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並不遙遠的歷史(圖)
五七干校的慘痛歷史（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2月15日訊】那天，系裡的一位博士生問我：「什麼是‘五七干校’？」我驚愕了，難道這段歷史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它才僅僅過去了四十年！
準確地說，那是1968年的10月5日，《人民日報》於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柳河在哪裡？沒有人知道。但人們知道的是，這篇文章中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於是乎，就從這天開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縣級各機關，數百萬計的機關幹部和知識份子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和專業，集中到了這個以「五七指示」為方向的幹部學校裡進行「重新學習」。有人做過統計，當年僅中央和國務院一級的機關，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寧夏等地創辦了106所這樣的干校。
我打電話給北京的嚴欣久（嚴文井之女）：「有空嗎？一起去咸寧看看，那裡可有咱們父輩留下的足跡……」湖北省咸寧縣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當年共有6000餘名文化工作者被集中到了這片易名為「向陽湖」的荒湖野灘上，進行「重新學習」和「深刻改造」。在他們中間，包括謝冰心、沈從文、馮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蕭乾、張光年、郭小川、陳翰伯、王子野、吳仲超、周汝昌、王世襄。
我不能不去——為了上一輩人的過去，為了下一輩人的未來，歷史的重任似乎落在了我們這一輩人的身上。那天正值酷暑，當地氣溫高達40度，我們一行三人於武漢會合後，便結伴上路了——博士生帶著輕便錄相機，嚴欣久帶著數碼照相機，我則帶上了父親陳白塵留下的《牛棚日記》。
當年位於「452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紅磚平房，如今被兩扇大鐵門圈了起來，門口掛著一塊牌子：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院內靜悄悄的，沒有一絲人跡，但四處卻打掃得干乾淨淨。行至五六十米遠，是一排面對大門的平房，左首的兩間闢為了一個展覽室，面積不大，陳列著一些當年的照片和實物，還有這樣兩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著苦辣人生，歷史的籌碼歷史地掂量著沈重記憶。」
我沒有下放過干校，和欣久一樣，文革爆發時都還是高中生，我們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鄉，是插隊落戶。然而不知怎的，當這段歷史猛然間重新撲面而來時，竟一下子慌亂了起來，不知該怎樣去「品味」，怎樣去「掂量」了。博士生緊緊地跟在我的身後，並新奇地用錄相機拍下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陳舊的鋤頭、扁擔，破爛的衣物、炊具……整個展覽室內闃寂無聲，好像誰也不願去驚醒這段沉睡的往事。年青人終於開口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五七指示’的出發點應該說是正確的，但始料未及的是，竟被野心家和陰謀家利用了……」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他，心中反覆思考的，卻是欣久提出來的一個問題——「當年文化部為什麼要將干校選在這個地方？」
兩千多年以前，這裡屬於著名的雲夢澤的一部分，水天相連，人跡罕至；兩千多年以後，這裡屬於長江的泄洪通道，湖灘片片，沼澤連連。1969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屬機關——辦公廳、政治部、電影局、藝術局、出版局、文物局、聯絡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屬的中國作協、中國文聯、故宮博物院、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眾多的單位，被一股腦兒地驅趕到了這裡。據當年許許多多的資料表明：越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單位，越是要將校址選在最為貧困、最為落後的地區，或是黃氾區，或是鹽鹼區，就連兔子也不到那兒去拉屎……其中，內務部等機關，更是跑到了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區域內，而他們的上級竟向「學員」們嚴密封鎖了消息。國務院的直屬機關選中的是寧夏自治區的平羅縣，那裡是戈壁荒灘，沒有公路，沒有人煙，每隔幾十里便是一座監獄；犯人們被轉移走了，「學員」們被趕了進來，四周是高牆，四角是碉堡，牢房裡散落著手銬和腳鐐，牆壁上書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與這些干校相比，湖北咸寧的自然條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卻在於：其本身屬於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麼與文化有關的一切機構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當其衝地成為革命的對象了！其實，早在動身之前，軍代表的一番話已是一語中的了：「要明白，像你們這樣的單位是要徹底砸爛的，你們到干校去是屬於安置性質，從此就在那兒勞動、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黃宗英當年屬於上海市作協，她的心情同樣如此。她說：「作家這行當成了多餘的了，成了社會的累贅。干校中的我們便只能理所當然地成為‘留守部隊’！」……
