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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為了祖國的「美好未來」而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紛紛投身於「爭民主、爭自由、求解放」的鬥爭行列。我父子倆，也躋身於這一行列。
那時有一句最響亮的話，叫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句話，在今天來說，人們會不以為然，可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那簡直就是一種震撼，一種號角，一種神往。我父子兩人，就是在這種「震撼、號角、神往」的激勵與感召下，以身家性命為代價而追隨共產黨投身「爭民主、爭自由、求解放」的武裝鬥爭的。
那時候的我們，可真是充滿了激情。因為中共領袖毛澤東，總是在大談民主、自由，他的許多關於號召建立民主、自由、幸福、美好的新中國的講話和著作，讓無數中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他高高舉起反對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的民主大旗，更是大得人心，他說：「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它（一黨專政）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麼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中共中央和新華日報，也常常發表文章讚美和宣傳西方民主。尤為讓人推崇和嚮往的是，那時候在中國大地上，哪裡有迫害、有暴行、有不公，中共便開動一切宣傳機器譴責、聲討。讓廣大的、深深渴望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深受鼓舞，並毫不懷疑地認為：將來中國共產黨一旦執掌政權，中國將有望從此結束一黨專政，從此走向民主、憲政、共和；從此不再有迫害、有殘暴、有不公；從此可以過上自由、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無數中國人、包括各個階層人士，就是懷著這樣的推崇、嚮往而自覺自願地追隨共產黨的。具有樸素民主主義理念的家父李忠邦，也是其中特別熱衷的一員。他在遵循「忠孝傳家」的祖訓引種文山三七成功、繼而經商致富後，一直在鄉里致力辦學，抗暴安民，支持學運，伸張正義，因而成為遠近聞名的開明鄉紳。加之，家父是原國民革命軍第60軍軍長萬保邦將軍之侄女婿，受萬將軍的影響和委託，在屏邊東部地區，做了大量的分化土匪、聯絡鄉紳的工作，致使其名聲越來越大。那時候，中共雲南地下黨看準了我的父親，當我還在小學六年級讀書時，就有許多我們只知道綽號的諸如「青蛙」、「小蚊子」、「洋水桶」、「白面書生」等等以下鄉教書為名的、以做生意為掩護的、或乾脆就說是我家遠方親戚的地下共產黨人，便陸續出進我的家。家父向來喜歡廣交朋友，他很熱情地接待他們。最讓父親喜歡的是，這些不速之客都顯得很有禮貌，很有學問，說話很新鮮。特別是他們的關於「一切惡勢力都是社會腐敗的象徵」、「要想鏟除惡勢力，必須推翻舊社會，推翻獨裁統治，建立民主、憲政的新中國」等方面的談論，很能吸引我的父親（因為我父親一直在與各種惡勢力作鬥爭）。所以，父親很樂意幫助他們，為他們去辦他們要辦的事情。哪怕這些事情辦起來有難度，要擔風險，弄不好會殺頭，我父親都在所不顧，都在盡力而為。這些不速之客也常常流露出對我父親的感激和欽佩之情，他們說他們很早就聽到了關於我父親在地方上仗義抗暴、懲治歹徒、與各種惡勢力作鬥爭的傳說。至於「李忠邦智打貪官」、「李忠邦單槍匹馬救少女」、「李忠邦威武神算懲惡賊」等等當地人大都知曉的故事，他們還當著我父親的面講了一遍又一遍。他們還送給了我父親好幾本父親非常愛看的書……
