我在學校的優越感瞬間消失，墜落於萬丈深淵。
自作自受的大義滅親
紅色恐怖中我真的認同了「血統論」。我對父親的「仇恨」與日俱增！校門口一條醒目的大標語給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們，回家造反動老子的反去吧！」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姐姐給我發電報：「將家中的四舊除掉！」我立刻讓母親翻箱倒櫃，一本《日軍侵華暴行圖錄》被我尋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圖樣。母親說這是遠房叔叔李壽人給的，他是國民黨軍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勞改地青海。我認定這是「四舊」，還是反動軍官留下的！立即點火將它燒成灰燼，灰燼扔進陰溝，用自來水沖洗得一乾二淨。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電報：「家中四舊不要動，等待紅衛兵抄家！」後來我有些失落：紅衛兵直奔左鄰右舍，唯獨不來我家。不久姐姐再來電報：「詢問父親，摘帽後有無對黨不滿！」老爸遵命回憶，還真檢查出六大「罪狀」。我至今只記得一條：「摘帽後同事查到我早年有過發明並記過功，讚嘆我李寶仁真有兩下子，我隨口應道：嗨——敗將不提當年勇啊！——這是我的反動言論。怎能與共產黨論勝敗呢？」我讓父親寫下罪狀，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來到齊齊哈爾路上棉十五廠，請幾位造反隊頭頭兒仔細看了一遍「交代書」，他們是一臉的不解：「你這位革命小將，本來你爸爸沒事，你這麼一來，不是沒事找事嗎？」國棉十五廠除了我父親，還有一個右派，兩人都能寫文章，是兩派雙方的「狗頭軍師」，我問過父親，摘帽右派，還參加造反隊，不是混入革命隊伍嗎？他說，我不就是想表現好一點兒，為你們著想嗎。面對造反隊長，我佯裝大義滅親狀，內心卻罵著自己：真是十三點！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寧……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親來信了：「我已被造反隊內部除名，沒有批鬥我，放心。」剛收到信的那幾天，我激動不已，那些日子我沒有日記，若有，一定會這麼寫：「感謝黨和人民對我父親的寬大處理，我要更加忠於毛主席，報答毛主席的恩情！」
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陰影隨行，在北大荒，我覺得角色不一樣了。與當年土改時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幹部一樣，迴避家鄉，迴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槍斃，兒子跑到東北鎮壓別的地主。我也是這種心態，在北大荒連隊裡斗地富反壞右，口號喊得好張狂。以後還參加過工作隊，下連隊蹲點，跟著中年幹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審問他們時，逼他們講細節，怎麼幹的？怎麼弄的？我已20歲，想聽，又不好意思。後來我自己學會整人了，那回逮著一個早先來北大荒勞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連隊邊緣的破房子裡面。有人向我們匯報，說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裡面幹什麼，黑燈瞎火的。據說，他是小時候偷家裡東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龍江勞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盤問他到底幹什麼了，他說沒幹什麼。我說為什麼關燈？他說點蠟了。其實我希望他能說出個一二三，特別想知道細節，現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團參加美術學習班期間，我還揚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畫」。我的言行，曾對不少人造成過傷害。
珍寶島戰役後，東北地區為加強國防力量，增建撫遠到二龍山的國防公路。兵團承接了工程。九個月後，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畫畫寫板報為主，幹活的日子數得過來。
擇友的彷徨
半年後我回團在學校教美術，常在團部機關幫忙，認識了生產股的黃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黃翔先生都是黃埔畢業生，1949年黃翔在北平南苑機場投共，同年4月黃琪玲由武漢駕機投共，一直在石家莊解放軍華北軍區第二高級步兵學校任軍事教員，1958年因右派言論被發配到855團，「文革」中被指控為「國民黨空投特務」，慘遭毒打酷刑，甚至頭部被按在火爐上烤臉，左眼幾乎失明。他夫人孫靈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學當教師，標準的民國知識女性，典雅的容貌遠勝《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過陰陽頭。女兒黃玲在855團上學，聽過我的美術課，後來成為央視的主持人。