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橋﹕知識份子與權力(圖)

唐柏橋（圖片來源：唐柏橋臉書）

【看中國2017年1月17日訊】「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

最近幾年來，人們對知識份子議論最多的是,當代知識份子整體上已經被中共收買。理由是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大學教授等的收入比一般民眾尤其是工人、農民的收入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他們只為中共當局說話，而沒有了自己的獨立聲音。對此我不想妄加評論。我想最好的評判是我們每一個人自己。不過，有一點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有異議，那就是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越來越失去其應有的獨立性。在過去一百年裡，總的來說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變得越來越低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讓我們來對知識份子的概念作出一個比較準確的定義。知識份子是從西文中翻譯過來的。「知識份子」最早出自法語INTELLECTUAL。在14、15世紀時，歐洲還處於政教合一階段，當時法國宣判了一個宗教迫害案。這時，有兩位讀書人冒著生命危險挑戰權威，反對這一審判。最後，他們贏得了這場官司，獲得很高的榮譽，這個榮譽就叫「INTELLECTUAL」。後來，人們開始使用這個詞來稱呼有良知的讀書人。知識份子的另一來源是，俄國彼得大帝在推行全面改革時，曾選了一批工程技術人員前往歐洲學習，回來後將俄國從一個農業社會轉行成工業和商業社會，這批人被尊稱為「INTELLCTUALS」。在當時，用所學的知識和文化對社會的發展承擔責任的人，被譽於這一稱號。此後，知識份子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那就是，自覺用所掌握的知識為人類和社會的進步承擔道義和責任的人。

可是中共建政後，當局卻故意彎曲知識份子的本意。他們曾將高小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劃為知識份子。現在知識份子的標準定義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這一概念已超出了語言學的範圍，而成了一種國家政策。當局顯然是要故意將知識份子概念中的道德倫理方面的屬性抹去，使得知識份子不再強調其獨立的人格與思想，及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乃至最後馴化為當局奴役的對象。過去流行一個詞叫「不屈的獨立知識份子」，實際上就反襯了中共定義下的所謂知識份子隊伍中，存在大量失去獨立人格的人。

雖然當局故意扭曲了知識份子的概念，但是，過去畢竟還有不屈和反抗的獨立知識份子。以五七年「反右「前夕和八九民運期間最為突出。可是，今天這樣的知識份子愈來愈稀見。由於當局最近十來年的採取種種「打與拉」的政策，使知識份子與官僚集團迅速結成為一個龐大的特權體系。因此，部分知識份子為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點特權而作出違背社會良知與阻撓社會進步的舉動，就不足為怪了。

知識份子雖然沒有掌握政治權力，也沒有掌握經濟發展的命脈。但是，最近一百年來，隨著科學技術與人文文化的迅猛發展，知識份子無論是從其對社會的影響力還是對社會所應該承擔的責任來看，都已無庸置疑地逐漸成為整個社會中除政治與經濟之外的第三種力量（POWER）。權力導致腐敗，所以，當知識份子整體走向墮落的時候，社會的發展就可能走向錯誤的方向，甚至發生歷史大倒退。比如馬克思的學說及其追隨者們，使社會倒退了半個多世紀，給人類帶來了無法想像的巨大災難。可是，對知識份子的制約不像對政治人物的制約那樣可以做到界線分明。因此，整個社會對知識份子只能訴諸於軟性要求，比如不可不負責任的隨便表達觀點，必須對自己的言論所可能造成的社會後果承擔責任等。當知識份子失去了對自己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承擔責任的意願，開始走向腐化時，這個社會就可能滑下一種極端不理性的境地，種種社會危機將接踵而至。今日的中國就面臨這種局面。

綜上所述，身為知識份子，一方面我們應該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與獨立思想，與政治權力保持一定的距離，避免遭到政治權力的腐蝕；另一方面我們還應該對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擔負起應有的責任。因此，我在此強烈呼籲廣大知識份子在當今中國社會腐敗橫行、道德淪喪、危機四伏的緊要關頭，改變過去的既得利益者心態和對當權者的依賴心理，堅守住知識份子的良知：

一，發出強大的理性聲音，針對各類狂熱思潮，包括狂熱民族主義等進行批判；

二，保持獨立人格與思想，不再迎合當局有意誤導民眾的宣傳；

三，面對中共對國人的迫害，發出反抗的聲音，或至少以沉默表達不滿。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曾經說過，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知識份子應該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中國正處在巨變前夕，一場民主革命不可避免。中國知識份子在未來當局與民眾的對抗中，應該毫不猶豫地站到無權力的反抗者一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