正是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家父組織民眾武裝參加了由民革中央領導的、以萬保邦將軍為總司令的反蔣武裝起義。這支由中共華南局同民革中央秘密商議創建的反蔣武裝——滇黔人民自衛軍（簡稱民衛軍），先後同國民黨26軍、第8軍進行了大小戰鬥一百多次，付出了重大犧牲。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兵團司令員陳賡將軍也這樣說過：「雲南的和平解放是因為民衛軍的起義，它吸引了敵軍的主力和注意力，使邊縱有機會發展壯大；因為邊縱的發展壯大，才促成了雲南的和平解放。」家父李忠邦是民衛軍最有實力的第三團團長，在民衛軍攻打蒙自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他率領第三團，在阻擊趕來的26軍先頭部隊和保安團、掩護民衛軍總部向金平方向邊戰邊撤退、保護萬將軍向文山安全轉移等戰鬥任務和秘密行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李忠邦因此成了26軍懸賞緝拿的「通共匪首」，我的家三次被抄，我一家老小常長年逃難於深山老林。
蒙自會師後，出任蒙自地區軍管會主任的四支隊政委饒華找家父談話，除了對家父投身邊縱以來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讚揚和充分肯定外，主要是要交給家父新的任務。饒說：「屏邊土匪歷史上從未剿滅過，現在仍十分猖獗。考慮到屏邊剿匪任務艱鉅，你對屏邊情況熟悉而且享有聲望，經支隊和軍管會研究決定，以獨立大隊原班人馬為基礎，臨時組成‘屏邊剿匪大隊’，由您任大隊長，立即開赴屏邊剿匪，我想先聽聽你的意見。」聽了饒的話，父親幾乎是未加思考地回答：「我沒有什麼意見，只要是我本人和我的部隊使得上力的地方，我都會盡力而為。」饒對父親的回答表現出掩飾不住的高興：「好，太好了，屏邊方面有你去，我們也就放心了。」
接受任務的第三天，家父便率領著臨時組建的「屏邊剿匪大隊」返回屏邊剿匪去了。至於在此剿匪過程中所經歷的複雜、驚險和特殊困難，就不在此陳述。這裡，我要說的是，就在屏邊剿匪剛剛接近尾聲，家父便突然遭到逮捕。沒過幾天，就被槍決了。直到後來平反我們才知道，不僅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連起碼的報批手續都沒有。一個曾在地方上做過許多好事、遠近聞名的鄉紳，一個被國民黨26軍懸賞緝拿的「通共匪首」，邊縱副團級指揮員，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處決了。
這裡，還要說明的是，如此下場的不止是一個李忠邦，還有李忠邦下屬的近20人。原民衛軍除萬保邦將軍之外的所有中、上層幹部，都無一倖免地被打入另冊，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指揮員，都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刀下鬼。就連萬將軍的胞弟萬保倫及受周恩來器重的原黃浦軍校的教官、民衛軍總參謀長萬夢麟也被槍決。邊縱十支隊蒙屏護鄉團絕大部分屏邊籍的幹部（包括當時正擔任著屏邊縣公安局局長和第一區區長在內的近30名），均在一個早上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關進大牢。在雲南，諸如這般下場的比比皆是。
父親被處決後，我的家人一律被掃地出門。這時，我正在十三軍文工團工作。也正在這時，為發動部隊抗美援朝，我所創作的《朝鮮戰場見》一劇，在十三軍全軍文藝會演比賽中獲劇本創作一等獎，我因此被定為送去駐校學習的培養對象並即將動身。可是這時，一個晴天霹靂突然向我襲來，十三軍保衛部收到寄自屏邊東區的一封信函稱：「我區有一個大惡霸地主的兒子名叫李國僕，現化名李斌，已混入貴部文工團。其父李忠邦因有血債，罪大惡極，已被我人民政府鎮壓，特此函告。」（註：「李斌」系打游擊擔任軍事聯絡員時部隊首長為我取的名，目的是為了保護我，並非個人行為）。與此同時，又有人在文工團大門口檢到一封誣陷我已購得一批槍支彈藥、通知家人到開遠接運的信，我因此被捕入獄。兩個月後，因查明此信原是本鄉一個逃亡地主受人指使所為，我才得以釋放。
這次入獄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坐牢。第一次是在學校參加學生運動，而且是學運中「最不安分守己的危險分子」，被國民黨地方當局逮捕關押在文山平壩監獄。後經地下黨幫助援救出獄後而直接參加邊縱打游擊，蒙自會師後轉到十三軍文工團工作。今天設身處地地想想：第一次坐牢並不冤枉，既然你在處心積慮地煽動顛覆國民黨政權，國民黨讓你坐牢，這完全是天經地義的事。可第二次所坐的卻是我一心追隨的共產黨的牢啊！而且，案件查清我是無辜的，沒有人表示過一聲道歉，還被決定「轉業」回鄉。