凡與老黃打過交道的人，都稱讚他是個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礦、設副業廠、造職工屋。「文革」期間下放到七連勞動改造，為解決飲水問題，帶領眾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絕了該連多年來「大骨節病」的流行。我喜歡與他聊天，但總聽到有人議論：黃某歷史問題多多，黃家社會關係複雜。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態中與老黃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過北京，曾去黃翔家拜訪，這位曾經的國民黨中將又是攝影家的老人拿出許多照片讓我觀賞。我看著照片，打量著這被肢解了的四合院：隔牆離門窗很近，窗外雜物堆砌，窗內陰暗擁塞，本是一家人獨居的大院被分割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為何而去，只記得心裏有點兒慌亂：這位老者曾是萬惡的國民黨反動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離開了，除了向黃琪玲講述過，未敢告訴其他人。我評估這類拜訪應該是有「立場」問題的。我生怕這個「拜訪」會影響我入黨。後來我從網上更清楚了這位老者的光榮歷史：他是國民黨92軍中將軍長，參加過著名的崑崙關戰役，並赴緬抗日。
30多年後，我見到了不少崑崙關大捷的照片，我以此為素材創作了《杜聿明血滿弓刀．崑崙關大捷》大幅油畫。我深信在照片裡在油畫中一定有黃翔將軍的身影！
9．13的震撼
我在團部，常見連隊幹部在那裡開會，以往大夥總是嘻裡哈啦，唯獨1971年年底的聚攏，人人規規矩矩。記不清是哪位連長哥們兒告訴我：副統帥林彪摔死啦！我飛跑回教師宿舍，撩開門帘大叫，你們都給我起來，我有重大消息宣布！這幫爺們兒都已趴在被窩裡，正探出頭來看書。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嚇人！我說你們不出被窩我就不說，說了不嚇人你們就揍我！各位鑽出被窩，我振振有詞道：副統帥背叛偉大統帥，摔死在外蒙古啦！靜音兩秒鐘，十多隻銅鈴大的眼球逼將過來，瞬間我被拖上大炕，眾人亂拳齊下，打得我又疼又痒，大夥起鬨：「反革命，這個反革命。」我擋著亂拳，擋著唾沫，仰視著一張張竊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說細節，我翻來倒去只有一句話：「林副統帥、葉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離北京，在外蒙古溫都爾汗墜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夥喃喃自語，表情卻很怪異。不幾天，「五七一工程紀要」作為批判材料發下來了，這時期的批判會大家不再打瞌睡，按報紙廣播的口徑說上幾句批判詞，最喜歡大聲朗讀「紀要」中的不少名句，「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這幾段我們都可倒背如流。
不幾天上面又下達指示，要將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這麼幹，沒有這些照片我怎麼畫林禿子漫畫呀？」領導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畫參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嗎，怎麼將林彪看走眼了呢？這是我第一次對他老人家有了一點點懷疑，但很快被自己糾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來了，只是想讓林彪暴露一下。再後來江青被判處死緩，我不明白了：對毛主席那麼忠誠的中國老百姓，為何對他的老婆卻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麼連最親愛的人都管教不好？黨中央文件又糾正了我：「林彪、‘四人幫’利用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幹部，製造混亂……」
扭曲的英雄主義
我在團部宣傳股幫忙，主要是寫標語、畫幻燈，至今有印象的只有兩部片子。一部宣傳表揚因排除啞炮死去的韓春照，另外一部描寫35團打火英雄集體。死了14名，負重傷者是7名來自北京門頭溝的俊男美女，我看著這些英雄燒傷前的照片，想像著他們的臉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臉上留下坑坑窪窪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邊畫著他們的壯烈，一邊慶幸自己沒有那樣的遭遇。聽說7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離原貌相差甚遠。其中一位年紀最小的因臉龐醜陋找不到對象，某夜，他偷窺了女廁所，好在沒有人責難他！
四年前，我認識了三師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燒傷，另外兩位女戰友當場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認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傳，只作事故死亡論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場途中並不恐懼，簡直是不管不顧地扑向殺人的烈焰。她以為這是一次機會，一次可以表現她同「反動」父親劃清界限的機會。後來她當然後悔，她渴望愛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淚洗滌著自己見不得人的臉面，她將一生的全部積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終究與曾經的美麗無緣，她年過花甲，至今未嫁。