就這樣，這些文化人被一鍋端地逐出了上層建築，逐出了知識領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殘。上路的那天是中秋節，北京永定門火車站擠滿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車剛一開動，車上車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來送別自己的丈夫吳曉邦，她說：「車站上的氣氛很緊張，很嚇人。解放軍站成一條封鎖線，誰也不許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惡極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社長韋君宜，則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沒有，無人知道，但她卻說了這樣一句話：「沒有了單位的人，就跟沒有了媽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覽室的牆上，懸掛的都是一些高舉紅旗大踏步行進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們的笑容背後是否含著淚水，但我知道從此以後他們的直接領導便更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了。不可否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經過「大熔爐」鍛造出來的軍人，立場最為堅定，愛憎最為分明，由他們來佔領上層建築，這無疑是最讓人放心不過的事情了——
這是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後啃骨頭！」……
就這樣，當知識貶為糞土、文化賤如草芥之後，讀書人終於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味道。
那天，就在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淚。不為別的，只為當年他們的單純與天真——進入干校之前，他們又有誰不是抱著美好與期待的心情在眺望著它。一位著名的畫家甚至跑到商店裡買來一支竹笛，想像著自己就要成為水墨畫中那個騎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親也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唱名時有如考生聽發榜，怦然心動。」
……那條大堤還在。這是首批來到這裡的「學員」們為了圍湖造田而修築起來的，也是後來他們每天高舉著紅旗去上工的必經之路。當年尚屬「壯小夥子」的崔道怡這樣回憶道：「6500米的圍湖堤壩，兩個月便修築起來了——數九寒天，我是光著脊樑、肩挑重擔爬上陡坡的。1800畝的荒灘造田，趕在春耕前開墾了出來——沼澤地裡，我是赤著雙腳、踏碎冰凌拉犁奮進的。」據說，當年同樣是年青力壯的閻綱實在熬不住了，他悄聲問嚴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時期，你倆都在南泥灣開過荒，同今天的圍湖造田相比，哪個更苦一些？」不料二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道：「無法相比，干校的勞動要比南泥灣苦多了！」
年青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殘者就只能以生命為代價了——我在父親的日記中找到這樣的記載：「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靈，兩次落水，極為狼狽。」「雷鳴風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幾不能支，以心臟壓迫甚，作絞痛也。」……然而比他更慘的卻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斷了，仍得拄著枴杖參加勞動；侯金鏡患有嚴重的高血壓，還得於月光下加班加點，挑水澆田，最後累死在菜園中……如此的折磨，就連當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們紛紛站出來講話：「我們種了一輩子的田，過了60歲也都不下地了。你們怎麼能讓那麼一把年紀的人去幹重活呢？幾可憐喲！」
文革結束以後，記者曾去採訪周巍峙，他這樣說道：「幹部參加勞動，益處是很多的，我們也並不厭惡勞動，重活髒活都願意幹，而且幹起來非常認真。但是被當成了‘專政對象’，進行勞動改造，心裏很不平！」——他一語道出了五七干校的「性質」！為了想方設法折磨這些「專政對象」們，當年在其他的干校中，也曾五花八門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口號——位於河南淮陽的北京廣播學院的干校中，拖拉機被閑置在一旁，硬讓「學員」們用自己的身體去拉犁，目的是：「寧要革命化，不要機械化！」插秧時，他們又提出了這樣的口號：「五十米不抬頭，一百米不直腰！」為了防止「磨洋工」，田頭上竟連簡易廁所也不修造，不論男女一律在水田裡自行解決。
……那片操場還在。這是當年批鬥「反動分子」的會場，經常是彩旗招展，口號震天。展覽室內，一張發黃的照片證實了這一切——台下，人們高舉著胳膊呼喊口號；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著頭一言不發……這個人是誰？看不清他的臉。其實又何必去辨認呢？——這就是真實的歷史！五七干校的歷史！我的心頭一陣發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我想起了父親，想起了他在日記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騰，幾欲發狂，卻又不得不鎮靜自己，不露聲色。」身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無淚，欲訴無門，只能於夜深人靜之時一個人於大堤上狂奔；他對著四周呼喊，但四周卻是一片沼澤，連一聲回音也沒有……
後來讀到許覺民的文章，才知道飽嘗這種生不如死滋味的人，並非父親一個。他寫道：「我不瞭解過去法國第三等級的人過的是什麼日子，我想我不會比他們再差了，我是一個十足的賤民！」那年，蕭乾的一家也被驅逐到了這裡，他的妻子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家中的小貓失蹤了，等到找回來時兩條腿都被人打斷。同病相憐的蕭乾嘆了一口氣：「與其看著你活活受罪，不如給你一個‘安樂死’吧！」他碾碎了幾粒安眠藥，和在了牛奶裡……