回鄉後，我被安排到一個邊遠少數民族山區小學教書。對此要說沒有想法，沒有思想包袱，不真。但我不甘心就此沉淪，反而激起一種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拚搏精神。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我把這所原為一師一校、一塊破舊黑板的山村小學，發展成了讓中共屏邊縣委、縣政府以及教育界同仁都刮目相看的中心完小，因此順理成章地被任命為學區校長。不到兩年，那場全國規模的「肅反運動」開始了。在這場運動中，我雖未被打成反革命，但已領受到了反革命的「待遇」。肅反結束後，屏邊當局根據中共蒙自地委下達的「凡本人或家庭有重大問題的，一律不得留在領導崗位」的文件規定，撤銷了我的學區校長職務，調到另一所小學任教。一年以後，那場以言治罪的「反右運動」接踵而至。在屏邊整風領導再三動員、精心安排我大會鳴放後不幾天，一頂早已為我準備好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帽子，便重重地扣在了我的頭上，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一去二十一年，九死一生。
父親被殺、妻子離婚、孩子離我而去，典型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究竟為什麼？為什麼我們父子認定共產黨、毛主席會給中國帶來民主、自由、幸福、美好而不惜身家性命痴迷追隨，卻落得如此的悲慘下場？
對這樣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問題，我一直苦思而不得其解。直至近十幾年來，陸續讀到一些真實歷史，看到一些本來面目，聽到一些能指點迷津的聲音，才讓我從迷茫中慢慢走出來。但這畢竟是個很嚴肅的問題，本人才疏學淺，說不清道不明，故寄希望於史學家們能夠拿出讓人信服的研究結論，也寄希望於所有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國人、特別是一些知識精英所作的還中國歷史本來面目的努力。當然，我們這些有幸活著的罹難者，也責無旁貸地有著一份帶著歷史傷痛、深入反思歷史的責任。
對此，我認為李曰垓先生「卸磨殺驢」的見解，很有獨到之處，甚至不失為一種突破。他是這樣說的：「因為他們認為所確定要殘害的對象，是不可能接受‘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專制體制的革命者。上世紀30至40年代末期崛起於滇桂黔大地這一代知識份子，是踩著抗日救亡的時代鼓點而走在歷史前列的志士仁人……因此，在決定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體制的人看來，與其讓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為建立獨裁專制的障礙，不如先行鏟除之」。
多麼精闢！歷史不正是在這樣證明著李曰垓先生所言的正確嗎？其實，人們只要稍加回顧，便會清楚地看到：當共產黨在全國奪取政權不久，毛澤東便逐步走向他所標榜的民主自由的反面，把他過去的一切主張和承諾，通通拋向了九霄雲外。本文一開頭的那許多由衷的推崇和稱讚，今天看來，那無非是由於自己的愚鈍，不識其真面目而對毛澤東高超表演的盲目喝采罷了。事實是「新中國」成立不幾天，毛澤東便獨斷專橫地廢止了受到各階層廣泛擁護的、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飛揚跋扈地公然玩起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絕招，一以貫之地實踐著他年輕時所寫的「獨坐池塘如虎踞，楊柳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出聲」的《詠蛙》詩中的那股霸氣，肆無忌憚地大步走向了以暴力為後盾的反民主憲政的道路，利用「反右運動」，在完全剝奪了全國人民的言論自由和表達權利的同時，「輿論一律」地進一步欺騙、矇蔽人民為他的旨意鳴鑼開道，掀起一波接一波的階級鬥爭浪潮。其目的是用強制力量消滅不同聲音，消滅異己思想，以維持其暴力威懾態勢，阻斷中國的民主進程，加速實現他的皇權專制夢想。
正因為中國有了這樣一個「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個「吐辭為經、出言是法」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大到國家、民族、社會尚且都被強暴、被糟踏，我父子倆作為小小老百姓有此悲慘遭遇，也就不足為奇了！
寫下這些，無非是為了給後人留下一段真實的歷史，給人們一些提醒和警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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