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書法市場在漢代已見雛形,即佣書取資。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品市場得到長足的發展。六朝佛教盛行,抄寫經書成為佣書市場的重要形式,他們按量寫經收費。當時有位名叫劉芳的人常為各僧寫經論,其「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可知已把書寫當作了一種謀生的手段。
唐宋兩代書法繼續發展,開始出現了潤書市場,即書法作品已按潤例收費。明代是書法市場的鼎盛期。隨著商業和城市的發展,書法市場發展迅速。明代中葉以後,私家藝術品典藏一躍而上超過了內府收藏,佔有了絕對的優勢。
那麼,除去書法市場的差異,古今書法的價格又是如何的呢?
明代的書法市場
在明代社會賞字藏畫成為了一種時尚。「家中無藏字,不是舊人家。」一幅名家真跡挂壁,家中主人身價倍增。書法藝術品的交易普遍由專職書法商人經手,市肆操作,價格層次清晰,上升趨勢亦較明顯。
明人瀋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提到了嘉靖末年各地巨賈「不惜重資收購,名播江南。」明中葉以後,大批職業書法家湧入市場以賣書法作品為生,市場首重者為「明四家」的瀋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
一、唐寅、瀋周
唐寅長期靠賣字畫為生,如他作於弘治四年(1491年)的《劉秀才墓誌》中袁宏道評:「子畏原不知文,志銘尤非所長,而不乏求之者,想白雪無權,黃金有命也耶,一笑一笑。」可知唐寅即使為童年的好友劉嘉作墓誌時,也得到相當的文潤。瀋周早已是「名噪寰宇,徵求過多而日不暇給」。
至文徵明時代的蘇州,經濟生活異常繁榮,社會對書法作品的需求增大,「四方乞詩文字畫者,踵接於道」使得文徵明書法作品交易價格比瀋周在世時還要高好多,特別是其晚年「德尊行成,海宇欽慕,嫌素山積,喧溢里門」,以至於出現了「寸圖才出,千臨百摹,家藏市售,真質縱橫」的作偽現象;這一時期書畫作偽異常突出,臨摹當代名家作品的作偽者,能夠獲得不菲的收益,所謂「偽貌其筆以衣食者無數」、「一時硯食之士,沾脂泡香,往往自潤」。
二、仇英
此外,仇英長期客居在大收藏家項元汴家,應項氏所求而作的《漢宮春曉圖卷》,更是以兩百金的交易價格創下了當時的新高,想必仇英的書法價格亦不低。董其昌雖倡言以畫為寄,卻又說「亦不為虛套」,欣然收受他人的金錢物品。在一封信札中董寫道:「鴻堂帖來裱者,壹兩半,此畫一價,惟兄所損。然勿得乞他人知也。」看得出由於生怕朋友告知別人實情,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所以十分保密。
三、京城市場
除了江南地區,京城的書法藝術品市場亦相當興盛,有些書家甚至自己在京城開店賣字,馬宗霍《書林紀事》中說:「洪季和鐘崇二人,四歲隨父入京,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設肆繼鬻字。」可見書法藝術品已在社會上大量普遍地流通了。明朝民眾熱衷於追求名家作品。名家門前購字畫者絡繹不絕。祝允明「海內索書,贄幣門,輒辭弗見。」亦為市場中的熱門人物。
明代書法的價格與波動
明代由於文人恥於言利,所以書法價格也難見史籍。大鑒藏家項元汴喜歡在書畫作品後面標明價格,孫承澤就在《庚子消夏記》中如此取笑道:「項墨林收藏之印太多,後又載所買價值。俗甚。」因此,在明代私家著作中公開大談書法價格的文人實在是「鳳毛麟角」了。但是翻閱史料,還是能夠找到些蛛絲馬跡。如寫於1621年的《長物誌》中《書畫價》論及書法定價:「書價以正書為標準,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於《樂毅》、《黃庭》、《書讚》、《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記以字數。」可見當時書法是以字數論價,並以正楷價最高。
相對於古代的高價,明代的書法價位相對較低。記錄較高的如祝允明、王寵等人的單件作品最多也不過二十兩銀子。這也難怪唐寅會慨嘆:「筆硯生涯苦食艱。」就連當時名動宇內的董其昌的書法價位也不高,他曾經想以「書素綾百幅、畫金箑二百」換取一部《淳化閣帖》(時價大約一千兩銀子),居然被拒絕了。當時的書家作品只能換來一些生活物品。那麼,以當時的購買力,和當今書法市場比起來,這些畫作在明代社會上大概是多少價值?
