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號稱才子加流氓 薛暮橋喪盡天良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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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良知或良心，實際就是一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個人的良心」，是一個人判斷事物的正確與錯誤的底線。而「社會的良心」，就是指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在自由民主的國度，人們說「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那麼中國的知識份子又如何？據說著名學者鐘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說：「知識份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注意到鐘敬文先生把「是」替換成了「應該是」，陳述語態變成了虛擬語氣。我仔細研究歷史，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僅不是中國社會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沒有社會良心。他們沒有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道義感，就如他們在個人的生活中，缺乏道義和責任的私德一樣。他們會為了一己私利，昧著良心，充當極權專制的走狗。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社會對他們的盲目崇信，這些無良心無良知的知識份子，對中國的發展造成的極大的危害。

讓我們來看一位當年文藝界領軍人物的例子吧！1966年6月文革剛開始，舉行過一次國際國內作家的聚會「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討論會」。郭沫若致閉幕詞，題了一首詩歌《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在向毛澤東表忠心之後，郭沫若還意猶未盡，接著向在場的江青肉麻地朗誦他的詩歌：《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詩歌是這樣的：「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公開表態，應當燒掉他寫過的所有的書。我們也知道，這個燒書、砸文物的歷史任務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讚揚的「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江青領導下的文革小組所支持、操縱的紅衛兵完成的，經過最高統帥和副統帥親自檢閱的百萬紅衛兵「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在首都又在全國打砸搶燒殺的偉大得無以復加的大革命中，充當了歷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馬屁甚至到了這個程度：迫不及待地說自己「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郭沫若一邊無恥地拍馬屁，一邊對自己的親人不管不顧。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恩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

郭沫若號稱才子加流氓，為了私利反覆無常。有人諷刺他說是「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還說他「大風起兮雲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文革」中郭沫若甘心當專制獨裁的走狗，把學術當作了政治宣傳。今天已經沒有什麼人讀他的書。人們提及郭沫若的時候，總是把他當作是無良文人的典型。古人告訴我們說「文人無行」，這話說得很對。有多少文人擅長窩裡鬥。得勢的時候，他們曾經拚命表忠心，惡狠狠地批鬥那些同行。可是卻想不到，下一個批鬥的對象，恰恰就是自己。「文革」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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