不曾想，這樣的一種折磨，很快又擴大到了年青一代的身上，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於干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閻綱曾這樣描述他被帶進審訊室時的心情：「週身的熱血直衝腦門：‘這不是進了《紅岩》裡的中美合作所嗎？’」再到後來，就連老牌的「黑幫分子」們也無不暗自「慶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終於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僅僅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淒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還需要怎樣去評述它呢？——蕭乾說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個不剩地把知識份子從上層建築中趕出去，以確保那一幫人的江山永不變色。」閻綱說了：「應該面對事實，把五七干校如實地看作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整治國家幹部（特別是知識份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發出了這樣的呼籲：「‘文革博物館’就從這裡開始！」
從校部出來，我們一行前往當年的集體宿舍參觀。在路上大家討論起了這樣一個問題——「五七干校能否稱為‘流放地’和‘集中營’？」持肯定意見的人認為：原本代表先進文化的知識份子，在這裡卻變成了「軍事管制」的對象，不是「集中營」又是什麼？持否定意見的人則認為：他們畢竟還帶有工資，還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我向陪同參觀的人們講起了父親的一個故事：那是1970年的初冬，剛剛搬進新落成的宿舍還不到三個月的他，被派往湖中的大田看守菜園子。也就是說，此時的他必須離開自己的住處，離開原本的集體，獨自一人搬進那個杳無人煙的荒灘裡，搬進那個孤伶伶的草棚中。他這樣描寫自己的「新家」：「……不過是以油毛氈蓋頂、以蘆席圍牆、不到10平方米的一個工棚而已。雖有門框，卻無門扇。至於屋頂，西北風一刮，大有被隨時掀走之勢。」然而，此時的他不僅沒有絲毫的沮喪，反而是滿心的高興。他說了，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能夠「離群索居」，能夠徹底脫離那個令他窒息的「集中營」。
欣久也講了一個有關她父親的故事：當年她在內蒙插隊，曾經寫過很多封信，希望能來咸寧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貫慈祥的父親卻堅決表示反對，理由是：「周圍有那麼多雙眼睛在盯著我，到時即便想給自己的女兒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會尋找事端，會不由分說地批評我：「你又想搞什麼陰謀？」
……望著博士生那一臉的茫然，我真想告訴他，這兩個故事正是對這種「集中營」式的管理制度的一個最好的註腳。從表面上看，它雖然不同於俄國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亞，也不同於法西斯關押猶太人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但是從實質而言，二者又有什麼區別呢？——不知是為了顯示「鋼鐵長城」的威力，還是為了更方便地管制這群早已成為「專政對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後由北京軍區和湖北省軍區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竟於整個干校中實行了軍隊的建制——「學員」們按照原先的單位和系統，被強制分成5個大隊、26個連隊；連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於管理，同樣是「准軍事化」，一切均以軍隊的紀律嚴格要求之——白天，在連長、排長以及班長的帶領下進行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繼續開展「斗批改」。不僅平時根本不准請假，就連每週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徹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時不時地被哨聲喚起，強行「拉練」。年屆六旬的蕭乾不堪其苦，他說：「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圓，因為軍宣隊半夜裡會吹哨‘拉練’。我只敢和衣而眠，夢中還得豎起耳朵聽著隨時可能吹響的哨子……」一次，馮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崗時跌倒了，蕭乾急忙上去攙扶，但是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卻上氣不接下氣地推開他：「別管我，快跑，跟上隊伍，不然要挨批評的！」
後來，讀了別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這種制度並非是咸寧干校的「專利」。在位於河北的中央直屬藝術院團的干校中，甚至出現過這樣的笑話：看露天電影時，所有的人也必須整隊，帶著小板凳，以班為單位排成一溜，班長坐在最後邊。哪個人要上廁所了，只能一個一個地往後傳，向班長請示報告；而班長的答覆，同樣是一個一個地往前傳，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會」。
很可能也是為了這一同樣的原因吧，在「准軍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結構竟然也被強行拆散了——當初有些「學員」是將整個家搬下來的：或是因為夫妻雙方均在一個單位裡，或是因為夫妻二人不願長期分離。然而進得干校後才得知：這裡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不管你是夫妻，還是其他什麼關係，一律按照性別的不同，住進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裡。