我們可以根據明代的米價,再結合現在的米價進行換算,就可以弄清當時書法價格的大概價值。在明代一兩銀子大致可以買到168.7公斤大米,而現在市場上的米價也就是每公斤三到四元人民幣,據此我們就可以算出在明代中晚期,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人民幣469.7元。王羲之《瞻近帖》售價是二千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人民幣856900元。黃庭堅書《法語》的價格是一百兩銀子,也就是人民幣46320元。趙孟頫書《道德經卷》的價格是七十兩銀子,折合人民幣31082元。王寵書《離騷並太史公讚卷》的價格是二十兩銀子,大致等同於人民幣8718元。
事實上,以上的這些書法價格在明代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過較大波動起伏的。如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三帖,項元汴時代定價為二百兩銀子。然而到了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張覲宸從其子項玄度處購買卻花了三百兩銀子,已是漲了一百兩之多。
古今書法價格的差異
雖然經濟發展和買家的好惡使書法價格變得懸殊,但和明代書法價格比起來,當今的書法市場卻是少數人參與的。在明代,一般普通百姓或許可以收藏那時的名家作品,像上文所說的用幾斤米就可以換來李日華的書法,實在是相當便宜。明四家中的唐寅的字畫也曾一度賣不出去,其詩句「荒村風雨雜鳴雞,燎釜朝廚愧老妻;謀寫一隻新竹賣,市中筍價賤如泥」,可以反映出其書價是相當低廉的。當時文徵明和王寵等名家之作也只不過值二十兩白銀。再看看當代的書法藝術品市場,那價位早已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比如王寵的書法在二十世紀九零年代價位大多也只是在數10萬元左右,2005年浙江皓翰拍賣的王寵《南華真經內七篇書法手卷》成交價為990萬元。再到2008年,王寵的楷書《莊子內七篇》拍賣價已突破1228.2萬元。另一明代書法家張瑞圖的草書杜甫《羨陂行》也以352萬元成交。
從中可以看出,當今明代書法價格不僅高昂,且漲勢更是驚人。明代的王羲之作品於當時即使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過去了,也只不過上漲了三分之一。而今漲的幅度卻可用幾十倍來形容,實非明代所能比的,這其中或許有拍賣市場運作方式和藝術品泡沫的存在。但無論如何,明代書法價格相對當代書法作品來講,那簡直是不能相提並論。
而對於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書作而言,表現亦不俗。在2006年其作品《自書雜詠》手卷估價僅為180萬至280萬元,成交價竟達462萬元。到了2007年的《行草書詩卷》(1548年作),價格高達1100萬元,是他書法作品首次突破千萬元。2010年,文徵明行書《西苑詩》冊頁達到了5208萬元。買家的喜好和爭奪依然是使書法價格不斷攀升的因素,只是現今書法價格的透明度和購買方式,早已今非夕比,但地域性、精品意識依然存在著。明代書法市場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和京城等工商業發達的地區,而現在依然是在如北京、上海、廣州等經濟繁榮的文化中心和東南沿海的大城市。
當然,明代的值千兩天價的王羲之、懷素和米芾的書法,當今依然還是保持「天價」,有的已突破億元大關。眾所周知,2002年北宋米芾的《研山銘》在北京以2999萬元拍賣成功,創下了當年中國藝術品拍賣的世界記錄。到2010年嘉德秋拍,王羲之的一件草書摹本《平安帖》,最終也以3.08億元拍出。
六百年前,黃庭堅書《法語》值一百兩銀子的,雖說是價格高昂,但比起二王的作品來說,那也相差很遠。而今黃庭堅的書法長卷《砥柱銘》最終以3.9億元落槌,再加上12%的佣金,總成交價竟達到了4.368億元。甚至比米芾和王羲之的作品價格還要高。這足以看出,在當今的書法市場,時間久遠的價位依然居高不下,並呈金字塔式。例如,清代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但清代的書法作品在當今的市場相較明代書法作品仍受到冷落,價位也不是很高,這或許跟書作的存世量和時間有關吧。
就像在明代時期,元代書法作品的價位也不高一樣。況且,清代書法在當時社會卻賣得不貴,像鄭板橋的潤例:「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比起明人賣的書法,清代相對來講更加的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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