同年另一件事發生在團機關附近，記不得是什麼單位失火了。我們聞訊衝進火場，傳遞著裝滿井水的畏德羅（水桶），不一會，我聽到褲腿哢哢作響，只見大家都一樣，被井水濕透的褲腳，凍成了盔甲。團部現役軍人大個子參謀長也來指揮救火，火場中傳出一聲聲「毛主席萬歲，不要管我，救火要緊」的呼叫聲。煙火中一位哥們兒，雙手抓著一根橫在半空的長木條，齜著牙，使勁嚷嚷。參謀長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媽了個×呀，你離地就一米高，你他媽的給我下來！」年輕的讀者不要見怪，那時代就是這樣，些許事實比想像的還要稀奇古怪。再舉例，記不清哪個糖廠也著火了，報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內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卻被逮捕歸案——他是縱火犯！查出事端的關鍵是人們在展覽他的被燒壞衣褲時，發現內衣褲的損傷面明顯大於外衣褲的損壞面。他為了當英雄，在弄虛作假上花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夠嚴密，否則他的「英雄」形象不知會贏得多少人的眼淚。
談及當英雄，我記起另一件由我們幾位教師直接參與的救人趣事。
記得是冬天，我路過機關食堂，只聽得救命聲從地底下發出，我循聲前往，認定是食堂門口水井底下有動靜。我小心爬上井邊的冰坡，探頭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氣無力地發出顫音：「快點兒，我快凍死了……」我回校招呼了幾位知青老師，找了一根粗繩甩下井去，井下這位發出指令：「同志們拉吧！」我們四條漢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繩，使勁後仰。他個頭不高，也不壯實，但泡過水又掛著冰碴，重量倍增。我們眼瞅著他快有出頭之時，他喉管裡冒出一串毛澤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們累得屁顛屁顛的，他卻由受難者突變成了呼口號的英雄，我忘了誰使了個眼色，八隻手同時鬆了繩索，只聽「通」的一聲悶響，他又跌落井底。我們喘著氣問他：「還下定決心不？」「不行了，快凍死掉了。」第二次減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實在是邊笑邊拉怎麼使得上勁兒呢。我們的惡作劇導致我們的救生壯舉未獲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義情結也受到了挫傷。
思慮中的繪畫歷練
1972年，我調到師部當美術創作員，任務就是尋找美術骨幹，組織成學習班。我負責輔導學員們將草圖修繕成畫稿，然後把畫稿送到佳木斯兵團總部，再挑出優秀的作者參加兵團的美術學習班。負責兵團學習班的是北大荒版畫中最年輕的郝伯義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裡的調令，到黑龍江省美協當專業畫家，直接由農村戶口變成城市戶口。1979年，我與調入哈爾濱市美術工作室的劉宇廉、陳宜明一起創作了連環畫《傷痕》、《楓》與《張志新》。
「文革」中的中國美術，所有的畫都變成了宣傳畫，只能為政治服務。要麼歌頌「毛主席」，要麼打擊敵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單一、剛硬、壯烈，沒有私人情感，否則就是立場問題。毛澤東過世，「四人幫」倒臺，我們畫《傷痕》、《楓》的時候，開始回歸符合人性的思維方式。《傷痕》發表以後影響很大，獲全國連環畫評選一等獎。《楓》講的是一對互相愛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兩派，武鬥中互相勸降。女生是戰敗的一方，跳樓自殺，男生後來也作為「加害者」被槍斃。其實武鬥的真正原因與爭權奪利有關。革命委員會成立了，誰在裡面佔多少位置，造反組織要分贓了。為了分贓，大家就要凸顯自己對毛澤東的忠心，比誰更忠誠。講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問題。對大部分的年輕人來講，沒有想過這一層，他們想到的是對方有問題，認為對方對毛主席不忠，認為對方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威脅，而只有我們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們在畫《楓》的時候，藉助小說的平臺，力圖再創作，力爭畫出小說裡沒有提及的場景、隱喻。我當初在「紅代會」和張春橋合影過，還給他拍過照片，《楓》的第一幅畫就是參考「紅代會」成員簇擁張春橋合影的狂熱場面，極正面地表現他們，因為那時他們在我們的心目中就是正義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畫成藍色調。另有幾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頂上，「萬壽無疆」的標語下儘是紅衛兵屍體。