我不敢拿太平天國時期的「男營」、「女營」作比較。干校這種做法，時間一長，問題便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青年人要解決「性」的問題，老年人要解決生活問題。至於前者，尚可想出種種辦法，甚至去「野合」；後者，便只能是「好自為之」了。——沈從文初下干校時已近耄耋，卻無法與隸屬於另一個大隊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書中淒涼地寫道：「……目前的困難，總還是能克服。至於病，有個親人在一處，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於無可奈何，那也就一切聽之，接受現實了。萬一忽然完事，也極其自然，不足驚奇，到時讓大弟或小弟同來收拾一下殘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鏡，同樣不能與同在一個連隊的妻子團聚，直到嚥氣，身邊也沒有一個親人。等到妻子趕來時，看到的只剩下這樣一幕了：「一張葦席捲起他的軀體，再用三根草繩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頭一樣，往卡車上一扔，就開走了……」至於那些隨同父母一齊下放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則一律被集中到了數十里外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裡，兩個星期才能探望一次。塗瑩跟隨父母來到干校時只有6歲，她回憶道：「……送我坐班車去學校的日子到了，我獨自逃到山後的林子中間，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叢中的各種蟲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學校！」
……欣久一路上手持相機拍個不停：甘棠鎮、魯家灣、紅旗橋、五七道……結果還沒到達目的地，電池便消耗盡了，相機徹底「罷」了「工」。我笑著批評她道：「不能省著點嘛？」她卻賭氣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說，哪處地方可以‘省’掉？……」我啞然了。是啊，面對著這片曾經上演過無數悲劇的土地，又有哪一處不該去記錄、不該去探尋呢？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跋涉，我們終於來到了「王六嘴」。這是一個小小的山崗，當年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宿營地就建在這裡。如今那一排排的紅磚平房依然靜靜地矗立在那裡，但是其所有權已經轉讓給了向陽湖奶牛良種場，成為職工們的家屬宿舍了。
我的心很沉很沉，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莊子的一句話：「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難道生存空間的狹小最終將一定導致出精神空間的狹小嗎？可他們畢竟都是文化人而非封建家庭中的「婦姑」啊！
我不能不再一次地細細打量這排平房。當年在它裡邊，沒有孩子的歡笑，沒有家庭的溫馨，取代它們的是一個個因為「軍管」的需要而重新組合的「人群」。其中的成員，按照當年顧學頡的說法，一共分成了四類人物、四種等級：頭等的，是上級派來的軍宣隊；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為一般的革命群眾；四等的，則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於是乎，當這四種不同階層的人被強行「集中」到了同一個屋檐下時，彼此間的「勃溪」則是不言而喻了！——十四連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食堂裡宰殺鴨子，有人「義正辭嚴」地提出意見，鴨肉分給革命群眾，審查對象只配吃鴨頭和鴨屁股！
記得當初讀到這段「故事」時曾潸然淚下，卻又不明白人性究竟是怎樣被扭曲了的，怎樣被異化了的。難道就是在這座「集中營」裡嗎？就是在這種「室無空虛」的環境中嗎？——
身為第一等級的軍代表們，權力意識在不斷膨脹，傲慢情緒在不斷增長——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劉白羽」者有之，有恃無恐地猥褻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張膽地竊取公共財物者有之，居高臨下地向被管制對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為其他等級的人們，為了「立功贖罪」，也開始鑽營與投機了起來——有人總結出了看「牛」的經驗，並堂而皇之地刊登在牆報上；有人則以「告密」而邀寵，以「賣友」而求榮：某某某於私下裡偷吃營養品，誰誰誰於背地裏大罵校領導……
當年同樣當過「學員」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殘破的世界》一書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造神運動’和‘造鬼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造奴運動’！……沒有‘奴’，‘神’是虛空的；沒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無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針見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罪惡之所在！正是「集中營」的罪惡之所在！
——這就是父親為什麼寧願一個人睡在荒湖野灘上的原因，這也是欣久的爸爸為什麼堅決不同意女兒來看望他的理由。人是需要關愛，需要溫暖的，尤其是在那個畸型的年代裡和畸型的環境中。然而，在干校的這片「土壤」上又能產生出什麼樣的人際關係呢？——王子野身染「出血熱」，危在旦夕，連長卻發話了：「死了活該！這種人死了就像死一條狗，有什麼了不起！」金燦然被鬥得神經失常，有人卻幸災樂禍地說：「這個老呆蟲，除了能抬抬糞，廢物一個！」李季遞了一支香菸給仍在受中央專案組審查的陳白塵，便被扣上了「敵我不分」的罪名；陳早春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說了幾句公道話，即被當成嚴重的「政治事件」，喝令道：「給他點顏色看看！」……
當然，這樣的一種人際關係並非始於五七干校，但干校的這種形式卻無疑助長了人們之間的冷漠與無情。牛漢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那些年/我沒有記過一天日記/沒有郵過一封信/沒有被人握過手/沒有叩過誰家的門……」那天，當欣久面對電視臺的記者重新朗讀起這首詩時，我的心在暗暗流淚，我品味出了潛藏在其中的內涵。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