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澀的收穫：中國的「器官捐獻」噩夢(圖)
（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3月17日訊】2012年2月6日晚，當王立軍突然闖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時，他的角色很獨特。他要披露頂頭上司薄熙來的一系列故事：薄家涉嫌謀殺了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吸走了重慶的公共資金，勒索當地的「罪犯」及「黑社會分子」。身為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也知道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參與了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竊聽，這意味著薄熙來與其他江澤民派系的人有可能正在考慮奪權，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面對北京領導層錯綜複雜的交接危機，大多數西方編輯把重點放在了海伍德命案上——這個骯髒故事中的「女高音部分」，這也是中共控制的媒體所推出的解讀，幾乎讓一個更加險惡的故事溜了過去。（2012年）3月23日，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公開宣布：中國打算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然而，婉辭掩蓋不了事實，2月6日晚王立軍還披露了一個故事——這個黨多年來是如何割取「政敵」器官的。
王立軍的崛起和他的靠山薄熙來的仕途併進，這可以追溯到過去10年在中國東北的遼寧省。當時薄熙來任遼寧省省長，以果斷、毫不留情的領導作風聞名。作為薄的得意門生，王立軍負責指揮錦州市公安局及一家叫作「錦州市公安局現場心理研究中心」的醫療機構。正是在這裡，據2006年一項醫療創新獎頒獎典禮的官方報導，王立軍監督了幾千例器官移植的現場集約。
這裡不是指親人為所愛的人獻出自己的一個腎，而是從被國家選定的個體身上手術摘取器官，移植給外國患者，也有中國患者，一個腎能賣到6萬美元，一個肝臟9萬美元，摘取的心臟、肺和眼角膜可能是季節性標價。一些照片顯示：王立軍身著手術服在給外科醫生們講解，一旁是一名患者躺在輪床上。以此判斷，王立軍是個親歷親為的負責人。他在其獲獎感言中說，他發現注射死刑後，囚犯的器官被移植到其他人身上令人精神「震撼」。
誰是這「外科手術」的受害者？那篇2006年的報導沒有披露，但試圖回答這一問題並非一無所獲。六年來已累積了證據，第一批流亡海外的醫療界證人最近講述了中國的器官行業。2012年2月，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在多個中國網站上發現了王立軍獲獎儀式的報導，並於最近發布了一項有關摘取良心犯器官新的調查報告，發現了政治局裡的核心罪人。要充分認識黨面對這些指控的要害，有必要簡要追述一下在過去三十年中摘取器官的發展。
根據中國勞改基金會著名異議學者吳弘達彙編的大量文檔，中國政府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開始摘取被控謀殺、強姦及其它死罪的死刑犯器官。程序很簡單：執行死刑後，由軍醫摘取腎臟，通常是在臨時搭建的條件下進行。
到了1990年代初，據我採訪的醫務人員們介紹，那時參與的醫院及這些程序變得普遍開來。一名醫生生動地描述了1992年的一個場景：在廣州市附近的一個刑場，停著該地區每一家大醫院的特別白色麵包車。他在醫療車裡，任務是手術摘取一名剛剛被槍決的男子的肝臟和兩個腎，子彈穿透了那人的心臟。這項任務在技術上簡單，但在情感上很複雜。那名男子的脖子一圈還能看到被繩索勒過的痕跡，顯示警方曾強力阻止這名男子在法庭上出聲。因為這名醫生還在中國行醫，所以他要求匿名。
1994年時Nijat Abudureyimu在新疆一個特別的單位當警察，主要是看管政治犯。他第一次感受到摘取器官毛骨悚然的過程是聽一位同事說的，那名同事碰巧聽到了從一輛摘取器官醫療車裡傳出的尖叫聲。來自同一地區的維族外科醫生Enver Tohti回憶了1995年在一個刑場：一名囚犯被子彈射中了胸部，但那一槍不是為了殺死他，而是要讓他的身體進入深度休克，把可能會影響器官摘取的蠕動和抽搐減至最小。在主管人員的注視下，他活體切取了那名男子的肝臟和兩個腎臟。Abudureyimu在1996年與他們單位主管外科醫生的討論證實了Tohti的陳述。簡而言之，活體摘取器官早在1994年前就已出現了。
1997年在新疆伊寧發生穆斯林示威後，政府在整個新疆進行了大規模鎮壓。一名維族護士稱在鎮壓後大約6個月，發生了第一起一名維族政治示威者被摘取器官。該名護士要求匿名，但同意如果被傳喚，願意在美國國會前作證。該時間與一名年輕醫生的證詞吻合。為了給黨的高級官員們尋找匹配的器官，他奉命開始在烏魯木齊一家監獄的政治犯樓給犯人們做血樣檢查。這些政治犯並不在死刑犯之列，因此，在這裡，一個主要的法律和道德屏障被悄然打破了。據這名也同意作證的年輕醫生說，在1998年由軍隊的醫院帶頭，從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加速了。
之後，線索冷了下來，指控從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證人證詞和記錄消失了好幾年。
通過加拿大人權律師David Kilgour和David Matas及追查國際的努力，以及我對曾被關押在中國監獄、勞教所的難民和安全內部人員的廣泛採訪，我們可以共建出在後來十年裡摘取器官的具體情況。