當時《連環畫報》是中國美術界很重要的展示平臺。那時候油、國、版畫沒有市場，不可能買賣，畫家就靠畫插圖、畫連環畫掙錢。你要出名，就先畫一套彩色連環畫，經《連環畫報》推出，迅速揚名畫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楓》的《連環畫報》引起轟動，同時有人寫信給中宣部，說這套畫為「四人幫」翻案。其實畫中缺王洪文。讀者提出我們表現的太正面了。「這麼一來，我們將來怎麼教育孩子？我們怎麼對他們說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第八期《連環畫報》停刊了。要是現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氣了。可當時的《連環畫報》編輯吳兆修女士，以編輯部名義寫了信到中宣部，一週後中宣部將《連環畫報》的編輯找去討論這部作品。結果是收回禁令，繼續發行。結論是作品的好壞不作定論。當時胡耀邦還寫了批示，有點兒模棱兩可，都是不作定論。這麼一來《楓》名聲大震，後來入選全國美展得了一等獎。一等獎只有三個，一個是版畫，一個是國畫，還有一個就是連環畫《楓》。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教授還拿我們的《楓》做蒙太奇教材。遺憾的是，中國美術館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張，其餘在6年後被人竊取了。去年應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畫重新複製了一套。經全國三地巡展，現已出版問世。
1980年我畫了油畫《捨得一身剮》：紅衛兵文鬥彭德懷的場面。那幅畫參加全國青年美展，得了二等獎。1982年我進入中央美院油畫研修班，兩年後畢業。1985年我開始申請出國。因為美國拒簽，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兩年。一年學日語，一年在東京藝大進修。1989年4月中旬開始，我幾乎沒畫畫，買了一個大彩電，邊看邊錄像。最後的那個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狀的悲哀終於爆發成失聲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定居。
1998年我回國，2000年乾脆回滬定居。現在我全心全意地畫自己想畫的畫，題材多與反思歷史有關。
除了創作，我還參與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敘事——知青油畫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屆油畫研修班展覽。
呼喚反思的感言
我寫下以上的記憶片段，是希望年輕人能體味我們這一輩人在浩劫年代裡，曾如何心悅誠服地舍棄個人價值，自以為獻身給了人類最偉大的「解放」事業。後來我慢慢覺悟，敢於解剖自我了：我承認在那反人性的歲月裡，自己充當過狂熱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內的「階級敵人」施行過語言暴力。部分原因來自於所謂革命理想主義的驅使，但不可否認，內心深處有損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絕無惡意，只是想表明像我這類的人不在少數，是差不多幾代人，在禁錮自由思想與辱沒獨立人格的極權制度下，為出人頭地做出的另一種惡性表演。
知恥近乎勇！寫出我的痛悔，是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歲月知青生活，幫助我看到了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真實景象，為後來的藝術創作積累了豐碩的靈感與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謂「成功人士」為例來肯定上山下鄉運動，沒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沒有知青運動的災難，必然會產生更多的人才！這場災難埋沒了上千萬知青的青春年華，剝奪了他們上學深造的權利。好比地震之後倖存者治癒傷痛，努力再造家園，我們應光大這些人的頑強意志，但不可對地震予以歌頌與感恩。我不明白，為何有些老紅衛兵、知青朋友至今還會自覺不自覺地頌揚這場浩劫與災難。我們反感日本極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國神社前高唱軍國主義戰歌、祭拜戰犯，反感他們無視侵略戰爭曾給中國、亞洲、太平洋地區帶來生靈塗炭的反人類罪孽，然而面對自己國人的執迷不悟，聽到有人至今還會在懷舊集會上高唱個人崇拜意識甚濃的老歌，呼喊「青春無悔」的口號，藉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拚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時代的「革命」價值，我們是否應抱有一絲警覺？我們刻意閃避反思「文革」，掩蓋「文革」浩劫的反人類罪孽，難道不怕被鄰國取笑，被後人反感嗎？記憶有助於梳理自身的心路歷程，反思可為後人留下經驗與告誡。一個民族不敢正視曾經黑暗的歷史片斷，是不會真正崛起的。德國是我們的榜樣，日本是我們的教訓！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