1999年7月，北京推出了對具有7000萬修煉者的佛家功法法輪功的全面鎮壓。雖然當局原定要在3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但是法輪功學員對「轉化（即被強制公開詆毀法輪功）」的非暴力抵抗遠遠超出當局預料。由拘留所、勞教所、精神病院和「黑監獄」組成的「勞改系統」總共關有300萬到500萬人。到2000年底，裡面關押的幾乎一半是法輪功。但是，在黨授權使用酷刑、強迫灌食、蓄意強姦、破壞家庭、任意使用精神科藥物以及一些徹頭徹尾的謀殺這些極端手段後，在所有囚犯中，法輪功的比例減至15%到20%（意味著在任何時候大約關有50萬到100萬法輪功學員）。這種攻擊也催生了法輪功學員一種新的類型：他們內心堅實「無法轉化」，其中許多人拒絕向當局說出自己的姓名。在被監禁的法輪功學員中，約有15%屬於這一類。
在2001年秋天，黨擔心創造出太多公然的殉道士，他們派出軍醫對法輪功囚犯進行體檢，尤其注重如眼角膜這些零售器官的檢查。2002年秋季開始，甚至不再那麼假裝給予看似全面的體檢，而展開了大規模的器官測試，包括數目不詳的藏人和一些基督教家庭教派。
加拿大人權活動家Kilgour和Matas發現，在勞改系統裡法輪功學員的出現與中國器官移植快速增加相吻合。反過來看，這些數字也表明，至2005年，比起被處決的普通死刑犯，多出了4萬多個移植器官。根據我自己對那些「無法轉化」類型難民的採訪，從2000年到2007年，大約有65000名法輪功學員被置於刀下。
2007年後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是否還在繼續，是否擴大到了對基督教家庭教會，這些仍在討論之中。但普遍認為，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高峰是在2006年或2007年，在追查國際和大紀元時報公開曝光後，以及隨後Kilgour和Matas的報告，迫使這種做法提早收場。也許還有另一個因素：一名受人尊敬的臺灣醫生焦慮地向我承認，他年邁的臺灣患者移植過大陸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他大陸的同事們已經通知他，在北京奧運會期間殺法輪功學員取器官的做法將被擱置。
讓我們返回到2006年王立軍的獲獎典禮：他施行那些讓他獲獎的手術時，器官供體還活著嗎？考慮到設定的時間及強調防止器官受體的排斥反應，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雖然王立軍看來更喜歡用注射致死的方式來了結。被操作的只限於殺人犯、強姦犯這樣的死刑犯嗎？鑒於事情前後背景，這極不可能；從勞改系統出來的難民們一致指向了遼寧省，如醫大、蘇家屯，尤其是大連，是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震中。薄熙來和王立軍在建立其政治權力方面，很大程度與其鎮壓法輪功有密切關係，正如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4年前，追查國際的人員冒充黨的調查員給一些中共高層官員打電話，試圖證實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之事。由於他們無法用到（中共高層專用的）加密電話線，以及沒有一個確實的官方調查做掩護，他們的調查嚴重受阻，僅僅獲得一些被動的確認。每一位被接觸到的官員都意識到在不加密的電話線上談論摘取器官極不妥當，而且來電者很可能是冒充的。
2012年4月，追查國際再次做了嘗試。一名調查員冒充原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以「用這個摘取在押法輪功練習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術這件事給薄熙來他們定罪，正當時」，來誘使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開口。李回應說：「周永康具體管這個事，他知道。」
在與前遼寧省政法委副書記唐俊傑通話時，該調查員還假冒中紀委薄熙來專案組的成員。當被問到「在摘取法輪功練習者的器官做移植手術這件事情上薄熙來做過什麼相關指示嗎？」唐回答說：「那個我分管這個工作。那個中央實際抓這個事，影響很大嗎，聯合以後。好像還是正面的。那個時候主要是常委會討論啊。」之後唐感到了恐慌，問「你現在在什麼位置啊？你問這個問題我有一點……你在什麼位置啊？」後來挂斷了電話。
在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後，薄熙來追蹤王立軍帶的手機，用警車包圍了領事館。據未經證實的報導，薄熙來還曾試圖調動裝甲戰鬥車輛，以進一步展示他的力量。3月15日，薄熙來被解除在重慶的職務。4天後，中國的微博上充斥著北京街頭出現警力調動和裝甲車的傳聞。第二天，在搜索引擎百度上，一些被封的網路搜索突然解禁，格外顯著的是「活摘」和「王立軍活摘」這些詞。3天後，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公開聲明，希望在3到5年內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在黃潔夫的聲明中禁忌猶存：裡面沒有提到政治犯和宗教犯。中國的官方媒體不提，甚至西方的自由媒體也不提。每個人都明白哪些線可以跨越，哪些不可以。當局的懲罰是明確的：因為調查勞教所，北京將半島電視臺英語頻道逐出了中國。
對這些事件通常的解釋是：共產黨已作出了集體決定，要擦掉摘取器官的事，掩埋掉在過去15年中任何尚存的證據，用這個模糊的公開聲明表示過去從未完全承認的做法現在將被停止。這種轉變是由恐懼驅使的。較小的擔心是，中國的全球醫療野心將受到污損，特別是對利潤豐厚的製藥業和醫療檢測行業。更大的恐懼是黨的歷史罪行將被暴露在世人面前，尤其是暴露在中國人面前。
（本文譯自Ethan Gutmann於2012年發表在《世界事務雜誌》（World Affairs Journal）7/8月刊上的文章，題為「苦澀的收穫：中國的‘器官捐獻’噩夢。」譯文略有刪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